在台北，「貴」本身已經變成一個符號：代表身分、地位、有特色，有時候也象徵品質好。但在諸多以昂貴聞名的各式養廳中，能像馥園這樣，如此吸引達官貴人的，恐怕屈指可數。
「我們這裡除了蔣經國先生和孫運璿沒來過，其他大概都來過。」馥園的負責人楊淑貞不經心地提起，宋楚瑜來也不見得能坐上座，「因為他太年輕」；而李登輝在沒有繼任總統之前，更是這裡的常客。
主張「家」的感覺
由於九年來累積的聲名，馥園雖然走高價位路線，每個人一進門、一上桌，最低消費額就是一千塊；但這位人稱大姐的楊老闆，在客人挑餐廳的時候，她可以挑各人；付帳不爽快的不收、服裝不整者不收、喧嘩鬧酒者不收。「我招牌上都不寫餐廳兩個字，就是怕引來一些雜七雜八的人。」楊淑貞強調，她只做她想做的客人。
不過，再怎麼看，馥園的外觀、甚至內部裝潢，都很難讓人連想它這麼貴、這麼「有原則」。
沿復興北路走，拐進一條巷子，這裡總是停滿了車，顯得狹迫。馥園的招牌並不大，門面就跟旁邊的公寓房子一樣，如果不仔細看，恐怕走過去也不知道這就是一家餐廳。
裡頭的房間採用中國式的設計，只是素淨，也沒什麼富豪之氣；但每個房間都蠻寬大，莫約十坪左右。這是楊淑貞主張「家」的感覺。所以在馥園兩家店面，連地下室一共只有六個房間。
既然要保持家的隱私、安靜、溫暖的氣氛，馥園是不提供菜單的，客人說出預算，馥園為他們配菜。楊淑貞粗粗估計，儘管馥園一頓飯八道菜(包括甜點)最高叫價一人份四千元，但主顧一般都訂一人一千五的菜單。
菜上桌了，魚翅、鮑魚是最受歡迎的菜餚，但分量跟其他餐廳比，實在袖珍。
早年在川菜餐廳當經理的楊淑貞，覺得大盤菜不但油膩，而且失去原味。在一趟日本之行回來後，她從日本菜悟出一條新路－－她要開一家餐廳，這家餐聽的菜沒有味精、五香、八角；份量不要多，中菜西吃。楊淑貞說「這對健康好，那些商人、做官的肯來，大概也是這樣想。」
貴得有代價
不知道是楊淑貞有先見之明，還是純然的因緣際會，上層社會愈來愈以「健康、運動、天然、低熱量食口出為風尚，馥園的生意也一帆風順，六個房間的席位，並不容易訂到。
「客人吃慣油膩，也想換口味。」四十歲左右的楊淑貞，一點不覺得自己菜餚份量少，就應該便宜。
她倒認為，別人一勺味精煮一桌菜，她要燉二、三隻雞的雞湯；別人一碗五百塊的魚翅，還摻香菇絲、雞絲，她一點也不放「雜質」。
「成本高啊，我的定價是有分寸的，」楊淑貞自認馥園算不上貴，她補充：「反正。他們可以報帳啊，總經理也是領薪水的。」
由於精緻、房間少、隱密夠，馥園的名氣雖然比不上一些大飯店、黃金地段的豪華餐廳來得響亮，但來慣馥園的人，就會一個帶一個，開始是靠楊淑貞過去的熟客，做生意的；然後這些商人一個帶一個進來；然後是商人請官員，官員帶官員。
事業有了基礎，馥園也多角化，開了一家小西點工廠(當然也很貴，一小包西點，十片左右賣一百五十元)。楊淑貞閒閒地表示，就這樣了，她不再擴張事業。
「很累的，一楊淑貞說，要走精緻路線，員工的訓練非常不容易。初中沒畢業的她，卻認定「想法不進步，做不出好菜」。所以她每年帶廚師、幹部到日本或香港等地觀摩。
就像她對菜色的要求一樣，她對員工一些行為上的細節，也很重視。看到服務生拿換下來的制服擦自己的鞋；或拿客人用過的毛巾擦桌子，她都會告訴他們，不要以為制服、毛巾反正要洗，就拿來亂用，什麼東西都應該有個秩序。
對工作有愛情
工作日復一日，楊淑貞甚至忙得沒時間逛街，對台北市的物價水準毫不知情。當她聽到一雙襪子可以賣到四千元，第一個反應是：「鉤破了怎麼辦？」但她自覺很快樂，「對工作有愛情，才會做得漂亮。」
在台北，最低消費額一人一千元的餐廳，愈來愈多，負擔得起的人，可以花一些人一個月的薪水吃一頓飯。在這個走勢下，儘管高價位並不等於高品質，馥園的經營，也許可算是一個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