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大數據不斷推動產業革命，也造成新一波的城市革命。而如何藉由人與科技的結合，打造智慧城市，也成為未來城市的競爭力所在。從英國智慧倫敦計劃、美國智慧城市發展計劃、日本的「i-Japan」、新加坡的「Smart Nation 2025」，到韓國的「IoT實證區域建構計劃——Global Smart City」，無不宣示城市與城市間的競爭早已開打。
這一波城市「智」造革命，台北市，也準備就緒了！
率先全台獲得ICF智慧城市首獎，台北市轉型「智慧城市1+7領域」
在發展智慧城市已然成為城市進化指標的現在，台北市的腳步，顯然比台灣其他城市快了好幾步。每年全世界都有4、500個城市報名參賽ICF智慧城市獎，從中選出 SMART 21、然後再選出TOP 7、最後決勝高下，而台北市早在2004年便入選「年度7大智慧城市」；2006年又在美韓英日中法等強國環伺中，贏得ICF 2006年度智慧城市殊榮。雖然受限於獲獎城市 10 年內不得再參與評比的規定。但台北市透過創新策略建構智慧城市生態系，並支持開放實證場域的模式，2019年新加坡Eden Strategy Institute進行的全球50大頂尖智慧城市排名，台北市以總分27.6，名列第16名。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與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發布「2020 IMD全球智慧城市指數」（IMD Smart City Index 2020）排名第8名，亞洲第二名，科技服務方面表現尤其亮眼。多年來在智慧城市的努力受到國際持續關注與肯定。
發展智慧城市是國家重要政策，台北市資訊局局長呂新科表示，智慧城市領域相當多元，以台北市為例，透過研究國外先進城市作法，並參考國際標竿城市的架構，推出「智慧城市1+7領域」，以「智慧政府」為核心，帶動「智慧建築」、「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健康」、「智慧環境」 、「智慧安防」 以及「智慧經濟」等7個面向。
開放實證場域，創造城市的生活實驗學
智慧城市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每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狀況都能有妥善的照顧。所以人的需求在哪裡，智慧應用就會在那裡，而城市正是創新科技最佳的試驗場，「這也是柯市長在2016年提出的『Living Lab』概念」，台北市資訊局呂新科局長進一步解釋，「Living Lab生活實驗室」概念源自MIT(麻省理工學院)，強調實驗應跨出實驗室、走入真實生活環境，深度了解民眾的需求，並解決來自城市環境中的挑戰。隨後諾基亞公司把Living Lab概念帶到芬蘭，也開啟歐盟採用生活實驗室作為創新政策的敲門磚。而芬蘭版的Living Lab--赫爾辛基Kalasatama智慧城市區生活實驗室，更成為全球智慧城市的典範。
「台北市在跟隨歐盟國推動Living Lab時，也同時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機制」，呂新科認為台灣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第一是擁有低度的數位落差，不論是教育還是基礎建設上是非常均值的；其次是民眾、公務員素質好；再者，台灣ICT產業供應鏈完整且多元，台北也繼承這些整體優勢，因而相較國外，台北起步雖晚，成效卻相對的高。在邁向未來的過程中，台北市成為一個充滿各種可能的實證場域，全台首座24小時不打烊的「iTrash智慧垃圾桶」，已經在臨沂街「實證」了3個月，下一階段，內湖也即將跟進；而每晚在信義路出沒的藍色小巴士，就是即將上路的5G自駕公車、公宅智慧社區的智慧電網、智慧電表、智慧停車、智慧路燈、甚至是智慧病房，還有因為防疫而開發的口罩自動販賣機、讓時代雜誌驚嘆的小巨蛋音樂會智慧防疫機制，在在顯示著：智慧城市的藍圖，離我們的生活更近了！
3階段創新模型，5年淬鍊最Smart的台北Model
讓呂新科引以為榮的，是連國外都非常推崇台北市的經驗和模式！身為「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執行長，呂新科的首要任務，就是擬定具體方針，開放場域，讓有興趣的業者帶著創新方案，共同在城市的場域中進行智慧方案實證，實踐智慧應用的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s, PoC）。這是少數在公部門藉由建立專案協調機制，以突破原有的科層架構及行政分工，並由「政府出題、產業解題」模式落實公私民協力的社會創新，整個計畫主要以「Top-down」與「Bottom-up」兩種方式推動。
「Top-down」是指由上而下、由公而私的施行模式，由公部門主導研擬計畫，再透過資訊局等相關單位引介合適的創新科技。目前正在推動的智慧交通、智慧公宅、智慧健康照護、智慧教育與智慧支付等政策都是採用這種模式。「Bottom-up」則是由下而上，開放民間業者主動提出公共事務的創新解決方案與技術，「民間往往可以提供很有養分的創意」，像室內裝設WIFI無線波，無須穿戴式裝置，就可以偵測家中老人是否跌倒。
這些案例在概念驗證的過程中，會透過實證場域來試驗民眾的接受度、記錄實驗數據；驗證完成後進入機會評估，從所有的技術、操作可行性與環境、市場的接受度，判斷如何調整或是否納入政策。這3階段性創新模型：1. Poc概念驗證2. Pilot小規模落地試導 3. 最後Scale up(擴大落地)。這是台北市成功的創新和成長模型，讓創新的過程變得比較smart，同時避免創新的成本和風險，是台北市在這五年期間，經過淬鍊、經驗出來的model，呂新科稱之為「台北Model」。
公私協力，創造政府、市民、產業共榮的生態體系
在第一階段，台北市政府只要協助協調場域、法規及相關的行政流程，驗證成本由廠商自行吸收。到了小規模落地階段，就會回到公開招標機制。如何可以擁抱創新，又可以控制在最低的風險與成本之下？台北市政府做到了。
堅持用創新的作為與策略，主要是希望帶動台北市在整個進步的演化過程，吸納更多的資訊與資源，讓來自民間、學界、產業界的創意，透過公私協力，落實智慧城市政策的機制。再者，呂新科認為產業必須要介接在一個開放型的實驗場域，去試煉他的創新方案，讓產業更具實務性、更有競爭力，未來得以立足國際，「這樣做也是在扶植產業」，他強調這是多元價值的共創機制，社會創新如果能這麼做，絕對是多利的。
「台北市的創新應該回到生態系，鼓勵多樣態性，成為一個健康又豐富的生態系」，從市民的需求出發、媒合各大資通訊廠商，創造一個政府、市民、產業，三者共榮的生態體系。
實證成果，讓城市變得更有智慧
堅持做對的事，讓時間來驗證成果，一直是呂新科努力的方向，畢竟一座城市的進步不在光鮮的硬體與技術，而是如何體現與市民生活的和諧互動，讓資訊與科技成為推進市政與市民生活的良性循環，這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呂新科舉「iTrash智慧垃圾桶」為例，從107年開始進行概念驗證，今年11月將在內湖文德二號公園等5個點，進行擴大試辦。不管是垃圾、廚餘、回收的瓶瓶罐罐，都可以一站式做回收，而且結合悠遊卡，透過智能控制，連味道都可以被冷藏密封、桶量警訊通知、定時回收，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對於自駕公車，呂新科大讚台灣的創新力與技術力，絕對可以和無人駕駛領域的Leader以色列競爭！台北市身為台灣的領頭羊，在新創的高科技上面絕不能缺席。從106年到現在即將試乘，呂新科開放信義路長達13.7公里(為全台最長申請路線)，雙向測試路線共12.3公里，自駕部分8.5公里，中間經過19個路口、 27 個公車站的場域，作為自駕的實驗開放場域，不僅場域非常複雜，還涉及到未來發展很重要的關鍵技術如高精密的地圖系統、多元感應的整合系統平台、模擬眼睛的感應器、相機等，再做智能化分析。團隊還把路口提升為智慧路口，用5G及車載設備做搭載，這些不僅是智慧城市的基本配備，更是產業未來的競爭力所在！
台北市：全球智慧城市策略的「遊戲規則改變者」
台北智慧城市計畫執行至今，持續獲得新加坡伊甸園戰略研究所(Eden Strategy Institute)、IDC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SCAPA)的肯定，前IDC亞太區副總裁Mr. Charles Reed Anderson不僅十分贊同台北智慧城市推動策略，更以『此一策略可能成為全球智慧城市策略的「遊戲規則改變者(Game Changer)」』，給台北市莫大的肯定與鼓勵。
智慧城市，無法橫空出世，在實證過程中的Try & Error，不代表浪費公帑；看到其他國家或城市成功了才敢套用，也不代表這是最好的執行方式。呂新科認為公部門在這實驗的過程，也可以打開思維，調整自己對新創的觀察，累積經驗，探索整個城市的成長脈絡跟軌跡，用智慧，打開你對未來的無限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