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免體系的動盪，我們需要政策改革和私部門的領導力。首先，最重要一項步驟，是重新賦予政府權力，畢竟，資本市場需要監督。不只如此，還需要有使命感的企業領導人，以更好的工具來衡量企業真正的成本。
文／史考特．拉皮爾 Scott LaPierre
哈佛商學院教授瑞貝卡．韓德森（Rebecca Henderson）所寫的《在著火的世界中重新設想資本主義》（Reimagining Capitalism in a World on Fire），建議一些方法來扭轉企業在過去半個世紀造成的損害。她在這本書大約三分之二的地方指出，對環境有害的產業或許有可能有效地自我約束規範。「這是希望之後接著絕望的故事，」她說，「然後再接著出現一些微弱的新希望。」
這段話大致總結了我最近讀書的情緒變化。我蜷曲著讀了一些以資本主義和金融現況為主題的非小說類書籍，這些著作發人深省，往往毫不留情。在我腦中，這篇文章適用的標題，包括輕鬆愉快的「改正資本主義」、有點驚恐的「資本主義能改正嗎？」，甚至是徹底浮誇的「資本主義最好肯定能自我改正，因為沒人能改正它，這裡有些最後一搏的構想。」
對於還不確定這個重要的龐大體系是否已經崩壞的人來說，有幾本新書為他們描繪令人信服的景況，像是極不利永續發展的不平等現象、腐敗的政治流程，以及迫在眉睫的危機。這個危機很大部分的原因來自金融系統；大約40年來，金融系統都以短期獲利為第一優先，而且為了達成這項目標，有系統地移除所有會阻擋它本身最糟動機的任何限制。
不貪婪的善良怎麼這麼難！
《金錢如何變得危險》（How Money Became Dangerous）提醒我們，金融業曾是老式的服務業，默默促進經濟穩定與經濟成長。銀行家克里斯多福．瓦雷拉（Christopher Varelas）的漫長職涯，從1989年在索羅門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當暑期實習生開始，他在本書中〔與丹．史東（Dan Stone）合著〕，帶領我們認識現代金融的原罪，例如，書中告訴讀者，公司從私人合夥到公開上市的過程，讓銀行難以拒絕誘惑，用現在屬於別人的資金，進行愈來愈大的賭注。瓦雷拉在開頭問道：「如果不用再害怕會賠掉自己的資本，我們還應該當好人嗎？」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和他的銀行家同行，都在苦苦思索究竟要如何在鼓勵貪婪的體系中保持善良。
畢竟，如果沒有意外，要是被不夠光明磊落的人掌握這種情勢，就會直接導致非常糟糕的行為。在《破壞：金融的潛藏本質》（Sabotage: The Hidden Nature of Finance）中，倫敦大學城市學院（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政治經濟學家安娜絲塔西亞．內斯維塔洛瓦（Anastasia Nesvetailova）與羅南．帕蘭（Ronen Palan）指出，在真正有效率、公平且競爭的市場中，很難獲得超過營運成本以上的利潤；因此公司，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公司領導人，設法變通、打破或改變規則來取勝。這些作者舉出一些糟糕透頂的案例，從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詐騙自己的顧客，到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被不道德的對手打敗垮台，來闡明這個觀點：「如果你想在金融業發財，甚至是發大財，就必須想辦法破壞你的顧客，或你的競爭對手，或者是政府。」其中成就最高的人，會設法一口氣破壞這三者。
金錢的唯一目的是賺更多？
這就回到瓦雷拉使用的形容詞，這種市場操控很危險，而最直接危及的是被它剝削的人。當金融業金字塔頂層的人享受巨額利益，過多風險和損失就會被轉嫁給中層與較低層的勞工。
高利息信用卡、房貸與車貸，是較常見的例子，顯示金融業如何以社會學家林庚厚（Ken-Hou Lin）與梅根．托比亞斯．尼利（Megan Tobias Neely）敘述的方式，「奪走顧客的收入，奪走製造商與商人的營收。」在《剝奪：金融時代的不平等》（Divested: Inequality in the Age of Finance）中，林與尼利主張，如今「金錢的唯一目的就是賺更多錢，」而不是創造有價值的事物。同時，個人債務的「蜘蛛網」，也取代了社會安全網，讓許多人陷入更不穩定的財務狀況。作者補充說，超高額的獲利、薪水與紅利「都不是源自這個行業對經濟的貢獻，而是源自市場力量的集中、政治糾葛，以及對公共政策的私人干預」。所以，金融產品的普通消費者，其實是為了很少的好處，付出很高的代價，與人們認為自由市場應該提供的結果正好相反。
由此浮現出來的整體樣貌，就是財富重新分配：從窮人與中產階級，重新分配給企業與巨富，後者運用這些利益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優勢。從歷史上來看，這個過程不會自行逆轉。我們回顧過去尋找指引，發現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好消息是，綜觀歷史，不平等與經濟失調已膨脹到危機關頭，而我們一直都能成功改革。壞消息是，改革通常發生在猛烈的決裂之後。
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資本與意識形態》（Capital and Ideology）中提出權威研究，說明在人們時而合理化、時而質疑社會不平等的過程中，思想與論述發揮什麼核心作用。本書提醒我們，政治起義、金融崩潰與戰爭，像是法國大革命、經濟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推動改變的因素。為了處理極端的不平等，皮凱提說：「社會需要能定期重新定義與重新分配財產權的機構。」如果缺乏這種機構或這種機構失敗，「會提高採用更激烈、但較無效解決方法的可能性。」
需要善良、有決心的個人
那麼，那些微弱的新希望是什麼？上面提到的所有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都同意，最重要的一項步驟，是重新賦予政府權力，雖然他們對這一點的含義有不同看法，例如這是否代表要推動更有效的法規、累進稅率、財富稅或其他措施。「總而言之，市場需要成熟的監督，」韓德森寫道。
但除非政治癱瘓與管制俘虜（regulatory capture）不知怎麼地神奇消失了，否則還是要由著眼於未來的企業領導人動手滅火。（編按：管制俘虜是指，規範管制某些經濟或政治實體的機構，卻反過來增進這些實體的利益，或被這類實體所掌控。）韓德森提出很有啟發性的案例，呈現有使命感的高階領導人為多方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對，也包含股東），而沒有巧取豪奪、剝削利用或損害環境。
這就是她為資本主義提出的解決方法的核心。她希望企業主管能以更好的工具，來衡量企業真正的成本（往往是隱藏的成本），並以更細緻、更有包容性的指標，來描述成功。訊息很明確：需要善良、有決心的個人，來迫使整個體系在發生動盪之前重新調整。私部門領導人，特別是因為數十年來市場的價值創造與財富分配效率低落而受益的那些人，必須率先投入。
（游樂融譯自“One Last Chance to Fix Capitalism,” HBR, March-April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