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傍晚的東莞市長安鎮，沿著人稱「台灣街」的鬧區一路走來，熟悉的上島咖啡、永和豆漿、休閒小站、珍珠奶茶隨處可見。在精品服飾店裡，不時會傳來台灣最流行的孫燕姿在風箏專輯中的悅耳歌聲。若不是偶爾看見大陸公安在街上巡邏，還會讓人產生錯覺，彷彿置身在台北街頭。
再把鏡頭拉到台灣人所開的長安海悅花園酒店，又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酒店大廳一側的沙發上，坐著各個國籍的商人，沸沸揚揚地討論著今天又去哪家廠商、簽定哪些合約……。每隔二、三十分鐘，大廳會傳來一陣陣清脆的鈴聲，提醒要趕赴香港機場搭機的商務人士，要準備搭乘直達香港機場的通寶巴士。
每天往來香港、東莞兩地的巴士，載運許多商人進出東莞，也帶進許多的商機進入這個忙碌的工業城。
熙來攘往的各國商人、工廠裡的大陸勞工，及街上奔馳的貨櫃車，描繪出東莞的容貌。
曾經有人指出，如果將東莞到香港的道路封鎖的話，將會導致全球70％的電腦產品嚴重缺貨。這個淺顯易懂的比喻，凸顯出東莞在全球的電腦周邊產業中，角色舉足輕重。
五千多家的台商工廠，與超過六萬人的台籍幹部，集中在這個面積兩千六百平方公里的東莞市。東莞除了是大陸台商最密集的地方以外，更重要的是，台商在東莞十多年的投資設廠，建立起完整的資訊產業上下游供應鏈，「客戶只要在東莞走一圈，就可以拼出一台台的電腦，」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東莞台商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明致形容。
位於珠江出海口西側的東莞，從一個以荔枝聞名中國的農業小縣，搖身蛻變成全球最重要的電腦產品生產基地，營造成一個外貿出口151.5億美元、出口創匯僅次於深圳、上海的工業城。也為東莞市帶來70.69億元人民幣的財政收入，及22.2％的經濟年平均成長率。
十餘年前，東莞這個唐明皇所寵信的楊貴妃所佇望的荔枝產地，還是個遍地稻黍的農村，現在已成了一處巨型的「沒有圍牆的加工區」，到處可見一座座的翠綠小山，不斷地被挖空剷平，土地上矗立起台港商的工廠。
東莞經過台商十餘年的建設，雖然建立傲人的東莞經驗；但近幾年來，投資環境日趨惡化，東莞的光芒已逐漸被吳江、昆山等地奪走。
根據台灣區電機電子公會，在2001年1月公布的「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報告」中顯示，台商最早投資的東莞居然在四十多個都市中敬陪末座，究竟東莞發生怎麼樣的問題？「法政秩序的改善卻跟不上經濟成長的腳步，」東莞一名台商指出。
台商是東莞外資的主力部隊
東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都市，自從1987年大陸開放經濟改革、中共前總理鄧小平南巡以來，占盡地利之便，成為台、港商最先登「陸」的地點。東莞距離香港僅兩小時車程，距廣州一小時車程，廣深高速公路貫穿東莞，聯外交通網四通八達。
許多產業也在東莞找到企業的第二春，東莞練兵十年，創造全球第一的奇蹟。
東莞這個華南沿海都市在中國近代史中，往往扮演著外國勢力進入大陸的第一道門戶。1840年，清朝大臣林則徐在東莞的虎門，毅然地銷煙力抗英美的帝國主義，點燃了鴉片戰爭的戰火，鎖國的清朝也在戰爭後，西力漸進，開始面對歐美的船堅炮利。
一百六十年後的今天，東莞虎門的林則徐銷煙池依然存在，並成為中國大陸反帝國主義教育的重要一環。但此刻的東莞，卻也在十多年前迎接另一股海上新興勢力——台商進駐東莞，並從華南逐步北上，敲開大陸的內需市場。
東莞經驗的背後，是由為數眾多的台商建立的產業鏈所堆砌。東莞東聚電業董事長、也是前任東莞台商協會會長的葉宏燈分析，東莞十餘年來的發展，最早為同是廣東老鄉的港商，接下來是台商。
台商約從1989年前後開始大規模的前進東莞，台商在東莞投資設廠的特色在於，均由大型廠商「像拎一串粽子」，將所有的協力衛星廠商一個拉一個地拉進東莞，也順勢建立起完整的產業上下游供應鏈。
如今台商已是東莞外資的主力部隊，以電子製造業來說，根據東莞台商協會統計，東莞總共有近兩千家電腦資訊業，台港澳資占80％以上，也聚集超過兩百八十家的台港上市公司進駐東莞。
東莞也是全大陸台商最集中的地區。葉宏燈指出，根據大陸官方的統計，目前大陸有四萬八千家台商，廣東占三分之一，東莞又占其中三分之一，約為五千家台商。其中以電腦周邊、電纜、塑膠、鞋業、電機機械、家具為大宗。
被視為夕陽產業的製鞋、皮包業，在華南沿海都市尋得新生命。太祥證券研究部資深研究員廖繼瑜指出，台灣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在生產成本的考量下，第一波台商紛紛前進大陸，在東莞、深圳落腳。台商在這裡享用低廉的人工、土地成本，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並且創造許多世界第一的奇蹟，「這些產業在台灣是被高昂的生產成本所壓死，但在大陸卻有機會獲得新生。」要在台灣等死，還是到大陸送死？
「在台灣是等死，」一位東莞台商一語道破製造業在台灣的困境。雖然到大陸設廠投資，仍有「送死」的可能，但總不能在台灣傻傻地等死。
廖繼瑜進一步解釋，雖然目前台灣都把焦點放在電子產業，但傳統的製造業在大陸，憑藉著「愛拚才會贏」的努力與不斷地產品創新，展現出比電子業更好的企業韌性。
許多產業進駐東莞練兵十年，脫胎換骨成為全球前幾大企業，並且雄據一方。
台灣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的亞洲光學，在東莞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光學鏡頭工廠；同樣也是來自潭子加工出口區水龍頭業者成霖，則是在深圳成為亞洲最大的水龍廠商；而工業縫紉機廠商高林也在深圳布建全球第三大的縫紉機工廠。
「get big，or go out（成長擴張，否則出局），」高林總經理特別助理林誠文指出，大陸投資必須將經營規模做大，獲利必須是台灣的數倍，西進大陸才有前途，「規模不做大，就不要來到大陸。」
許多工廠原先在台灣只是下游裝配廠，來到東莞後，因為低廉的生產成本，轉型成中上游廠，掌握原物料與零組件的製造，建立起垂直整合的一貫化生產體系。「這種整合在台灣是看不見的，因為業績的成長，往往被高昂的生產成本所抵消，」廖繼瑜指出。
「根留台灣，在大陸茁壯，邁向全球第一，」成霖企業資源處副總經理顏國基歸納出台商的成功方程式。台商透過這種營運模式，寫下一篇篇的台商傳奇故事，也正由於大陸這片沃土，涵養了急需轉型的傳統產業，鍛鍊出與國際大廠對決的堅強戰力，東莞成為台商邁向國際化的練兵場。
人脈豐沛，合作加倍
台灣之所以能夠創造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究其原因，除了當年政府提供優渥的投資條件外，更重要的是綿密的產業及人脈網絡，縮短交貨期，提升競爭力，而這套台灣人獨有的人脈網絡也帶進東莞等地。
二十一世紀是個速度競爭的年代，台商在大陸所建立的人脈網絡，正是台商與日、韓廠商競爭的最大本錢之一。葉宏燈解釋，一般客戶在美國訂貨，從訂契約、製造就要四個月才能交貨，但台商接單，十四天就可送抵美西交貨，「關鍵就在中國文化的人脈網絡。」台商談生意不必冗長的訂契約過程，一通電話就OK，關鍵就在大家熟悉的人際網絡。
台商初到東莞，打破過去在台灣既有的互相認識的關係，透過台商協會重新連結台商的合作關係，並且自然形成分工。平時彼此相約打打高爾夫球、唱卡拉OK，或是一塊兒吃檳榔的文化，「在卡拉OK、檳榔之間，就培養出濃厚的默契，生意就這樣談成，」葉宏燈說。
老廠商協助新進廠商，原本不相識的台灣業者，透過這層關係串聯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中小企業經濟實力，將台灣經濟奇蹟的產業人脈網絡，直接複製到東莞。
除了傳統產業在此練兵壯大外，東莞地區近鄰香港，有利於行銷、人工充沛等優勢，也吸引台達電、光寶、金寶及致伸等電腦相關零組件廠商都聚集於此，並且逐漸形成產業的聚落效應。
東莞最大優勢在於擁有各種電腦周邊、零組件廠商。旭麗電子中國區總經理葛明輝指出，除了CPU、記憶體以外的零組件，都可以在東莞地區得到供應，且絕大部分零組件送貨到廠的時間在三十分鐘以內，較遠者也僅需兩小時左右。
東莞已成為台商個人電腦相關產業的匯集地，從上游到下游的產業齊全，形成了一個產業網絡，企業可以節省採購成本和時間。
一天當三天用，損兵折將
台商離鄉背井，單身赴大陸投資設廠，背後所背負的沈重壓力卻不是一般人所能夠理解與感受的，「一天當三天用，以廠為家，」成霖潔具執行經理張大英道出台商的生活寫照，「打死不退」的堅毅精神，推動企業持續成長。
此外，台灣人特有「打落牙齒和血吞」的敢拚精神，也是驅動著台商在東莞不斷向前進的原動力。
入夜後的東莞長安霄邊工業區，筆直寬敞的馬路一片漆黑，唯一照亮道路的是兩旁一家家的台資工廠，而在每家工廠內都有辛勤的台籍幹部日以繼夜地工作著。
台籍幹部在大陸是沒有工作與休閒的分隔，「在台灣，假日可以陪陪家人出去玩，」東莞旭基橡膠事業部財務部經理丁正聲指出，但台灣人到大陸工作，對家庭親情絕對是犧牲。
在中國大陸卻因為缺乏完整的生活、休閒機制，台籍幹部往往下班後，回到廠區內的台幹宿舍吃個晚飯、洗個澡後，繼續回到工廠內加班，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小時，時時必須盯住大陸員工的工作狀況，工作的壓力遠高於台灣的數倍，然而缺乏了家庭親情的支撐，在堅強的外表下，內心更顯孤單。「除了工作還是工作，沒有絲毫的喘氣機會，」葉宏燈說，大部分人只看到台商光鮮亮麗的一面，卻很少有機會瞭解打拚的一面。
「來大陸工作必須更努力好幾倍，否則不必來大陸，」成霖潔具經管部副理鍾啟川表示。在台灣失業率節節高升的年代，「許自己一個未來」是這些離鄉背井的台灣人對於神州大陸的一個憧憬。
台籍幹部來到大陸工作，承受許多的親人、同事間的壓力，台籍幹部除了必須面對來台灣的同胞競爭外，甚至於逐漸展露頭角的大陸籍幹部，也正虎視眈眈地爭取高階職務。台商就在這種兩方夾擊的狀況下，強忍心中的孤寂與無力感，前仆後繼在大陸逐步開創一片天地，但也折損許多的台商精英。
事業壓力加上缺乏休閒活動，不少台商不知不覺中身體弄壞。葉宏燈回憶起1993年台商協會剛成立時，每月常跑三、五趟殯儀館，為正值壯年期的台商辦喪禮。
歸咎台商猝死的原因，不外乎因工作壓力過大與缺乏休閒運動，而導致的高血壓、心臟病及中風。於是台商協會成立休閒活動委員會，提倡高爾夫球等健康的休閒活動，透過打高爾夫球等活動，不僅逐步降低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也聯繫了眾多台商的情感。
台達電、亞洲光學、成霖、高林等在東莞發跡的成功企業背後；其實，還有更多的台商尋夢不成、鎩羽而歸的案例。
台商基於低廉的人工成本，搶進大陸，建立龐大的生產基地，「在台灣五十個人，到大陸就變成五千人，」顏國基指出，台商往往輕忽大陸員工的管理，導致營運虧損，打包回到台灣，甚至於沒臉回到台灣，流落東莞厚街、長安街頭。
例如，有一家台灣的吊具業者，在兩年前赴大陸東莞設廠，因為貪圖大陸便宜的人工、土地成本，過度擴張生產規模，但卻也未妥善進行管理，業績的成長跟不上超過四千人的人事支出，最後經營不善而倒閉，而這些經營不善的投資失敗案例比比皆是。
除事業成功的台商外，還有更多的失意落魄台灣人滯留東莞，在兩岸的經貿往來夾縫中求生存。鍾啟川表示，曾經在KTV裡，見過幾個經商失敗的台灣同鄉，無顏返台，而每天都到KTV裡尋找台灣人聚會的場合，利用同是台灣人的情誼，趁機飽餐一頓。
東莞是一個給予台商築夢的希望園地，但卻也有更多的台灣人在此跌了一跤，灰頭土臉回到台灣。
計畫不如變化，法令朝令夕改
台商在東莞屢創璀璨的成就背後，揮之不去的是對於投資環境惡化、人身安全的擔憂。
大陸整體投資環境的不穩定，朝令夕改的法規也讓台商無所適從，尤其是關稅法令的更改，更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一位熟悉大陸投資法規的台商指出，前幾年大陸頒布新稅制，外商進口原料要被課徵17％的增值稅，等到產品出口核銷後再退9％的稅。「17％的增值稅，連淨利3～5％的電子公司都繳不出來，何況是其他傳統產業，」他說。
除了海關稅法的不合理外，海關人員的素質與操守，也是外資企業最頭痛的問題。一位台商形容被海關人員刁難，明明內襯是用紙類材質，但海關卻是一口咬定是牛皮，判定違反當初申請通關的內容，「這擺明要來刁難廠商，」他激動地表示，大陸海關「人治」色彩濃厚，對於進出口貨物的種類認定不明確，造成業者在報關時無形壓力與障礙。
在東莞台商圈裡，普遍常要面對海關「假查稅、真敲詐」的狀況。林誠文表示，台灣中小企業在選擇進入大陸市場時，大都未藉由企業顧問公司進行投資環境的評估分析，往往由業者本身或是協力廠商介紹，貿然赴大陸投資。業者在不瞭解大陸海關稅法的情形下，時常誤觸法網。
以來料加工廠（當地政府提供廠房與勞工，委由台商專責生產管理與進口原料、出口產品）為例，業者每年都要進出口數千項原物料，但因東莞的海關並非一級單位，資訊化程度低，報關程序繁瑣，台商只要不小心寫錯一個申報的數字或是項目，進出口的貨物與申報的內容有些許差異時，台商下場是輕則重新申請批文，重則以「走私、核銷不實」的罪名起訴，就必須花錢消災。
大陸的報關程序的最大問題出在「合同管理」，葉宏燈解釋，由於合同管理，業者在申報免稅的原物料進口時，貨物報關的內容與數量缺乏彈性與效率，海關的作業流程仍沿用計畫經濟模式，「而非市場經濟」。目前大陸政府也開始正視這個問題，逐步進行海關報關程序與稅法的改革。
但在大陸中央嚴打的政策下，近年來大陸海關大力查緝走私，東莞有十多位台商被扣，這些台商因為報關手續不合規定，延伸出盜賣合同、盜賣批文合同等，全被以走私名目扣押。根據中共的法令，走私最高可判死刑，「前幾年中國就槍斃了九個海關關長，」葉宏燈強調。而2001年7月底深圳海關關長趙玉存因受賄917萬元人民幣，被判死刑。
走私被判死刑歷歷在目，今年初東莞發生海關以「防堵走私」進行查緝動作，將來自台灣的被動元件廠五名台籍幹部收押至看守所，雖經過東莞台商協會居中斡旋，但台商的走私案如何判刑，端賴大陸對於走私的「認定程度」而定。
另外，從事非法內銷，也是海關常用來查廠的理由。在東莞，部分台灣上市上櫃公司曾發生過整個工廠的台籍幹部全部被抓去關，整個公司停擺時有所聞。海關的「查廠查稅」對於台商形成寒蟬效應，也是台商每天所要面對的夢魘。
除了不小心誤蹈法網的台商外，也存在一些不肖的台商利用免關稅的優惠，以原物料進口名義輸入消費商品，進行走私內銷，以獲取暴利。這種走私的行為，加重海關的查廠查稅，「也給了海關假借查稅之名，向台商收取回扣的機會，」游姓台商說。東莞台商長期處在一個「查廠查稅」的無形精神壓力之下，繁瑣及風評不佳的海關，成為東莞投資環境惡化的首要因素。
目前尚有近六十位的台商因走私、印假鈔等罪名，被關在東莞看守所內超過五年以上。每逢佳節倍思親，部分台商的權益在兩岸矛盾的政治現實下，遭到無情的犧牲與壓縮。
當政府無法提供法律方面的援助時，這一群台商只好自立救濟。基於對台灣同鄉的情感，每年農曆春節等三大節，葉宏燈均會號召東莞台商協會的成員，前往看守所探望這群被台灣所遺忘的同鄉。
東莞對於多數的台商而言，是一個又愛又怕的地方，喜歡它的距離香港近，但怕它的是治安、法規繁瑣。雖然東莞距離香港僅兩個小時車程，「但是大陸海關百般刁難的話，這一段路遠比美國更遠，」一名台商道出投資環境的困境。
外移人口多，治安惡化
另一個最令台商詬病的是——東莞的治安，層出不窮的搶劫案件時有所聞，威脅著台商的人身安全。
入夜後的東莞市長安、厚街等台灣人聚集的城鎮，鬧區各街角均有荷槍實彈的公安、武警四處巡查，更增添打擊犯罪的肅殺氣氛。
台商為東莞帶來了經濟的繁榮，但隨之而來，卻也是日益嚴重的治安惡化問題。隨著台商在東莞的經濟規模擴大，大量引進內地勞工，東莞的富庶吸引許多外地的盲流湧入，這些外移人口不能在當地落戶與工作，時常聚集在工廠附近等待工作，形成東莞治安的死角與四處流竄的不定時炸彈。
無業的盲流人口為求生活，時常打劫路上行人的隨身財物。東莞一名台商指出，搶匪的作案對象已經開始從台商蔓延到大陸籍員工，曾經有一位準備報到的出納小姐，於工廠門口等待部門主管時，在眾目睽睽下立刻遭到搶劫；更誇張的是，甚至於有一位業務員在一個月內，連續兩次慘遭摩托車搶匪搶劫行動電話。
為打擊嚴重的治安問題，7月中旬東莞市公安部門舉辦一場嚴打的誓師大會，宣示打擊犯罪，並且從廣東省調集約三千名的武警掃黑，計畫透過強勢的武力將組織犯罪趕出東莞，但黑道的勢力就像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實難無法根絕；外地來的盜匪往往在東莞幹一票後，就逃到其他縣，甚至於有發生過越省犯罪，讓東莞的公安疲於奔命，每年仍有台灣人在東莞失蹤。
多數的台商都不看好這個嚴打的成效，夜晚時寧可待在工廠內的台幹宿舍，不敢到處亂跑。如需要交際應酬，則是結伴共同參加，彼此有個照應。
台商除了要注意工廠圍牆外的治安問題以外，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警覺，防止工廠內的員工「內神通外鬼」，盜賣公司內的重要零組件。
在東莞電子工廠外面的電線桿，時常張貼著「高價收購電子零件」的小廣告，「這就是有人專門在收購偷來的電子零件，」一名台商指出。由於工廠內許多高價的零組件與成品，引起心存歹念的員工覬覦，利用不注意時候將一些產品整包丟到圍牆外，轉售換取現金，造成業者的損失。
此外，部分大陸員工的監守自盜行為，也困擾著台商。一名台商指出，曾有一家台商的工廠，雇用一名大陸籍收納員，這位員工平時表現正常，台商就委以收帳的重任，在前幾次的收帳都按照規定，將應收帳款收回，但在有一次收數萬元人民幣的帳款時，卻心生歹念，捲款潛逃。甚至於也曾時常發生，公司的司機將汽車偷偷開走，盜賣公司的財產等案件，「後來會計與司機等工作都只敢找當地村里的人，因為出狀況後還找到人。」
在大陸投資設廠，不能只是看中低廉的人工成本，更重要的是，要針對僱用的員工進行考核工作，避免類似的管理問題一再發生。
北擴華東，布局大陸
隨著長江三角洲的上海、吳江、昆山等地的積極招商，提供優渥的投資條件，東莞在治安、海關等投資環境持續惡化下，吸引台商青睞的籌碼相形失色。
東莞是1987年開放改革後的樣板都市，代表的是以各種條件吸引外資進入東莞，但卻又缺少完整的產業政策與都市規劃。東莞雖然因為外資而變富裕，但也因為缺乏規劃，導致社會治安亮起紅燈，海關等法制面的改革跟不上經濟規模擴張的腳步。相較之下，長江三角洲則是顯示出另一番清新的投資環境，吸引未來新進的廠商優先選擇進駐華東。
不過，一名台商指出，長江三角洲只是剛開始招商，將來難保不會像東莞一樣的亂。
部分東莞台商在考量大陸布局，相繼赴華東設立營運據點，被視為東莞台商北移華東的前兆。葉宏燈不苟同這種講法，他認為「應是台商北擴，而非北移。」根據東莞台商協會的統計，尚未有任何一家取得內銷權的台商，將華南的營運基地結束掉，北移到華東等地，大都在華東設分公司，並且華南、華東兩地同時營運，「大陸很大，不能只在華南布一個局，應北擴華東、華北。」
「畢竟建立十多年的東莞台商產業、人脈網絡，不是輕易在四、五年內會被華東取代的，」葉宏燈表示，華南地區的投資環境優勢在於完整的產業供應鏈與台商人脈網絡。
但葉宏燈也不諱言指出，在兩岸實施三通後，香港的貨運轉運的樞紐地位，將逐步被上海等地取代，「這一點東莞政府也很清楚瞭解，並且開始從海關、治安等方面逐漸改善，避免被長江三角洲所追上。」
隨著台灣的投資環境惡化與政治不安定，對於為求生存而被迫遠離家鄉的台商來講，東莞與諸多的大陸都市仍然散發著致命的吸引力，迫使台商走出台灣的框框，奔向全球市場的練兵場。「因為那裡看見了機會與希望，而這是台灣所沒有的，但卻也充滿著風險，」葉宏燈說，東莞台商就在這種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下，在大陸市場披荊斬棘，闖出一片天地，也寫下一篇篇「富貴險中求」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