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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中國觀:伏爾泰狂熱地讚揚,黑格爾卻不看好?

中國與18世紀的世界
文 / 一流人    
20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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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中國觀:伏爾泰狂熱地讚揚,黑格爾卻不看好?
《姑蘇繁華圖》繪製於1759年,是清代畫家徐揚所繪反映蘇州城繁華盛況的畫作。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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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至18世紀中葉,中國普遍受到西方人的傾慕。這大部分得歸因於天主教,特別是耶穌會傳教士的著作與書信在西方廣為流傳,這些傳教士在龐大的中國人口中看到傳教的遠景。雖然大多數的天主教傳教士亦察覺到中國若干內在積弊,不過他們大抵延續耶穌會士利瑪竇的觀點。利瑪竇於1583年至1610年寄居中國,他十分推崇中國人的勤奮、國家官僚制度的齊備、文化傳統之中所蘊含的深邃哲理,和統治者的無上權威。

康熙年間,在華傳教活動由法國耶穌會士主導,他們對清初的中國更是充滿溢美之詞,意在向「太陽王」(Sun King)路易十四請命,企圖說服出錢出人,支持傳教士。這些諛詞描述傳達的重要想法是,儒家典籍的倫理意涵證明中國是一個深具道德情操的國家,而且曾實行一神論的宗教形式,而這與猶太教跟基督宗教傳統共同所體現的精神相去不遠。因此,稍加努力之後,中國人就可以回復固有的價值觀,不用刻意強迫,他們也會改信基督宗教。在促進中西方哲學與道德價值的同時,中國學者也幫助天主教傳教士們將孔子的經典之作《論語》,翻譯成拉丁文。拉丁文版的《論語》在一六八○年代完成,1687年已經可以在巴黎或牛津的圖書館一窺蹤跡。

雖然在康熙末年,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的影響力大幅滑落,而且,在18世紀,耶穌會在歐洲的勢力也逐漸式微,最後在1773年解散,不過耶穌會士對中國政府與社會的敘述仍是歐洲人所能讀到最詳細的資料。德國哲學家萊布尼玆(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就曾經讀過,他對《易經》的八卦十分感興趣。甚至大力抨擊教會的哲學家伏爾泰(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也深深被有關中國的論述所吸引。伏爾泰對18世紀法國教會的權力痛加撻伐,他巧妙地利用天主教提供之有關中國的資料,駁斥天主教教會各種極端的主張。伏爾泰論道,假若中國的確是崇尚道德、充滿智慧、倫理有序、管理良善,假若這皆歸因於儒家思想的浸染,既然孔子不是基督徒,那麼即使是沒有天主教的宗教力量,仍然可以成為一個受人景仰的國家。

西方世界的中國觀:伏爾泰狂熱地讚揚,黑格爾卻不看好?圖/法國哲學家伏爾泰(1694-1778),取自wikimedia commons

伏爾泰在1740至1760年間發表的一系列極有影響力的著作中,對中國大加讚揚。伏爾泰在一本小說裡指出歐洲、亞洲兩個不同社會在道德價值觀的呼應。他在一齣戲劇裡指稱,中國人的倫理道德甚至能感化由成吉思汗所領軍的蒙古征服者(譯注:此一戲劇即是伏爾泰改編自元曲《趙氏孤兒》而成的《中國孤兒》。)。伏爾泰在《諸民族風俗論》(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 'esprit des nations)一書裡,於開篇處便重新省思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並以相當的篇幅來論述中國。伏爾泰意在強調不同文明的價值,並指出歐洲人的傲慢自大:「對中國禮儀的最嚴重誤解,肇始於吾人以己之風俗度衡彼之風俗:無論前往這世上任何角落,吾人總會帶著因為天生好辯而衍生的偏見。」伏爾泰無法在歐洲人身上找到「哲人王」(philosopher-king),來說明他的宗教與政府體制的觀點,他相信,乾隆皇帝可以扮演哲人王的角色,他甚至還寫詩向遙遠彼岸的這位皇帝致敬。

伏爾泰對中國典章制度的禮讚,是發生在欣慕中國文化的脈絡下。在18世紀這段時期,歐洲人十分迷戀中國,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詞即用來形容對中國的狂熱,但是現在比較是具有中國趣味的裝飾格調與設計流風,而非哲學的探索與政府體制架構的擘畫。在有關中國式的宅邸、林園的畫冊裡,中國式的鑲邊絲綢、刺繡以及色彩絢爛的瓷器中,歐洲人發現了一種有別於新古典主義精密幾何計算與「巴洛克」(baroque)繁複風格的設計。法國的「洛可可」(rococo)風潮融入中國元素,這種文化氛圍崇尚柔和色彩、不對稱性,一種刻意造作的雜亂感,以及夢囈式的官能表現。洛可可的流行風尚在當時的歐洲舉目可見,從中產階級家庭擺飾的「中國風」壁紙與家具,到公園裡的涼亭建築、街上的轎子、中國式的林園造景皆然。

然而隨著晏臣那種憤怒與譏諷文字的出現,這股中國趣味的風尚,不管是在知識上或在審美方面,很快就消失無蹤。啟蒙運動時代的許多重要人物,開始認為伏爾泰筆下的中國不足採信,伏爾泰對中國的狂熱之情已淪為這些哲學家嘲弄的笑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與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懷疑,中國人並未享有真正的自由,中國人的法律是奠基於威嚇而不是理性,中國的考試制度可能會令中國道德墮落,而非促進道德的進化。其他作家亦表示,中國似乎並未進步,甚至沒有進步的觀念;此種觀點與認為中國日漸退化僅是一步之遙而已。套用法國歷史學家布蘭傑(Nicolas Boulanger)寫於1763年,後來翌年被英國激進派的威爾克斯(John Wilkes)翻譯成英文的文章:

中國現今所保留的所有古代制度的殘餘,必然會被未來的革命洪流所吞噬;一如部分古代制度在現今中國消失無蹤;最後,直到中國不再有創新的制度,她將永遠落入失敗的一方。

有幾位歐洲卓越的思想家細思這些有關中國與中國人說法,努力求索中國未來的前景。蘇格蘭的思想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分析》(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曾討論中國的經濟。在分析各國的生產力時,亞當.斯密發現可用中國來與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各國與北美發展中社會進行比較。若以人口作為國家發展指標,亞當.斯密的結論是,歐洲國家每隔500年增加一倍,這個成長即使稱不上劇烈,也算穩定。北美的人口每隔20或25年就增加一倍,因此北美的勞動力不虞匱乏;此故,「新大陸」是「比較繁榮,而以更快的速度向富裕之道邁進」。

中國「長久以來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亦即土地最膏腴,農業最發達,人口最多且最勤奮的國家」,儘管如此,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極限,「中國的財富已經臻至其法律與制度性質所能容許的限度」。處於如此狀態下,持續的人口成長將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在這樣的國家,工人的工資在過去足以維持生計,養家活口,但因為工人相互競爭與雇主的利益,工資很快就會下滑至一般人道要求的最低限度」。其結果,「中國最下層人民的貧困,遠遠超過歐洲最匱乏國民的貧窮程度」,殺嬰的行為是社會存在的普遍現象。所以亞當.斯密尖銳地論道:「結婚在中國是受到鼓勵的,然而這並不是因為生兒育女有什麼好處,而是因為他們有殺害子女的自由。」根據亞當.斯密的說法,中國拒絕改變,結果使這些問題更形惡化。因為自外於世界經濟的成長,中國正逐步邁向自我封閉的命運:「忽視或輕蔑對外貿易,只有兩、三個港口容許外國船隻停泊的國家,斷難達到與其不同法律和制度國家所能擁有的商業數量。」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於一八二○年代初所作的系列著名講義中,把布蘭傑、盧梭、孟德斯鳩、亞當.斯密等人的批判分析,融入到他對歷史初期階段,現已被揚棄之「東方文明」(Oriental Civilization)的論述裡,而中國文明無疑是東方文明之中的佼佼者。黑格爾所建構的「亞細亞社會」(Asiatic Society)概念,對青年馬克思(Karl Marx)與19世紀末思想家有著深遠的影響。對黑格爾而言,歷史是他稱之為「觀念」(idea)與「自由」的世界展現的過程。自由是「世界精神」(World Spirit)自我實現的彰示,而世界精神在歐洲與北美的基督教國度裡已全然開顯。黑格爾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深感樂觀,發展出一套貶抑中國過去文明價值的歷史哲學。黑格爾把中國描述為由皇帝或專制君主所宰制的國家,正是「只知道一個人自由」之「東方國家」的典型。在西方的希臘、羅馬,「只知道一部分人(指貴族)是自由的」;幾世紀後,到了黑格爾所處的時代,卻知道全體人們皆是自由的。因為不了解「精神」在世界的進程,所以中國皇帝的「自由」也是「恣意」的,這表現為「殘暴——激情的冷酷獸性——或是欲念的,而這種馴服只不過是自然(Nature)的意外」。

西方世界的中國觀:伏爾泰狂熱地讚揚,黑格爾卻不看好?圖/德國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取自維基百科

黑格爾寫道,中國的命運部分得歸因於地理因素:「亞細亞東部的廣大土地隔絕於歷史的普遍進程之外。」在一段措詞有力的章節裡,黑格爾提及中國人缺乏歐洲人海上冒險的勇氣,而寧願守護著大平原農業的節律。土地所呈現的僅是「永無止盡的依賴性」,而大海卻負載著人類「超越這些思想與行動的有限範疇……海洋的無限延伸超脫了大地的制約,但亞細亞國家雖然以海為鄰,其輝煌的政治組織卻缺乏這種想法,其中中國即是一例。對亞細亞國家而言,海只不過是大地的盡頭與中斷,他們與海並沒有積極的關係。」勇於海上冒險而積累了龐大財富的福建商人,若是看到此類陳述可能會感到十分錯愕,不過大清帝國對海上冒險興趣缺缺,這點黑格爾基本上是說對了。

在這一連串晦暗的結論裡,黑格爾將中國置在世界精神進程以外。雖然中國曾經擁有過無數的歷史學家,不過他們在自己的框架中研究自己的國家,殊不知中國「置身於世界歷史的發展外,總是認定必須要等到若干條件結合後,自己才會踏上興盛的進步之路」。雖然中國皇帝向其百姓所說的話可能是「莊嚴、宛如慈父一般的和藹」,不過中國的百姓卻「自視卑微,確信人天生就只配給皇帝拉車」。在一段遠遠超越馬戛爾尼對清代歷史命運預言的話語裡,黑格爾為中國的百姓感到悲哀:「身上的重擔把他們壓倒在地,然而這卻像是無法逃脫的宿命:他們出賣自己為奴,吞進難以下嚥的奴隸飯食,卻不以此為忤。」

或許中國在形上學與地理方面尚未陷入完全孤立的狀態。在一段意味不明的獨白裡,黑格爾補充道:「與世界其他面向的關係,就只能仰賴另外的民族將它們找出,並研究它們的特質,始可得知。」由誰或如何去尋找,黑格爾並未明言,不過西方強權挾其船艦、外交使節團與鴉片,很快就會找到答案了。

首圖來源:維基百科

西方世界的中國觀:伏爾泰狂熱地讚揚,黑格爾卻不看好?本文節錄自:《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一書,史景遷著,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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