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解放報》曾經向各國作家提出「你為何寫作 ？」的問題，當他們問到白先勇，他的答案很簡單：「我之所以創作，是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化作文字。」
父親是抗日名將、童年時就過著貴族式生活的白先勇，為什麼會對「痛楚」這兩個字，這樣地敏感？
白先勇在接受大陸學者劉俊訪談時，他就坦然表示，「對我個人來說，如果很客觀，當然我還是比較幸福的，在家庭等方面，表面上都是很順遂的。但是我感覺 ，就包括我自己，人總有一種無法跟別人傾訴的寂寞和孤獨。」
對白先勇作品有深入研究的劉俊指出，原本在家中非常受到父母親寵愛的白先勇，因為染上二期肺病，不得不和家人隔離，被一個人關起來養病，這對白先勇內心世界所造成的影響，非常巨大而深刻。
白先勇後來在「驀然回首」一文中回憶他這段童年記憶：一個春天的傍晚，園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園中設宴，一時賓客雲集，笑語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裡，悄悄掀開窗簾，窺見園中大千世界，一片繁華，自己的哥姊、堂表兄弟，也穿插其間 ，個個喜氣洋洋。一霎時，一陣被人摒棄，為世所遺的悲憤兜上心頭，禁不住痛哭起來。
劉俊認為，童年的白先勇經歷了這種與世人隔絕的生活，這使他將對外在世界的關注，轉向到對自己內心世界的開發，這種對孤獨寂寞的過早體會，和敏感細膩情感的形成，構成白先勇作為一名作家的思想內涵和情感形態。
而另一個讓白先勇感覺無法傾訴的「痛楚」，則是他特殊的情感傾向。
白先勇一九八六年發表在《人間雜誌》第七期的「給阿青的一封信」，就是他發自內心的表白：那一刻你突然面對了真正的自己，發現你原來背負著與大多數人不同的命運；那一刻你可能感到你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那莫名的恐懼與憂傷，恐怕不是你那青澀敏感的十七、八歲所能負荷及理解的。當青春期如狂風暴雨般侵襲到你的身體和心靈時，你跟其他正在成長中的青年一樣，你渴望另一個人的愛戀及撫慰，而你發覺你所愛幕的對象，竟和你同一性別，你一時的驚惶失措，恐怕不是短期所能平伏的。
劉俊指出，無論是白先勇幼年時空守病房、對情感失落的炙痛感受，還是他意識自己特殊情感特徵的難言情懷，這一切都昭示出同一個真理，那就是人類情感渴求的艱難。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可以發現，白先勇所有的小說作品，都在描繪這種「人類情感渴求的艱難」，但是生命經驗的磨練和累積，讓他持續地從不同的領域來探索這個命題，把他個人「無法訴說的痛楚」，透過文學的表現，昇華到一個更寬闊的層次。
尋找一個情感的窗口
白先勇收錄在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中的「金大奶奶」，發表於一九五八年，是白先勇最早在文壇登場的作品。
這篇小說其實描述的是一個情感的悲劇，主人翁金大奶奶是一個五十歲的老太太，矮矮胖胖，又纏著小腳，走起路來一拐一拐，而且「每天仍舊在臉上塗著一層厚厚的雪花膏，描上一對彎彎的假眉，有時候描得不好，一邊高，一邊低，看著十分彆扭。」
在這樣可笑的外表下，其實藏著一個遇人不淑的悲傷靈魂。金大奶奶原本是個寡婦，繼承了一筆不錯的遺產，也因此導致她最後的悲劇，再嫁給一個只愛她錢的男人，在飽受身體和精神的虐待後，終於付出生命，作為代價。
劉俊指出，金大奶奶的悲劇生涯，開始於她在感情上做錯了選擇，而她的錯誤，又因為她內心對情感的渴求。
金大奶奶所希望的，是自己付出的情感，能得到對方相等的回報，但是人類的情感如此複雜隱晦，誰又能把握別人、甚至是自己的情感呢？
白先勇在這篇小說中，採用一個叫作「容哥兒」的小男孩觀點，以他天真童稚的口吻，襯托成人世界中的殘酷無情。
後來，在白先勇的第五篇小說「玉卿嫂」，容哥兒又再次出現，這一次，他不只是一樁悲劇的旁觀者，更是這樁悲劇的導演者。這件悲劇同樣關於情感上的致命錯誤，但是女主角變成一名「淨扮的鴨蛋臉，水秀的眼睛」的保母玉卿嫂，「她那對耳墜子，白得一閃一閃的，好逗人愛。」
和金大奶奶一樣，玉卿嫂也是一個家道中落的寡婦，而外表淨扮、冷靜，內心卻熾烈如火的玉卿嫂，把所有的情感，都投注到乾弟弟慶生身上。
就和金大奶奶的悲劇一樣，玉卿嫂也做了錯誤的情感判斷，但是玉卿嫂的結局更為慘烈，當她發現慶生背棄了她，她於是選擇同歸於盡。
這是玉卿嫂的悲劇，因為她有那麼強烈的情感需求；這也是慶生的悲劇，因為他渴望擁有一份正常的男女關係，而不只是玉卿嫂情感的禁臠；這甚至也是容哥兒的悲劇，因為他對慶生產生了情感的依戀，他無法掌握這種模糊的情愫，最後同時失去了兩個他真心喜歡的人。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除了「金大奶奶」和「玉卿嫂」，白先勇發表的短篇小說還包括「我們看菊花去」「悶雷」「黑虹」「月夢」「寂寞的十七歲」「那晚的月光」等。
他這一系列的作品，強調的是人類情感世界的窘迫和困境，每個人都在追求情感的過程中，遭受挫折和欺騙，但是仍像是飛蛾撲火般，在所不惜。
而白先勇試圖想彰顯的思想內涵其實是：在情感的窗口瞭望人的生存狀態，每個人都有著相互溝通的願望，卻總是難以相互溝通。
流落異鄉的紐約客
一九六三年冬天，白先勇在美國密西根湖畔的小旅館，度過他人在異鄉的第一個聖誕節。
一個黃昏，白雪紛飛，密西根湖籠罩在灰藍色的氤氳中，岸上摩天大樓的燈火，在暮色中顫動。
這樣的時空背景，讓白先勇的思想內涵，從原來個人的情慾渴望，轉換到對文化、身分認同的追求。
這一系列作品，包括「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樓去」「安樂鄉的一天」「火島之行」「謫仙記」等，被白先勇歸納為「紐約客」系列，也都收錄在他《寂寞的十七歲》中。
「芝加哥之死」是他這個「紐約客」系列的代表作品。小說主人翁的名字，本身就象徵意味十足：吳漢魂。吳漢魂一心追求西方文化，到美國攻讀西洋文學博士，為了這個目的，他離開心愛的女友，甚至沒能夠回台灣參加母親的喪禮。然而當他終於拿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刻，他意識到自己犧牲一切所換來的，只是薄薄的一張紙。
如果說金大奶奶、玉卿嫂是被愛情的幻像所欺騙，吳漢魂是因為西方文化那種耀眼浮華的表面，而做了錯誤的判斷。
白先勇特別安排吳漢魂闖進一家酒吧，遇上了一個叫作蘿娜的女人，「蘿娜臉上敷著厚厚的化妝品，眼圈蔭藍，蓬鬆的頭髮，紅得像團熊熊的火燄，蘿娜的身軀很豐滿，厚實的胸脯緊箍在孔雀藍的緊身裙裡。」
吳漢魂被蘿娜帶回家，這個女人的真面目卻是「皮膚皺得像塊牛奶面上的乳翳」 ，火紅假髮底下，「卻是一片稀疏亞麻色的真髮」。
當吳漢魂終於瞭解，他全心追求的西方文化，只是一個笑話，而他再也沒有退回去的路時，他選擇死亡。
夏志清教授認為「芝加哥之死」是白先勇「潛心修讀西洋小說後驚人的進步」。在這篇小說中，白先勇展現他在經營小說語言的純熟功力，非常精準的細節描寫、場景調度、人物刻畫，讓他有能力去駕馭野心更大、格局更開闊的《台北人》。
曲終人散台北人
當白先勇在美國創作他的「紐約客」系列，他開始對人自身的「命運」有了自覺的警醒。
命運的陰影其實一直都伴隨在白先勇的創作裡，不論是玉卿嫂的情慾掙扎，或是吳漢魂的文化失落，命運的撥弄，總是扮演著關鍵的角色。這種對命運的模糊意識，隨著他赴美後，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民國近代史的愈來愈強烈的體認，而逐漸發展出一個著力點。
命運，就是慾望、歷史和時間。
在這個概念下發展出來的《台北人》，就是一本命運之書。
《台北人》三位知名的女性角色：尹雪豔、金大班、錢夫人，恰好象徵命運的不同面向。
劉俊指出，作為《台北人》開卷「永遠的尹雪豔」的尹雪豔，其實就是慾望之神和命運之神的化身。
尹雪豔「總也不老」，總是一身銀白，輕盈得像風，男人和女人，都不約而同地，拜倒在尹雪豔的石榴裙下。
小說中，尹雪豔的身邊總是圍繞著人們，他們奮不顧身地追逐，每個人都想「用鑽石瑪瑙串成一根鍊子，套在尹雪豔的脖子上，把她牽回家。」這些男人最後都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場。
說尹雪豔是「妖孽」，不如說她只是投射出人們內心的慾望。而命運悲劇的不斷上演，只因人們面對自己內在的慾望，總是無能為力。
因此尹雪豔不只出現在「 永遠的尹雪豔」中，她是整本《台北人》的靈魂人物，「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經叱
風雲的、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狂熱地互相廝殺、互相宰割。」
和不老的尹雪豔相對照的，是「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曾經紅遍上海，如今年華老去的金大班。
金大班出場時，穿著黑紗金絲相間的緊身旗袍，梳了一個烏光水亮的道士髻，「 耳墜、項鍊、手串、髮針，金碧輝煌的掛滿了一身」，而且身後領班著十來個年輕的舞孃。
一出場就氣派驚人，還把舞廳經理修理了一頓，這一晚，卻是金大班在舞廳裡的最後一夜，過完這個晚上，她就要退出歡場，嫁給殷實的生意人。
在這樣一個看似風光的「最後一夜」，透過金大班湧動的意識，她經歷坎坷的過去，又全都湧到眼前。
金大班，一個主動、驕傲 、自負的女人，在人生這條路上卻遇到兩個她不得不認輸的對手。
一個是命運，年輕時愛上一個會臉紅的男孩，但是命運這隻手，卻硬生生地將她所愛的人，從她身邊帶走。
另一個是時間，年輕時心高氣傲、向姊妹宣稱「我才沒有像你們那樣餓嫁，個個去捧棺材板」的金大班，最後不得不選擇相同的歸宿，因為「四十歲的女人不能等」「四十歲的女人，還由得你理論別人的年紀嗎？」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代表著一種告別，告別她過去向命運抗爭時的頭破血流，過完這一夜，她就要嚥下所有的驕傲，向現實命運無奈臣服。
這種對於時間流逝的喟嘆，在「遊園驚夢」中，發展成一闕對中國傳統文化逐漸失落的輓歌。
「遊園驚夢」是一篇關於失落的小說，透過一場宴會的進行，曾經貴為將軍夫人的錢夫人，逐漸體悟自己的生命狀態，就是一個不斷失落的過程。
先是她的青春年華已經被時間所帶走，隨著丈夫的故去，她的榮華富貴也離她而去，而情人的移情別戀，讓她的感情世界抽成真空，最後，連她最自負的一把唱崑曲的好嗓子，也終於啞了。
白先勇透過意識流技巧的運用，將錢夫人這失落的生命狀態，壓縮在宴會進行短短幾個小時裡，用宴會中的觥籌交錯，襯托錢夫人的荒涼心境。
而錢夫人出身南京，對精緻崑曲的深刻體會，她個人失落的生命狀態，便暗喻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失落，當她在台北的宴會中，再也無法施展她的引以為傲的崑腔，那一句「我的嗓子啞了。」便浮現出更深沉的意義。
散文大師余秋雨認為，錢夫人在這場宴會中的所感所悟，全是熔鑄社會歷史的整體性命題。因此，《台北人》並不是一部單純的懷舊小說集，白先勇仍在思索他「無言的痛楚」，而他看到的是身為人類在面對命運撥動時 ，終究不得不屈服的痛楚。
被父親放逐的孽子
劉俊在討論白先勇的長篇小說《孽子》時，提出一個獨到的觀點，他認為白先勇在短篇小說中，常常以平淡的語氣開場，將爆發力放在結尾。
但是在白先勇唯一的長篇小說中，他卻精心設計一個充滿動作和力量的開場。
在「放逐」的標題下，白先勇首先用幾百字的篇幅，描繪一個象徵性十足的場面 ：在熾烈的陽光下，主人翁阿青被暴怒的父親趕出家門 ，這個凝聚飽滿張力的開場 ，成為整本小說的母題，後來逐步發展的情節和人物性格，只是在補充這個場景所代表的意義：被父親放逐。
被父親放逐，因為兒子是一名同性戀的「孽子」。
對父親而言，同性戀代表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違背，罪不可赦；因為遭到父親放逐、而終日活在心靈煎熬的孽子們，則掙扎地為自己的生存找一個理由。
整部《孽子》其實就在描寫各式各樣的「父親——孽子」的關係，白先勇透過每一種父子關係的演繹，試圖找出一個父親和兒子相互接納、暸解的模式，從另一個層次來說，就是這個社會該如何與同性戀者相互接納、瞭解。
在白先勇的筆下，這群孽子們有著兄弟般的情感，他們相濡以沫的生活，十分動人。
而父親（們）這個角色，並沒有窄化成道德的捍衛者 ，在他們冷酷決絕的放逐行為背後，跳動著是顆誠摯而無以表達的愛子心情。父親愈是把兒子趕得遠遠地，他愈難驅離兒子在他心中的身影，他對兒子的懲罰愈嚴厲，他內心的煎熬更酷烈。
小說中，一位父親角色說出：「你愈痛，你父親愈痛 。」這是白先勇在處理「痛楚」這個議題中，最沈痛的一個吶喊。
從一九七九年起，白先勇對大陸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的關注，讓他開始將政治這個元素放進他的小說創作，陸續發表的「夜曲」「骨灰」 ，都觸及了國民政府遷台後，中國大陸的歷史發展。
白先勇在接受《遠見》雜誌專訪時表示，他的「紐約客系列」還沒有真正完成，如何繼續發展他在「夜曲」「骨灰」中，對於政治議題的透視和探索，會是他接下來的創作重心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白先勇的散文一向比較少人討論，但是和他的小說一樣具可讀性。白先勇的小說文字，冷豔、銳利，但是當他在書寫散文時，卻顯得沉靜而氣韻渾厚。
他最精采的兩篇散文「驀然回首」和「第六隻手指」 ，前者寫他和父母親的情感，後者記錄他和姊姊白先明的手足情誼，都相當誠摯動人。兩篇散文，最後都以親人的逝去作結，字裡行間浮現的，是最貼近他內心深處的「無言的痛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