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你對集會遊行法有什麼意見？對人民團體組織法有什麼意見？你認為大學法應如何修訂？台灣該不該設立第四座核能發電廠？
你也許沒有具體意見，也許本來並不關心這些問題。但是，你在電視、報紙、廣播或雜誌等大眾傳播媒體上，聽到或看到有關這些問題的討論，從而形成一些模糊的概念，有了一些立場和判斷。
你可能已受到意見領袖的影響。
在這個社會上，有一批人的意見特別受到重視。他們或是寫文章、出書，或是參加演講、座談，或是在廟堂之上、議會之中侃侃而談。他們的意見，有的經由各種傳播管道，迅速滲入社會，成為看似流行的輿論；有的上達天聽，成為政府機構決策的參考。
原為轉述資訊的人
這樣的人，就是一般所謂的意見領袖。他們當中，有很多是在大學裡教書的學者，或是在某一個專業領域裡傑出的專家；有很多是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也有一些，是負責報導新聞、引介意見的記者本身。一般而言，「他們都是知識份子，台灣社會的菁英。」本身也是意見領袖的一位年輕學者說。
傳播學者徐佳士指出，「意見領袖」一詞源出傳播理論，原是指接觸大眾傳播媒體較多，然後將所獲資訊，轉述給別人的人。而現在泛稱的意見領袖，早已脫出這個範圍，指的是社會上真正的領袖，他們提供意見，也傳播自己的意見。他們的聲音蓋過其他人，主導了輿論。
在前述三種意見領袖中，學者專家的角色特別吃重。
新聞學者鄭瑞城分析，學者專家代表一股中立、超然的力量。政府要借重他們，原因之一可能是「擔心自己的公信力不足」，要推行某種政策時，為了取信於民，一定要有學者專家的意見作為根據；媒體則可能由於「專業知識或自信心不足」，在鼓吹某種觀念時，也要「挾學者專家以自重，否則就沒把握讓大家接受，」鄭瑞城猜測。
相對的，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由於政治立場鮮明，甚至明顯地代表某種小型利益團體，「一般人在聽取他們意見的時候，很自然地存有戒心，他們的影響力便打了折扣。」一位民意代表自我剖析。他們又往往口才不佳或缺乏學養，有的不拿講稿說不出話來，有的語無倫次、口齒不清。偶然有人言論符合大多數人利益，又思慮敏捷、言之有物，立刻躍升為輿論明星，人人都熟悉他的名字、臉孔和聲音。
記者也可能成為輿論英雄
新聞記者身兼意見領袖，對讀者來說是最微妙而不易察覺的陷阱。
愈來愈多記者在新聞報導之中摻入評論，或是在一則新聞之後附加一則署名報導，申述自己的意見。這種情況在國會新聞和環境保護問題上特別明顯：「表面上是解釋性報導，其實內含很多意見，」徐佳士提醒大家。
雖然新聞學者大都不贊成這種做法，這些記者卻因措詞強烈、感性，給人的印象深刻，而可能成為輿論英雄。成名以後，他們出現在各種座談會、演講會中，與學者專家的地位一般無二。
學者專家型的意見領袖，有的受到政府官員的倚重，有的深獲傳播媒體的歡心。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沈君山兩者兼具。
前者的例子是，他最近應教育部長毛高文之邀，參與大學法修訂工作，在多次會議中發表意見，舉足輕重。他解釋：「毛部長早就瞭解我對大學法的觀點，認為和他的想法可以配合，因此請我參加，最容易幫助他達成理想。」
一位新聞學者稱這樣的人士為「政府設定的意見領袖」，或稱「圈內人士」。
沈君山則認為大眾傳播媒體也有自己設定的意見領袖，例如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每遇重大政治新聞，一定去訪問某幾位教授，或是請他們寫文章；青年日報或自立晚報則找的是各不相同的另一批人。各媒體依其本身立場，尋找「適當的」意見領袖。
一位報社資深記者也把這批教授稱為「圈內人士」。學者專家何其多，為什麼經常看到的只有少數幾個名字？他們的意見精彩當然是主要原因。記者最怕訪問到「沒什麼意見」的學者專家，編輯也怕約到「沒什麼內容」的稿子。符合編輯政策而又言語中肯的學者，當然是少數。
專家並非百寶箱
與媒體的配合程度，是另一項考慮。一位報社中層主管坦言，新聞的特質便是時效，誰能配合時效，誰就能出頭。
一件新聞發生了，記者隨時打電話找學者專家分析、評論，不在家？不願意三更半夜給人打擾？那只好另請高明了。不願意連夜趕出一篇文章來給報社明天用？時機稍縱即逝，報社當然等不及。
電視與廣播則除了時效之外，對語言的掌握能力要求尤高。「電視節目的時間多寶貴？」曾經主持過電視新聞節目，本身也是輿論明星的立法委員趙少康經驗豐富：「你必須在十秒鐘內說清楚一個觀念。」比較遲緩、愛繞彎子、會怯場或言語乏味的，很快便從電視公司的專家學者名單上剔除了。
符合這些條件的人選難尋，導致媒體的焦點集中在少數人身上，鄭瑞城形容這是「滾雪球模式」。某人在政府某項政策上有不錯的意見，媒體便不管他在別的問題上是否專長，不斷讓他發表意見。
這些人有可能如某位學者所說，是「擅長邏輯、勤於思考」，但也有可能如傳播學者鍾蔚文憂慮的，是「披了專家的外衣，其實與街頭人的意見同樣膚淺」。
畢竟，專家並非百寶箱，在某一個領域內是專家，在別的方面可能只是普通人。
設定的意見領袖是政府諮詢的對象，或者媒體的寵兒，「也受到政府或媒體的利用，」沈君山承認。但他認為這也不是壞事，因為「知識份子總是希望自己的想法能發揮一些作用」。
雖然心知肚明，有心傳播觀念的意見領袖，也有不能忍受被別人利用的時候。
很多學者抱怨，他們的意見若與媒體本身立場不同，會遭刪改，有條件的贊成變成無條件的贊成，言論的重點被削弱，不想突出的部份即被強調。
不能忍受被曲解
經常就國內政治問題發表意見的歷史學者張忠棟遇到這種情況：「我上當一次可以，下次我就不接受你訪問，不給你寫稿了。」
沈君山有一次參加一項公共電視的座談節目，錄影之前忽然有一位電視台的工作人員跑過來告訴他，關於某項問題請不要談及。沈君山既驚愕又氣憤：「我難道不知分寸？這實在是對意見領袖的大不敬！」他丟下已收下的五千元節目費，站起來便走了。
熟悉媒體運作方式的人，確實有輕視意見領袖的傾向。一位電視公司高級主管便曾私下表示：「那些人不過是我們找來的「人頭」罷了。」他認為這些意見領袖是假的(pseudo opinion leader)。
假的新聞事件
徐佳士更進一步指出：「事實上很多新聞事件也是假的(pseudo events)。」
一位報社資深記者闡釋：「我們的社會越來越複雜，每一件爭議性的新聞，背後都隱藏著各種利益團體的爭逐。」利益團體是多元化社會中重要的組成力量，但他們多半有負責「公共關係」的人員，所司職責便是佔領媒體的時間或空間。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可以製造一些事件，例如發動「民主聖火長跑」、舉辦慈善義演晚會，也可以運用意見領袖，作他們的代言人。
已經有一些學者專家，成為公益性利益團體的代言人。例如柴松林過去代表消費者基金會，馬以工、李元貞、張曉春分別為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及勞工運動發言。
至於民意代表，則「本來就應該代表利益團體，這些利益團體包括經濟的、地區的、宗教的、種族的等等。」一位傳播學者分析，他們發言的時候，並不是僅代表個人意見，而為了擴大影響力，他們也極力運用媒體。
民意代表偏好運用電視。為了讓電視記者拍攝他們在議會中質詢的鏡頭，他們各顯神通。例如台灣省議會部份議員抗議電視偏重立法院及台北市議會的報導，要求拍攝省議員質詢情形；台北市議會亦傳出幾位議員聯合給電視記者紅包，以求多上鏡頭的故事。
至於各級議會的語言與肢體暴力，在攝影鏡頭掃過時會更加火爆，甚至可以應攝影記者之請「再來一次」，更在記者之間傳為笑談。
表象被誤為真象
民意代表也經常直接訴諸群眾，間接迫使媒體報導；立法委員舉辦「問政說明會」，台北市議員發起「救救我們的孩子」簽名運動，以及「民進黨」籍民意代表的多次「街頭散步」，都攻城掠地，吸引了相當多群眾的注意，他們的意見也就凸顯了出來。
多少件似乎是親眼見到的事實，其實只是表象，但表象往往被誤為真象。運用媒體得當的人，聲音顯得很大，其實他只代表某個團體的意見。徐佳士指出，媒體在選擇意見的時候，也有市場考慮，特殊的、聳人聽聞的意見容易被採用，平和的、冷靜的意見則不易出現。有些意見領袖為求名利，會發表迎合群眾或當局的意見。
新聞記者也有此趨勢。一家經濟性的報紙，認為其讀者主要為股票投資人或散戶，在股票暴跌的時候，在報紙上撰文要求銀行進場收購。
同一報系另一家報紙的某記者憤慨地說：「這根本違背新聞原則與倫理！」銀行的錢是老百姓的。換言之，這家報紙是為其特定讀者，準備犧牲整個社會的利益。記者本身買了股票，企圖利用媒體影響股市的事件，也時有所聞。
有時候記者鼓吹某種意見，不是為私利，而是基於個人信念。這樣的記者可能主觀強烈，富於正義感，在採訪新聞的過程中，自己涉入太深，忘了他應該是事件的觀察者，而非參與者；應該是意見的傳遞者，而非製造者。
意見市場兩極化
他們寫出來的稿子，通常氣勢磅薄，感情豐富。很快地，他們成為某種運動或某個團體的代言人，別人也視他們為這方面的專家。事實上，「由於他們掌握媒體，影響力可能遠超過真正的專家，」觀察者分析。
一位多年來力持客觀的記者，擔心這些英雄色彩濃厚的同僚過份自我膨脹：「他們自認是正義的化身，寫新聞稿如同包公辦案，」卻不承認自己有審判錯誤的可能。這位記者不解：「為什麼我們的文化界、新聞界流行尖刻、偏頗的氣氛？
為什麼當少數媒體力圖做到冷靜、公正、理性的時候，得不到鼓勵的掌聲？」
徐佳士相信，是由於普遍的民意(popular opinion)不彰顯，導致意見市場的兩極化。尤其是政治團體，只能揣測民意、譁眾取寵。如何找出普遍的民意？除了投票和民意調查外，就靠媒體的包容與平均分配了。
在目前的情況下，菁英份子仍然任重道遠。鍾蔚文提醒意見領袖，「我們的社會並不成熟，民主並不完美，在提供意見的同時，要告訴別人你的局限。」
而社會大眾，也必須對輿論和民意抱持多元的看法，任何意見都應該受到尊重，任何人也都應警覺到自己只是民意的一部份，他的意見並不就是民意。
鄭瑞城也強調：「意見，由任何一個少數團體來主宰，都不是好現象。」他主張每一個次團體都應推行民主化，由各團體經過討論、修正、折衷，再提出集體意見，而避免以意見領袖的意見為意見。因為，有制衡，才能反省；聽得多，才知真相。
日本讀者給報紙和記者評分
去年，朝日新聞曾對日本全國三千個讀者，做「報紙功能、報導態度及可信度、記者形象」的調查。二千四百二十四位回答者中，有六八%認為報紙的報導正確，有一半多的人認為報導公正，有六四%的人認為報紙報導了他想知道的事。
不過，也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報紙侵犯他人的隱私和人權，而有六四%的人認為報社被外界壓力左右，其中持此想法的尤以三十一～三十五歲的人最多，高達八０%，最少的是六十歲以上的人，在四０%左右。
在「對最近的報紙有什麼不滿意」的這項調查中，沒有回答和無法分類的人有三四%，其他的六六%包括「太干涉私人事務」(佔一五%)，「有用資訊少」(佔一二%)，「對某事窮追不捨」(佔一二%)等等各種不同的答案。
新聞記者形象不佳
而新聞記者的形象，在回答者心目中似乎不怎麼好。因為有二一%的人認為「糾纏不清」，一九%認為「難溝通、難相處」；認為記者「有正義感」的只有一三%，「可信賴」的才九%。其中二十一到二十五歲的人持有「糾纏不清」和「難溝通、難相處」看法的，合計幾達六０%。
令人驚奇的是，身為大報之一的朝日新聞毫不隱瞞的刊登這些結果。在調查中，該報也問到讀者對朝日新聞的看法，認為它「可信賴、親切、視野廣、進步」的佔三七%，認為它「艱澀、難懂、無趣、偏頗、無個性」的有二七%，其他和無回答的佔三一%。換句話說，讀者對「朝日」的評價並不是很好，但是朝日新聞仍然表現出「尊重事實」的態度，讓讀者的意見公諸於世。
朝日新聞在去年十月十五日的社論中指出，報紙雖比不上電視報導迅速，但是後者呈現的是「看得見的世界」，前者才能顯現出「看不見的世界」。
既然報紙的功能不比電視差，「朝日」東京本社編輯局局長伊藤邦男認為：「報社要毫不膽怯的指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尤其在世局混亂的今天，更要小心發揮這種功能。」不過，他也指出：「前瞻與引導雖能促進此功能的發揮，但是一失足，反會變成專斷、自以為是。」
(取材自朝日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