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究竟有幾個？

事實，靠證據說話；真相，只有一個。

人類曾經倚賴著這樣的信仰，活存了二十個世紀。而正當我們邁向新世紀之前，這樣的信仰已經動搖。當證據不足以說清楚事實，當真相被解說成不只一個的時候，所謂的「多元化價值觀」已經徹底毀滅了我們對事實與真相的信仰。

副總統呂秀蓮與︽新新聞︾總編輯楊照對總統府緋聞案的爭議，是當代一個典型的代表，眼看著他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真理，不但沒有愈辯愈明，反而讓事實更加模糊。

某些好事的媒體，不但無法幫助民眾監督事情的發展，並發現更多線索，反而趁火打劫，伺機大搞民調：「呂秀蓮與楊照，你相信誰？」

民眾幾乎一面倒地傾向相信楊照。調查結果，令人喜憂參半。喜的是，讀書人的風骨猶存。憂的是，貴為副總統的女性自尊該何去何從？

沒有出路，走向法庭。

法律面前，的確人人平等。進了法院，就不是那一回事了。辦案除了講究證據，還要看黨派。而同樣為反對運動盡過心力的這兩位先進，一旦對簿公堂，司法會站在真相這一邊嗎？

呼之欲出的真相，若沒有直接的證據，大多數相信楊照先生說辭的民眾，心裡是很悶的，一句「公理正義自在人心」，並不足以平反什麼。以《哈利波特》系列著作廣受歡迎的暢銷書作家羅琳︵J.K. Rawling︶在她的作品中說，「真相，這是一件美麗卻也十分可怕的事。因此我們面對它的時候，要特別謹慎。」

但是，若不求真相，帶著這麼多的疑惑，走進新世紀，讓我們活得很不踏實。涉及軍購案而落水的上校究竟被誰所害？三位死囚究竟有沒有殺人？總統大選期間的候選人究竟有沒有A錢？那位已經被處死的士兵究竟是不是姦殺女童的元兇？

媒體已經很習慣丟問號給觀眾，沒有人試著為觀眾找答案。頂多，舊的問號被新的問號取代，這個社會的包容力的確夠大，人們可以對所有的事情存疑。包括：員工是不是對企業忠誠？熟睡在側的枕邊人是不是真心相愛？今天幫助你競選的人，明天會不會以反咬一口的方式出賣你？我們已經很習慣帶著問號醒來，帶著另一個問號睡去。

真相，且擺到一邊吧！

從什麼時候開始，媒體成為只會丟問號的機器，而民眾也不再相信媒體的「公信力」，甚至對「皇后貞操不容質疑」的司法也不完全信賴。這個現象恐怕比經濟衰退還更令人憂心。

或者應該換個說法：得不到真相的民眾，理所當然地會缺乏經濟生產力。

由於真相不只一個，所以縱容謠言有了滿天飛的空間。假日我應邀對社會人士演講，講題是「辦公室的溝通與管理」，一位服務於知名科技公司的員工憂心忡忡地對我說，「聽說最近公司要裁員，每天去上班時，都提心弔膽。」

他不清楚消息來源，卻信以為真。由於過去幾年來，公司的確有過兩次類似的紀錄，他有充足的理由對我提出「合理的懷疑」：「眼見公司星期五一大早宣布裁員名單，給『中獎』的人一張名為『遣散費』的支票，替他叫好計程車，然後規定在三十分鐘之內必須收拾好家當細軟，離開公司。」他說，「我常因此而惡夢連連。」

缺乏信賴的基礎，員工與員工之間、員工與管理者之間，存在某些情緒性的對立，於是地下廣播電台的道聽塗說特別發達，正式溝通的管道反而漸漸堵塞。光是「可能會裁員」這樣未經確認的消息，在真相不明之前，已經造成兵荒馬亂，不必等競爭者去攻城掠地，企業本身自己的內耗，就足以將大好江山拱手讓人。

真相與信任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真相愈清楚、愈單一的時候，信任度愈高。當真相愈模糊、愈多重的時候，信任度愈差。人們不知道自己應該相信什麼？

另一位在公司表現非常優秀的資深員工對我傾訴他的苦惱，「聽說A部門有個工作機會，我很想轉調到該部門，培養第二項專長，但是我不敢跟自己部門的主管提，有幾次碰到A部門的主管，想主動說，又怕他們之間官官相護，到最後會不會把我犧牲掉，到時候連目前的這份工作都不保。」

這又是另一個典型的辦公室案例，因為三方面的信任基礎薄弱，導致生產力降低。讓我想起軍購案的尹清楓，他為了還原真相，自行挺身「反蒐證」，因而遇害。如果當時有上級長官願意認真聽他說話，信任他的清白，悲劇可能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