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上三位經濟領導人
在歐美近代史上，只有美國羅斯福總統是公認在經濟政策上有重大貢獻的領袖。他在一九三三年以「新政」挽回了瀕臨破產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戰後西德的艾哈特在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期間，擔任經濟部長與總理，被認為是推動西德經濟復興的功臣。其他受推崇的總統或首相－－不論是戴高樂或邱吉爾，他們的功績都是在軍事、政治與外交方面。
如果當前的美國沒有龐大的財政赤字與貿易逆差，以及沒有十月間股票市場上最慘重的下跌，那麼雷根總統有他獨特的貢獻；減輕了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角色，鼓舞了私人企業的運作，抵制保護主義的興起，同時維持了六十個月的經濟成長－－美國歷史上第三次持續最久的經濟繁榮。愛護他的人說，如果他只做一任總統，他的政績真是挺好的！
二次大戰後的亞洲各國，中國大陸的經濟在共產制度下一直陷於生存邊緣。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如果真能推動，那麼十億多人口的生活才有逐漸改善的希望。
日本的經濟奇蹟來自於民族性與制度化的因素多，來自於政治領袖之特殊貢獻者少。亞洲四小龍中，香港的繁榮來自自由經濟，韓國來自全國各界分秒必爭的衝勁。韓國一位企業巨人曾說：「韓國如果沒有政變，經濟發展會更快。」
新加坡與中華民國創造經濟實績的過程比較接近－－政府領袖扮演了重要角色。李光耀總理有他權威式的領導與成果。 先總統與經國先生也有他們權威式的領導與實效。 至於在中南美、非洲及其他地區的開發中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在戰後曾有過持續的經濟成長。
今天如果要以一國經濟成就來評斷當前世界上領導人物的地位，那麼三位領導人物應當眾望所歸：我國的蔣總統、新加坡的李總理，以及推動民營化，扭轉英國經濟頹勢的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這三位是舵手，也是決策者－－任命財經首長、裁決財經大計、提示財經方向。
本文就蔣總統的經濟政策做一簡要的評述。
(二)優越的總體經濟指標
在一九六九年接任行政院副院長兼經合會主任委員之前，經國先生的專長、注意力，以及擔任的職務一直偏向國家安全、軍事、組織及青年運動。在以後的十八年中，他不論是擔任行政院長或總統，在台前或幕後，就一直是財經大計的最高決策者。
他的經濟政策是 先總統經濟政策的延續；就整體目標而言，與任何一個歐美國家十分接近，追求經濟成長、財富平均、物價穩定與充份就業。與歐美國家所不同的是：我國的政府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在這十八年中，最具代表性的經濟成長指標－－每人所得－－從當時的二百五十美元，升到一九八七年接近五千美元，幾乎增加了十九倍。這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空前的紀錄。
快速的經濟成長，伴隨著財富的平均分配，使台灣模式更增光彩。一九五二年時，家庭所得最高的前五分之一，其所得相當於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二十倍；到了一九八四年，二者的差距大幅減少到四．四倍。已故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顧志耐教授，因而稱讚這一事實為世界經濟發展史上重大的例外。
物價膨脹一直是各國政治領袖的夢魘。如表一所示：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大體上相當平穩，在一九七三．八五年期間，因為受二次能源危機影響，上升了九%。
失業在西方國家一直是個重大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我國的失業率，由於勞力密集產業的蓬勃發展，一直很低。例如在一九七０年代，除一九七五年外，都低於二%。一九八六年略高，失業率為二．七%。
上面四個指標所反應出的是一個為世人所羨慕的總體經濟成就。
此外，貿易持續成長、高儲蓄率、教育普及、社會安定、中產階級興起，使「台灣模式」成為一個國際上受人尊敬的名詞。
這些成就與稱讚證明了經濟決策大方向的正確。在政策執行層次上，好幾位出色的財經首長在相當受信賴的情況下，發揮了他們的熱忱、魄力與遠見。經國先生第一任總統任內的行政院孫院長及現在的俞院長，是他最信賴的二位，也最能反映他的經濟理念。這些政策成功背後的另二個關鍵因素，當然就是工商界的活力與勞工們的勤奮。
(三)調整策略、修正觀念
對一個高度關心民眾福祉的領袖而言，要修正一個曾經錯誤的政策容易；要調整過去曾經成功的政策不容易。
一個成功的經濟政策，所追求的目標(如物價穩定)可以不變，但運用的策略卻需要隨主客觀情勢的變動而調整。在一九七０年代以前，所得低、產業缺少競爭力時，政府可以暫時性的補貼消費者，以及保護新興產業。進入中度開發國家以後，當年曾經受人歡迎的措施就要調整；當年曾經流行的觀念需要修正。這正是成長中的痛苦。否則，過去成功的策略反而變成了今後發展的歷史包袱。
讓我們舉物價穩定與照顧大眾生活為例。
由於總統對物價波動特別重視，財經機構在執行過程中，為了求得短時的穩定，就時常低估了長期的後遺症。
一個痛苦的經驗是一九七三年秋季，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時，政府決定凍結油價、電價，以免引起物價波動。當中油無法忍受巨額虧損時，就不得不做一次大調整，使次年二九七里物價驟升四七．五%，創下三十餘年來物價上漲的最高紀錄。 經國先生是一位平民化的總統，特別重視民眾的生活。可惜執行機構有時仍以抗戰時代的經驗來照顧人民。這包括了「國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一切收費要低廉，實施各種優待、補貼、實物配給，以及表面上平等的措施(如公教人員待遇的差距)。
事實上，先總統遠在一九五九年所核定的「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第十二點中就明白指出：「過去由於貨幣貶值太快，……諸如公用事業費率之優待、廉價物品之配售、採購物資之紀錄、低利貸款等等，予以變相之津貼，此等措施已隨幣值之穩定而失去作用……此類變相補貼將予取消。」
由於經國先生遠在四十八年以前擔任嶺南行政督導專員兼縣長開始，就勤政愛民，下屬們不免會提出一些人民歡迎、但會產生副作用的政策：如對瀕臨破產的企業融資；對某些職業的所得免稅；對利率有時予以人為的提高、有時予以人為的壓低；對公用事業費率寧可虧損，不輕易調整。
這些措施在過去的環境中，有它們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對政府的向心力，當國民所得逐年提高時，這些權宜措施就需要勇敢地修正。
在行政院長任內，經國先生全力推動十大建設，這是具有魄力的大決定。其中多項建設，如南北高速公路、中鋼、中正國際機場、北迴鐵路等不僅發揮了經濟效益，同時也加快了台灣現代化的速度。中船、台中港、鐵路電氣化則沒有產生預期的效益。
經國先生近年來常常希望能消除特權階級。可惜，今天社會上仍有一些人，借到不應當借的貸款，得到不應當得到的工程招標，享受到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優待。政府官員不能再向特權階級低頭。並且應當記住在「風雨中的寧靜」一書中，經國先生自勉的話：「是不是又有那些事當做未做，而不當做的卻做了。」
經國先生以「平凡、平淡、平實」為立身處事的原則，如果把這一原則用到處理經濟問題上，「平凡一就是制度化，一切按規矩，沒有特權、沒有例外；「平淡」即是以平常心來處理經濟問題，不要用有後遺症的特效藥來博取公眾的歡心；「平實」就是穩定中求進步，避免大起大落。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穩定中求成長，成長中求穩定」、「一切為出口，一切為外銷」等通俗化的語句曾恰適的在不同的階段表達了施政的重點，那麼俞院長提出，蔣總統核定的 「自由化、國際化及制度化」，正指出了今後調整經濟策略與修正經濟觀念的大方向。
(四)從成長、安定到成熟、開放
這一年來，各種重大開放政策的展開，更肯定了蔣總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每一項開放政策－－黨禁開放、外匯開放、探親開放、高中畢業生留學開放－－初期都會有調適的困難，但正如許倬雲教授所說：「步步都是活棋。」
在經濟棋盤上，外匯開放真是一步了不起的活棋。如果政府能加速推行民營化，開放國內市場，全力推動環境保護，以經濟手段解決經濟問題，並且使經濟決策與幕僚作業更制度化，那麼台灣模式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先總統與經國先生已經成功地把中華民國從開發中國家轉變成新興工業化國家。經國先生今後要如何加速把過去三十年來成長過程中「量」的增加變成「質」的提升：
－－不再是更多的教育，而是更好的教育。
－－不再是更多的生產，而是污染少的生產。
－－不再是更多的政府照顧，而是更多的自我照顧。
表二再度列舉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受人羨慕的因素，以及需要改善的因素。這些需要改善的因素正是今天蔣總統及俞內閣所面臨的挑戰。如果能夠成功地改善，歷史將會記載：
先總統創造了台灣經濟的成長與安定；經國先生把它提升為一個成熟與開放的社會。
從成長到成熟，從安定到開放，正是中華民國領袖殫智竭慮所樹立的中國模式。它已經在台灣生根，它更可以向大陸移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