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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愁日暮,努力浚河清

許倬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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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

198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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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愁日暮,努力浚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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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1987 / 12月號雜誌 1987年遠見人物──本刊歷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

今年雙十節的慶典上,總統經國先生兩次以輪椅代步,親臨主持。海外讀報,看到新聞相片,深佩經國先生堅毅的意志,也由衷的祝禱,願中華民族在最困難的時刻,仍有他在掌舵。

近年來中華民國的諸種改革,已為中國展示了光明的遠景。而凡此改革,都在經國先生的主持下,始得一一開展。縱然目前的政治結構及社會風氣仍有待改善,總的方向則是正確的。

一方面,台灣內部將日趨民主;另一方面,台灣的改革也已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形成壓力,遲早將迫使他們改變氣質。過去,世人只以為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一奇蹟。未來的歲月,如果大家同心合力的推動民主化,台灣的政治建設,將超邁經濟繁榮,成為海內外歆羨的另一成績。

融鑄個人生命與群體發展

近年來重要的改革,一步接一步,均由經國先生發軔。推究其淵源,時勢及世局的轉變,當然是改變的契機,而能夠掌握契機,則有賴當軸者的眼光與魄力了。

心理學家艾力克生曾觀察歷史上重要人物的成長過程,其對於如馬丁路德與甘地的研究,已是經典名作。艾氏大致的觀點:這種時代性人物的特點,在於能夠將個人生命中的危機,按照其時其地群體的轉變,從而將個人的生命與群體的發展融鑄為一體。

其實,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也正是指陳同樣的現象。經國先生青年時代在冰天雪地的異域度過,其間生活,不僅有筋骨勞苦,而且要在疑忌猜防的環境中,保時志節。這一段青年時代的經歷,無疑對他一生都有重大的影響。身為名父之令子,在中國政壇中,頗易淪為「公子王孫」之列。經國先生居然能擺脫諂譽的腐蝕,不驕不矜。必須是有過人的毅力,始克臻此。

經國先生早歲即經過憂患;從政以後,又經常身居十分難處的境地。做好了,別人的讚譽,未必真心:做壞了,眾人群起而攻之。自古名公之子,大率難為,若不是養成戒慎恐懼的習慣,則從高處起步而能終程者,較之由寒微奮辭上進,更屬難能可貴。

經國先生在江西、東北及上海三個階段的工作表現,大致都是磨煉的過程,終於能培養其後日擔當大貴任的能力。大陸淪喪前後,他們父子二人,不僅要承受個人毀譽的壓力,還須承當國家存亡的重擔。定海的軍艦上,及川康的飛行途中,危疑震撼之際,他的感受之深,大約不是你我一般平民能夠想像的。

後世當有正面評價

人之一生,每個人都有過順境及逆境。在順境中倘佯,則順境是逆境的前奏;在逆境中自我提升,則逆境是順境的先驅。大陸易手的大變,以及臺灣數十年來的慘澹經營,在國族、在他個人,都是將逆境檸轉為順境的艱難歷程。眼前的順境,得來不易,為國族前途,凡我同胞,更須戒慎恐懼,不容有所躓跌。在經國先生,以他今日的貢獻,後世史筆,當可有其正面的評價。

然而,為山九仞,寶塔結頂的工作,最為困難。經國先生已為我們發動了國族文化轉變的契機,如何順此方向發揚弘大,便是全體中國人的責任了。結頂的日子,不在今天,可能在十年後,臺灣的民主化方得成熟;可能在一、二代之後,中國大陸方得撥亂反正。在這發展的過程中,路漫漫其修遠,即是一步也不能停頓,一步也不容遲疑。否則,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就難於到達終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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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證長期移步前進,我們仍期盼經國先生在已有的各項興革之上,再加兩把氣力。一把氣力在於更進一步促成政治結構的制度化。政府來臺望四十年,經濟及軍事的安排,大致均已有了制度可循。其中尤以軍隊國家化一項,最足稱道。

百餘年來,由湘軍、淮軍而致各地割據的軍人觀之,軍隊殆已成為私人的政治資本。臺灣今日,將不專兵,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所僅見。甚至大陸以黨領軍的口號下,各個野戰軍的系統仍隱然可見。經國先生對「軍隊國家化」曾有過重大的貢獻。

做事須能找替手

另一亟待「制度化」的結構,則為中央民意代表的正常化。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已不容置疑。其緊急性,也已是逼人而來。經國先生以元首與執政黨主席的身份,應督責各部門,早日妥籌解決方法。中央民代的代表性,一旦回返正常,今天許多爭吵的題目,也就難以成為口實。

制法的程序正常了,法律的公信力自然樹立。再退一步,有了健全的立法部門,則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關係,也可能逐漸演變,由制衡而發展為相輔相成。

另一把氣力則須用在選拔與培育人才方面。中興以人才為本,自古無可例外。曾國藩每謂做事須能找替手。由曾、左而至李、張之輩,清代不但能夠平內亂,而且經由他們的接力賽跑,中國的近代建設,始得其肇始。

相對言之,諸葛亮公忠體國,鞠躬盡捧,在中國歷史上是幾乎完美的政治典型。然而諸葛亮的「替手」則大多不過中才而已,蔣琬、費緯之輩,志慮忠純,向寵性行淑均,大率均是守成有餘,開創不足的性格。姜維入蜀差遲,獨力難支大廈。凡此問題,不能不歸於諸葛亮自己太能幹。事必躬親之後,累壞了孔明,卻也造成了眾人拱手奉職的局面。

由今日臺灣的建設,到未來中國的復興,我們仍須有數十年,甚至二、三代的努力。領導的人物,須在今天即有一批一批的替手。

大致言之,制度既立,國家不妨有一批謹慎之士,持盈保泰。制度待立之時,須有恢弘氣度的人才,方可有開創與應變的能力。然而,單以機敏為務,時時隨機應變,卻又有浮動之失。堅忍沉毅,同時又能高瞻遠矚,當是今後領袖人才的性格。盼望經國先生找「替手」時,能找到這樣的理想人物,自然是國家之福。退而求其次,開創的能力仍當為考慮的首要條件。

再退而求其次,則當有進取之士與鎮靜之士,互相補足,合為一個相維相濟的隊伍。不僅今天覓「替手」宜有如此考慮,將來一、二代的人才培育,也當注重發揚與鎮靜兩途的配合,切忌只訓練一些專務奉宣政令的吏才。

經國先生在危難之中,力任艱巨。他的貢獻,歷史上已有其地位。 國父的三民主義,是中華民國的立國理想。抗戰八年,二千萬軍民的屍骸,已在中國土地上撐起了民族主義。臺灣經濟的奇蹟,已將民生主義的實質,注入新的內容與意義。

這幾年來臺灣的政治發展,當其成熟之日,便是民權主義的實現。經國先生在中國歷史上的定評,將在完成這後面兩項任務。他能夠有此功績,自然與其性格有關,也與形成其性格的時代有關。再接下去的兩把氣力,我們不僅期望他領導中華民國,更進一步,以求能夠早日實現其終極目標,而且我們全體國民也當互相飭勉,分工合作,或推或挽,以求臺灣民主的成熟,也分潤大陸,誘導中國的真正解放。

(許倬雲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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