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歲的美國孩子班恩推斷日本是兒童的天堂；日本有那麼多機器人玩具，東京的百貨公司裡玩具滿坑滿谷。他又聽說日本有男童節(五月五日)、女童節(三月三日)，每年十一月還有「七－五－三節」，到這一天，七歲、五歲和三歲的孩子都由父母帶領，到神社去禱求祝福。班恩奇怪為什麼美國的孩子沒有受到這樣特別的重視。
可是一個日本孩子太郎到班恩的學校來唸了一年書之後，班恩開始有些迷惑了：為什麼這個日本小孩學業成績這麼好，又這麼有禮貌、守規矩？為什麼他和大人相處這麼融洽，在課堂講話有條不紊，可是毫不專斷？八歲的班恩不懂：「他怎麼會這麼好？」太郎是不是怕受罰？是不是給大人揍怕了？班恩猜想如此。於是他想：或許日本根本不是兒童的天堂。
日本人究竟是怎樣教養孩子的？這種教養方式是好還是壞？美國人正在熱烈討論。許多人相信，日本人能生產高品質的汽車，與它的教育及育兒方式有關。他們看到日本孩子數學和科學的成績特別高，不識字率低於０．七%，而一般人的教育程度既高又整齊。美國人擔心那些俯身課桌前的日本孩子，會成為新一代的「神風特攻隊」，挾著日本已有的經濟優勢，置整個世界於其掌心。
教育孩子是社會的責任
日本人並不把照顧孩子當作家庭的私事，而是整個國家都動員起來，為兒童教育盡心力。他們自認是「土地狹小的島國」，自然資源匱乏，易受敵人侵襲，又常遭地震和火災。在這塊土地上求生存，不僅要辛勤工作、善用資源，而且要保持警覺、團結合作。
在這樣的危機意識下，他們對未來要有周密的計畫。兒童代表未來，如何讓兒童發揮最大潛能，是社會而非個人的責任。四十年來，日本教育的目標便在於此。日本人相信，兒童在課堂上的表現，決定了日本未來的地位。
做父母的從媽媽懷孕開始，便在孩子身上投注極大心血，媽媽們更以養兒育女為終身職志。這情形連移居海外的日本人也不例外。
在紐約一個日僑較多的地區，學校行政人員最近注意到，每一個日本學生都買兩套教科書。查問的結果，原來其中一套是給媽媽的，她會在孩子上課之前先行研讀，好指導孩子做功課。其結果是九月入學時不懂英文的孩子，到次年六月學年結束時各科都名列前茅。
日本母親憑著對子女的細心呵護，建立起雙方的親密關係和深切瞭解，從而塑造孩子的前途。一個日本學生用一首小詩來形容他與母親的這種關係：我像一塊黏土任由一雙堅定的手揉捏成各種形狀鼓勵孩子拚命向前
日本母親並不以權威迫人，她憑直覺探知孩子內心的期望和需要，也鼓勵孩子發掘母親內心的想法，因此孩子很小便對情緒與身體語言十分敏感，以後可以避免引起別人的困擾或不快。同時孩子也領會到，人與人之間是要相互依賴的。
未入學的孩子，便在家裡隨母親學習讀、寫、算、畫，母親並訓練他心無二用。日本人相信人的資質、個性並非生成，後天的因素影響極大，每個人都有相當大的潛能可待發揮。家庭和學校最重要的職責，便是給予孩子充份的支持，鼓勵他拚命向前。所以日本父母心目中，老師應具備的首要特質便是性情溫和、關心孩子，其次是有耐心、活力充沛。至於重紀律、專業知識等，倒不是那麼重要。
日本的每一個團體或機關，都把新來者視為需要從頭訓練的人，不管他原本具有什麼技能或曾經擔任什麼職位。學校對待新來的學生也是如此，不管在家裡媽媽是怎麼教的，到了學校，老師還是把他當成白紙，教導他行為模式和基本知識。在幼稚園和小學低年級，第一課是讓孩子瞭解，他不過是眾多學生中的一個，不能唯我獨尊，反而要注意別人的想法和反應。其次，做每件事都是有方法可循的，學生就是要學習這些方法。
注重整體表現
小學生在課堂上分成小組，老師不鼓勵能力強的孩子出風頭，而注重小組整體的表現，讓好學生樂意幫助同組內較差的學生，大家齊步前進。老師也不是教室裡的獨裁者，只是從旁刺激學生思考、討論，尋求解答。老師強調的是過程和努力，並不急於得到答案，更不會去壓制學生興奮的聲音。
在這樣一間教室裡的孩子就如班恩所看見的太郎，不僅乖巧，而且快樂。他們沒有理由認為這兩者不能並存。在小學的階段，升學的壓力不那麼大，多數的父母會和老師同心協力，讓孩子的學習過程快樂又輕鬆。不過到了高年級，他們大部份都參加了課外補習，有許多是補英文，為國中英文課未雨綢繆。
國中是產生問題的階段。大多數日本學生熱愛學校，但是也有極少數「拒絕上學」。專家指出這些孩子多半是成績不佳的，但是也有些專家認為原因在於食物；現代兒童吃了太多垃圾食物，讓本已相當緊張的他們更產生體力不濟、昏昏欲睡的感覺。
文部省相信，家庭氣氛和為人父者經常不在家，也是國中生拒絕上學的主要原因。
另一個廣受矚目的問題是校園暴力。有些學生毆打老師，有些則在家毆打父母，而凌虐其他同學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在凌虐事件中，有三分之一是女學生所為。令人驚訝的是不但其他學生袖手旁觀，連老師也不敢出面阻止－－他們擔心自己會遭池魚之殃。少數受凌虐的學生甚至因而自殺。
日本心理學家分析，凌虐現象顯示現行教育制度不能適當控制學生的精力與野性。朝日新聞則在社論中指出，遭凌虐的學生都是在某些方面「與眾不同」的人，而日本學生從小受到的教導便是追求整齊畫一，消除歧異。受到這種「均質」壓力的他們，自然也要求別人看齊。
升學考試帶來的情緒緊張，是凌虐現象的另一原因。日本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上高中須經過考試。雖然九四%的國中畢業生總可以唸到一所高中，但學校的好壞，就有很大的差別。所謂好壞，是依其畢業生考上著名大學的比率而定，而著名大學的畢業生，進入大公司工作的機會就大得多。
這一連串決定前途的過程，是從國中開始的。可以說，日本學生從十三歲那年起，早年溫馨和諧的養成教育，一變而為艱苦的升學競爭。對某些少年來說，這轉變是很難適應的。就連家長，有時也會在考場外面崩潰。
父母親用心良苦
家長的憂慮，往往不下於孩子本身。最近曾有一位父親，為了讓女兒進入理想大學，竟然易容改裝，替女兒出場應試，終被識破。很多父母不顧兒女的資質是否適合唸大學，硬要用補習的方式讓他們擠進大學之門。為了同樣的理由，父母把幼兒送進著名的幼稚園，希望他們順著成功之梯，一路爬上去。
這些用心良苦的父母親，幾乎無不為日本教育制度和它造成的壓力感到痛苦。可是另一方面，他們也都認為自己除了默默忍受外別無選擇。如果拒絕讓子女承受這樣的壓力，等於是自外於整個社會體制，剝奪了他們在學術和事業上成功的機會。事實上，反對改革教育制度最力的便是家長，他們固然不喜歡現行制度，但他們更怕激烈酌變革使子女的前途更不確定。
日本學生的學業成績優異，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可是日本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常常稱讚西方教育培養的「創造力」和對個人的重視。日本父母常以艷羨的語氣說：「但願我們的孩子能像你們那樣有許多空閒時間。」
需要國際化人才
教育，已成為日本舉國上下關切和爭辯的話題。討論的重點之一是：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日本人欠缺什麼樣的童年經驗？教育機構是否有責任彌補這份欠缺？
戰前出生的一代回味他們幼年時代，在學校裡得到的愛與關懷。他們覺得今日的學校沒有教給孩子生活的目標、人生的意義，教育好像只是為考試而存在。他們甚至緬懷起戰前的軍國主義，因為那樣的經驗讓他們感染到一份狂熱。
許多人批評，由於教育事宜全歸文部省統籌管轄，學校與教師一切依令行事，缺乏創意。也有人指出，在現行體制下，學生只有一條路可走，便是成為大公司裡的白領階級－－「三菱人」或「松下人」等。表現個人特色或選擇另一條路，雖然沒有明白禁止，即也未受任何鼓動。
改革要付出代價
更有人疾呼：日本需要國際化的人民，下一代必須知道如何與外國夥伴合作。他們看出，在國與國間相互依賴日深的現代，日本人需要與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外國人合作，而不是在這個均質性很高的社會工作。他們也擔心，工業化之後的日本由於太重群體與制度，有趨於僵化的危險。一位學者指出，未來日本需要的青年是：有彈性、有特色、有技術，能適應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精通外國語言。
這樣的談論雖然引起廣大的注意，但由日本人狹隘的島國心態和民族自大情結看來，再加上文部省的官僚作風，是很難真正改革的。這也是日本社會在討論校園暴力事件時，多半歸因於受害者本身的「人格弱點」，避談升學壓力的原因。因為一談到考試制度，日本人便充滿無力感。他們知道，教育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
(本文摘自「日本教育之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