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與徐璐在九月中到大陸採訪，造成了少見的轟動。李、徐兩人是三十八年來首次由台灣到大陸採訪的記者，新聞價值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了。於是，「訪大陸者，人亦訪之」，李、徐的一舉一動，似乎都逃不過記者的跟蹤盯梢。有李、徐之處便有記者，至少也有些「不是記者的記者」在他們周圍。
加上引號的新聞
記者與「不是記者的記者」都在工作，不過，他們的工作成果卻有不同的出處。記者的產品－－新聞－－是公開的，而且由於事件本身具有吸引力，「產量」也就相應地增加，李、徐的行蹤與言論固然加以報導，就是兩人身邊的瑣事亦不放過。「不是記者的記者」的產品也叫做「新聞」，不過，這類新聞是要加上引號的，因為「不公開的」遠比「公開的」要多得多，而「公開的」新聞，其內涵也要少得多。
對內報刊惜字如金
中共力倡「三通」，台灣有記者到大陸去採訪，自然和「三通」的目標不謀而和，除事件本身的新聞意義之外，政治意義就更不尋常了。按常情推理，中共的媒介理應大肆報導，並為「三通」鼓吹才是。
「團結報」是大陸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辦的，這份八開四版的週報是份針對國民黨的統戰報，理應大作文章，但我們卻找不到。九月十二日的一期裡，李、徐赴大陸採訪的事，隻字未提。九月十九日，「團結報」在報紙的右中部份刊了一則大約一百字的「中新社」消息，報導李、徐自東京抵達北平。此外，便是一則「本報訊」，報導「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李贛騮接受「合眾社」駐北平記者採訪時說：「我們歡迎台灣自立晚報記者前往訪問。」又說：「我們堅決支持台灣和大陸之間進行文化和人員交流。」
這一期的「團結報」還登了一篇大約一千字的「中新社」特稿，說李、徐到北平採訪時對北平市的見聞與觀感，提到他們會見了「老朋友」陳鼓應、李大維等人並和市民交談，而且原國大代表張春男「恰好」到長城飯店看望李、徐，解決了兩人不認識路的麻煩。徐璐在夜市買了件夾克也報導了，此外，文章也提到兩人因被其他記者採訪而困惱。九月二十六日的「團結報」便沒有李、徐兩人的消息了。 「團結報」是對內的，「人民日報」海外版是對外的。中共的宣傳向來內外有別，對李、徐採訪的報導也不例外。十四日，頭版左下角刊登了一篇約一百二十字的「中新社」東京十三日電，報導台灣記者日內將訪問大陸。十八日，左下角刊登了和十九日「團結報」上一樣的「中新社」特稿。二十日，這篇三百字的新聞提到李、徐在北平時訪問了王錫爵和方勵之，並和十多位台胞敘話。離開北平後，李、徐到了杭州，住在西湖望湖賓館，徐璐還見到了姨媽和表弟。至於李、徐在北平或在杭州採訪的內容則未提及。
二十二日，沒有李、徐的消息，但卻有篇「台盟」呼籲台灣放寬限制大陸台胞返鄉省親的報導。接看，一直到二十八日才又有新聞，用了二百四十字報導李、徐結束大陸之行途經香港返台北。二十九日，五百字新聞報導李、徐返台面臨坐牢威脅及自立晚報社長表示失望，並要據理力爭。
香港報紙熱烈報導
就李、徐赴大陸採訪對「三通」的意義言，「團結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報導量實在是不相稱的。不過、香港親大陸報紙的表現卻大不相同，且以「大公報」為例。九月十二日「大公報」的頭版是廣告，但在二版便用了四欄的大標題，報導李、徐在東京辦簽證赴大陸採訪，除了這篇五百字的消息外，同版還有一篇「美聯社」消息，大的有四百字，報導了台灣新聞局指責自立晚報違例採訪的反應。
十四日，依然是四欄題，用一千字報導李、徐辦妥簽證，自東京到達北平。此外，還有個二欄的小方塊，是「新華社」和「中新社」的簡短消息，報導兩人抵大陸採訪。十五日，頭版六欄大標題，除了廣告和另二篇新聞外，全版都是記者鞏雙印和陳永平對李、徐兩人抵達北平的報導。不過，李永得與一位洋記者關於大陸有無自由的對話則隻字未提。
十六日，第二版約有一半的篇幅是李、徐的消息，另左、右角分別為施君玉的「縱橫談」和鞏雙印的「通訊」，重點也是李、徐的採訪及其意義。十七日，二版報導了李、徐遊北平之觀感……。
聽出弦外之音
「大公報」的報導當然不止這些，幾乎每一天都是重點新聞，和「團結報」與「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惜墨如金相比，兩者真是有天壤之別。「情人眼中出西施，記者眼中出新聞」已經是老調子了，不過，從這個老調子裡卻可以聽出些弦外之音。
弦外之音在於量，也在於質。少報導和不報導都有弦外之音，這個容易理解。「團結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所採用的便是這個辦法，李、徐採訪大陸正符合「三通」目標，意義重大；李、徐採訪陳鼓應、王錫爵、李大維、張春男等自台赴大陸人員，這也和政策相合。當然，這些都可以寫；不過，李、徐採訪的內容卻未必能配合當前的政策，而且這次採訪的意義並不止於「促進三通」這麼簡單，問題太複雜了，也還是不登為「妙」策。「團結報」主要是對內的，而且是週刊，其刊出之新聞量少於對外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就不足為奇了。
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相比，「大公報」就更加「對外」了，反正大陸的讀者看不到，而且香港又是個資訊開放、什麼都封鎖不住的地方好與其走「人民日報」的路線，倒不如多登多報。不可否認，「大公報」的報導全是事實，但這些事實卻不等於真相的全部。李永得與洋記者談採訪自由的一段不見了，李、徐談受人跟蹤監視的一段也不見了。此外，兩人對大陸的批評、談大陸與台灣的對比及兩人憂慮無自由等等，也都被其他細節、點滴給淹沒了。反倒是台灣新聞局的不悅與處分，國民黨中央的分歧意見等，都得到了充份的報導。
和大陸的居民相比，香港人的物質生活好、精神生活也好。物質生活好，這個很容易看到；精神生活好，這也不難感覺到。大陸上的新聞媒介固然種類繁多，但眾報一調、輿論一律，對於事件真相的瞭解實在不易。
但在香港的居民則不同，他們可以看到「明報」、「星島日報」等報紙上的長篇大論；也可以看到「大公報」上的長篇大論；他們當然也可以看到「香港時報」上專挑李、徐對大陸的負面報導以及新聞局的不悅。此外，他們也可以看到「信報」裡的分析與怪論。
五花八門的議論和無所不包的報導之中，當然也是「各取所需」，當然也是「記者眼中出新聞」；然而這些報紙上的各家之言拼在一起，便是一幅完整的圖畫了，李、徐在大陸做了些什麼、看法如何等等，港人未必完全知曉，但雖不中亦不遠矣！
珍惜自由民主的環境
兼聽則明，偏聽則黯。香港便是個有「兼聽」大環境的社會，這是香港的政府雖不民主，但也不敢獨裁以百姓為舞狗的一項主要原因。相反的，在一個「偏聽」的環境裡，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獨裁者更可以為所欲為，而掩人耳目。
比較大陸與香港兩地對李、徐採訪的報導，更讓我們珍惜香港可愛的「兼聽」大環境，也讓我們警惕，希望這個「兼聽」的大環境除了容得下李、徐的採訪活動外，也能夠容得下與香港有切身關係的事件，這不僅是新聞自由的問題，也是香港活力的泉源。香港人該多多珍惜這個環境，要看那報導出來的，也要看那沒有報導的，因為一切盡在「不言」中，沒有報導出來的有時比報導出來的，所傳達的消息更多、更豐富。
(朱立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