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根與歸根
十月在美國，剛好在異鄉作客四十年。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個二十三歲的大學畢業生，帶著羞澀的行囊，從台灣到新大陸修習經濟發展。他知識基礎淺薄，自我期許沈重；除了強烈的求知慾、一份助教獎學金及一本厚厚的英漢字典，一無所有。
四十年過去了。形式上，落地生根；心情上，落葉歸根。
四十年中，持續累積的是他自認為值得向台灣與大陸推廣的現代觀念。他相信：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不是革命的狂熱，也不是自私的冷靜；更不是東方的自大，或西方的抄襲，而是提出適合國情的現代觀念，使其推廣及實踐。
（二）「把狗也當人」的社會
探討一個國家的富裕，一個社會的進步，一個人的福祉，是他工作與著述上最大的樂趣。
細數國家貧窮的原因：從人口過剩、資源缺乏到生產不足、制度不健全。他的結論仍然是：「一個國家落後，是因為觀念落後。」
即使在今天民主燦爛的台灣，政策運作上仍然被落後的威權觀念所困：如中央不肯授權地方，總統有權而無責，黨的運作還是列寧式。這些落後的政治現實變成了驅之不散的烏雲。
初到美國，他就立刻體會到：「這是一個把人當人，把狗也當人的社會。」
美國人的獨立、自信、嘗試、冒險，集中在高科技上時，就做出了最突出的表現。美國已從「冷戰時代」的自由世界兵工廠，變成了「網路時代」的高科技集散中心。矽谷不僅變成了富可敵國科技企業家的發源地，也將在二十一世紀變成新科技文明的長江。誰能想像當年就在那一幢幢整齊乏味的建築中，蹦蹦跳跳的年輕小伙子，正夜以繼日地策動一場驚天動地的網路革命？
美國的可貴，不在它既有的財富，而在它未來的機會；美國的可愛，不在科技突破帶來的「混沌」，而在社會富裕孕育出來的生活情趣；美國最令人嚮往的就在於它是一個可以自由自在、自由呼吸、自我發展的自由天地！
（三）制度比英雄重要
四十年前，一個在威權社會中長大的青年人，當然會立刻被美國民主政治的多姿多采所吸引。他認真地觀察過十次美國總統大選，並且不斷思考，對發展中的台灣與大陸有什麼借鏡之處？
從甘迺迪到柯林頓，其間包括福特在內，共出現八位總統。沒有一位被公認是「偉大」的總統（如傑佛遜），甚至「接近偉大的」總統（如羅斯福）。但是，美國的國力及在世界的地位，卻有增無減。
這是一個重要的見證：在一個體制健全、人民參與、輿論發揮功能、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個人的政治影響力——包括總統在和平時期的影響力——已不易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雷根常自嘲是：「位高、名重、權大、但是影響力小的人物。」
非常時期，英雄改寫歷史。民主時代，不需要嚮往英雄，而要嚮往完整制度的建立。海峽兩岸的人民要趕快相信：制度比英雄重要。
李總統一再聲明不會延長任期，不會修憲尋求再連任，這是對制度的尊重，值得肯定。如果在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當選總統後，李主席宣布辭去黨主席，避免出現一黨主席凌駕一國總統的情況，也是另一種對制度的尊重，更值得稱讚。
（四）想到台灣的總統大選
戰後美國總統的權力不能盡情發揮，正是受到五個制度性因素的「良性」牽制：國會、官僚系統、利益團體、輿論及突發的國內外事件。著名的經濟學者蓋勃勒斯就說過，「根據所有過去的標準，總統這個職位已顯得相對不重要。」
因此在美國的總統制之下，容易產生一位平庸的總統，但不易產生一位獨裁的總統。對愛好民主自由的美國人民來說，領袖獨裁遠比領袖平庸可怕。
台灣的總統大選，已經熱烈展開。在當前國情下，領導人至少要做到三點：
（１）要有偉大前瞻的識見，描繪兩岸雙贏的前景。
（２）要有無私包容的胸懷，匯集強烈的共識。
（３）要有進步理性的藍圖，推動各層面的改革。
此外，領導人還必須本性善良與個性樂觀。他沒有痛可以說、沒有恨可以洩、沒有狠可以發、沒有仇可以報。
歷史悲情、省籍情結、秋後算帳，在善良與樂觀之下，才會煙消雲散。也只有在這種氣氛下，可長可久的制度（包括修憲）才有真正建立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