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另一波的不安定
台灣人民——尤其是民間企業與廣大投資者——最渴求的就是社會安定。弔詭的是，高票民選出來的李登輝總統，卻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個人堅強的意志，不斷推出具有爭議性的決策——從修憲、康乃爾之行到百億新台幣援助科索沃。七月九日宣布的「兩國論」又把台灣帶到不安定的新高點。
按照民主國家慣例，即將卸任的總統如要做出重大決策，通常還會先照會各黨總統候選人，並且要格外地謹慎，避免遭受「留下的殘局要後人收拾」的譴責。
連宋不配以後，在今後的八個月中，連、宋、陳、許四位的劇烈對決，也會助長台灣社會另一波的激情。
（二）巨大的社會成本
民主政治本來就不是只有利而無弊的制度。在台灣民主政治推動的過程中，不斷出現弊病，可惜一直未能消除。試看民選出來的總統可以多獨斷，民選出來的民代可以多自大，民選出來的議會可以多失態，而接受賄賂的選民，也可以多無格。
在競選過程中，降低稅率、慷慨補助、從寬處罰、施捨好處、荒廢公務、四處宴客、空放承諾……，都是民主政治帶來的社會成本。我曾經在另一文中(《聯合報》七月十七日)特別指出，在預測選舉勝負非常接近時可能帶來的五種巨大社會成本。讓我引述，做為日後的歷史見證。
社會成本之一是「人格暗殺」：為了要贏得選舉，一切不道德、甚至不合法的手段都可能用。幕僚們可以聲稱未經候選人同意下，放出各種人身攻擊，竄改各種紀錄、談話資料來抹黑、栽贓、污衊。經過「人格暗殺」後的候選人，即使當選，也是遍體鱗傷。選出來的總統，已難受人尊敬，而是令人同情。
社會成本之二是大量賄選：樁腳買票與黑金勢利的勾結又將披掛上陣，政治人物向選民訴求的廉能改革，尚未出征，就已陣亡。有人估計百億以上的買票將無法避免。
社會成本之三是社會動盪：在關鍵時刻，省籍情結會再次被用做鬥爭的工具。本來已經逐漸癒合的族群融合，又將面臨新的裂痕。沒有人能擋得住這種「政治不道德」的再度出現。
社會成本之四是兩岸關係緊張：候選人對三通、戒急用忍等重大政策勢必表示支持或批判。目前李總統對兩岸關係界定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個接近民進黨一貫主張的宣示，已經引起兩岸另一波的新緊張，以及內部的爭論。
社會成本之五是沒有高當選率就難以推動改革：如果參選者的真正目的不是為個人權位，而是要誠心誠意地做事改革，那麼得票率愈高，自然就有愈堅強的民意基礎來推動。例如要切斷當前的黑金掛鉤，以及突破兩岸僵局，就必須有強大民意的支持。三成多當選的總統，一開始就變成了「跛腳」總統，將會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三）人民的三大要求
對當前絕大多數的台灣選民來說，最迫切的三大要求是：
（１）安定的重要：過去十餘年來的民主化與本土化，帶來了巨大的改變。當階段性的改變落幕時，大家盼望的是一個比較和諧、安定、合作的環境。「安定」的第一個層次是「政治上」的安定，不要再以省籍情結做為選舉的籌碼，不要再以民粹主義來支持強人政治。讓全體人民擁有免於族群衝突的恐懼，也擁有免於政治鬥爭，政策急轉彎的恐懼。
「安定」的第二個層次是「生活上」的安定。這其中涉及到兇殺、綁票、車禍、火災、水災……，它需要各級政府的努力，以及用心認真的領導才能達到。
（２）改革的迫切：從黑金政治、金融呆帳、利益輸送，到政府再造、教育改革、永續發展，無一不需要行政首長的全面執行與立法院的全面支持。尤其重要的是：未來的領導人必須具有不折不撓的改革決心與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
（３）兩岸的雙贏：沒有穩定的兩岸關係，就不可能有安定的台灣。誰也沒有料想到，汪道涵先生正打算在秋天訪問台灣時，李總統在國內外無預警的情況下，宣布「特殊兩國論」。如果決策階層花了一年時間研究，怎麼在宣布以後，會引起國際上這麼多（包括善意的）的質疑？這種決策不周延的過程一再發生，已引起人民不安。
（四）期待新領導人
多年來，我不斷提醒政府首長：決策錯誤比貪污更可怕。即使一個看來多數人民會支持的決策，也必須審慎地評估，宣布此一決策的時機及可能承擔的後果。現在看來，以個人堅定的意志力宣布的「兩國論」，充滿了不確定感及兩岸可能升高的危機。
當李總統的歷史使命感，使他宣布「兩國論」時，我十分擔心對面的江主席，也有他不容許「祖國分裂」的歷史使命感。兩個歷史使命感衝撞時，會不會把早先兩個人都講過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拋諸腦後？
從此刻到明年三月，「兩國論」引發的對岸反應，與總統競選時的火拚，將把台灣帶入高度不安定期。
從李總統執政的十二年紀錄來看，誰還敢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一位強勢的、好鬥的、只相信自己的總統候選人？期盼台灣在二十一世紀出現一位沈著、大度、尊重體制、中規中矩；內能推動理性改革，外能營造兩岸雙贏的新領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