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念碩士的時候，王文杰就寫下台灣第一本探討大陸「公司法」的專著。三十三歲那年，他成為第一位拿到大陸法學博士的台灣人。他親身參與大陸多部商事法的起草，著作數量超過許多老教授一輩子的總和，放眼台灣恐怕找不到比他更瞭解大陸法律的人。在台商投資亟需法律保護的此刻，他的專業是台灣珍貴的資產。
但王文杰苦笑，「我拿的是台灣最不願承認的文憑。每次飛到大陸，人家尊稱你王博士，一踏進中正機場，就什麼都不是。」學成歸國兩年來，他連申請正式教職的資格都沒有，只能靠著碩士文憑，在私立學校找份兼任講師的差事餬口；縱使經濟困厄，高亢的學術熱情依舊不減。
念政大法律研究所時，王文杰覺得台灣的公司法已經沒有太多題目可做，碩士論文乾脆寫大陸吧。當時大陸的公司法尚待出爐，王文杰告訴指導教授，「我可以等」。這句話竟一語成讖，成為他往後的寫照。
必須理解大陸法律，而非敵視它
為了蒐集碩士論文的材料，王文杰進出大陸三次，仍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憾。他想起曾獲普立茲獎的某位戰地記者說過，「為何你的戰地照片拍得不夠逼真？因為你靠得不夠近。」同樣的道理，王文杰認為有心研究大陸的人，非得深入大陸不可。就這樣，他決定報考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班。
面對周遭投來的懷疑眼光，王文杰的答辯是，「你可以說大陸法治發展落後，但無可改變的事實是，那套法律確實在那個國度運作。台商到大陸投資，遇到法律問題時，適用的是他們的法律，不是中華民國的法律。我們必須去理解它，而非敵視它。你可以說老共是人治色彩，但人治也有章法存在啊，否則任何國家不可能維繫那麼久。」
就法律專業來說，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並稱大陸的三強。做為第一個台籍學生，上自校長下至工友都認得王文杰，一言一行彷彿都代表台灣。抱著為台灣人爭氣的使命感，王文杰努力表現出好學和禮貌的一面。他甚至不敢跟女同學單獨走在一起，以免引起誤會。
總括他在大陸的求學心得，王文杰說：「研究一個國家的法制，你要是不親自到這個國家，接受更深層次的背景教育，暸解法制的根源，考察具體的制度如何運作，並接觸當地的法律工作者，難免會有理論的不足，畢竟經驗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剛開始上課時，王文杰發現「老師講的話我都聽得懂，意思卻完全不瞭解」，癥結在於他不熟悉大陸法律的背景脈絡。
「有時我很好奇，大陸同學怎麼都知道這些問題啊。因為他們土生土長在這個地方，問題都活生生出現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台灣人都能閱讀大陸的書，但是文字名詞的背景，是書本體現不出來的。來到大陸，每個人都是我的老師，」他說。
剛到北京時，嗜愛的職棒看不到了，也沒人可講台灣話，王文杰頗有些苦悶。他最難忘的情景是朋友從台灣來看他，用家鄉話聊慰鄉愁的那一幕。但是沒多久，他就到處尋訪大陸學者「切磋武功」，與大陸學界打成一片。「跟他們有共鳴，能談的問題就多了，談得也更加深刻，」這對他掌握大陸內部觀點助益甚大。
扮演兩岸法學交流的橋梁
大陸學生競爭的激烈程度，王文杰大開眼界。「每次去他們都在看書。想到他們這麼用功 ，我在幹什麼？」在大陸同學的刺激下，王文杰也不落人後。「他們認為你讀博士不寫文章做什麼？博士班寫不出像樣的文章 ，就不要稱博士。」五年下來，王文杰交出驚人的成績單，寫下十四本大部頭的專著，其中六部已出版上市，單篇論文更是不計其數。不認識他的人，還以為他是大陸學者。
王文杰發憤著述，爭取學歷被承認也是主因之一。「留美回來的，有沒有寫東西不重要。但台灣對大陸學歷是歧視的，即使教育部承認你，在申請教職過程中，有人敵視你怎麼辦？好，我就寫東西給你看。」
求學期間，王文杰在兩岸法學交流上，也默默扮演橋梁的角色。台灣最負盛名的民法教授王澤鑑，在王文杰穿針引線下，著作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全套八集剛上市就大賣一萬多套。有人開玩笑說，國民黨反攻不了大陸，倒讓王澤鑑反攻了大陸，其著作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這種衝擊更從學術界輻射出去，進而影響大陸的法制發展。「大陸這幾年不停地大量立法。同樣是中國人，台灣在這塊土地的法制發展，提供他們非常寶貴的立法經驗。我有參與大陸的立法工作，知道他們對台灣法律涉獵頗多，」王文杰說。
「他們從我這裡瞭解，台灣的確有值得他們借鑑的地方。大陸要借鑑，就讓他們借鑑吧，幹嘛怕呢？大陸愈趨近我們愈好，」他說。
王文杰以美國的福特基金會為例，也在鼎力贊助將西方法律的經典名著翻譯到大陸。「世界各國不斷提供材料給大陸，希望透過出版，影響大陸的制度，至少價值觀能貼近他們。」反觀台灣，只能透過留學生的力量，發揮鴨子划水的潛移默化功能。
「如果大陸用台灣這套制度，台商到大陸去，法律適用就沒有困難。如果受美國影響，用美國的法制，台商不但要瞭解大陸，還要瞭解美國那套法律制度。大陸立法內容更貼近我們，可以省卻兩岸不必要的障礙，」王文杰分析。
王文杰很慶幸，大陸的「立法黃金時期」他躬逢其盛。自從一九九二年市場經濟路線確立後，大陸開始密集大量立法。「在世界各國法制史上，都已經到了二十世紀末，還有一個國家如此大量立法，這是很罕見的。他們的企圖心非常強，很多法律從無到有，從有到精，只是還未到細膩的程度，」王文杰說。
王文杰指出，大陸現在至少「有法可依」了，「執法必嚴」和「 違法必究」是遲早的事。「水愈來愈清，外商就很難摸魚，」他說。
法律博士被判學術死刑
王文杰的博士論文，主題是大陸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制。大陸學者很佩服他的勇氣，因為國有企業是大陸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最複雜棘手的難題，王文杰卻樂在高難度的挑戰。
王文杰的博士論文口試，在大陸法學界造成不小的轟動。台灣方面，具有大法官身分的王澤鑑教授和具有考試委員身分的賴源河教授，親臨北京擔任口試委員；大陸不敢怠慢，也推派五位大老級的學者主持口試。數百名旁聽者聞風而至，爭睹這場「武林大會」。在兩岸民商法權威共同背書下，王文杰成為大陸第一個台籍法律博士。他的論文後來被收錄到「青年法學文庫」，在大陸公開出版。
王文杰畢業時，教育部正準備公布採認的大陸學校名單。由於政治因素作祟，中國政法大學最初遭到剔除。十餘名該校的台灣學生，包括王文杰在內，前往教育部陳情抗議。教育部名單最後放榜時，雖然追加承認這所大學，但很快就在「上上級」如雷貫頂的壓力下，整個採認名單形同作廢，王文杰也被判了「學術死刑」。
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把博士後研究唯一的名額給了王文杰，讓無法在台灣執教的他，暫時能有棲身之地，這也證明了大陸學界對他的肯定。台灣幾位賞識他的師長，接到陸委會或海基會的研究計畫後，也轉包給王文杰共同合作，使他能繼續寫下去。
對大陸法律有第一手的瞭解
中國社科院的法學所被定位為國務院的法律智囊庫，享有很大的立法建議權，很多法律都是他們先把草案制定出來。王文杰近水樓台，有機會實際參與法案起草，對大陸法律的來龍去脈有著非比尋常的第一手瞭解。當台灣知名的法律學者，不明就裡高談闊論大陸最近通過的「統一合同法」時，王文杰只能在書房裡激動高喊「不是這回事！不是這回事！」他是真正瞭如指掌的人，卻沒有舞台貢獻所學，因為沒有教授的頭銜，沒有基本的發言資格。
王文杰陳設簡單的家裡，四壁都是他「上窮碧落下黃泉」蒐羅的文獻，例如全套的《人民法院公報》；地板則堆放成綑的法律專業報章，是他拜託同學從大陸寄來的。別說台灣的「匪情」研究單位的收藏沒這麼完整，大陸專家也不見得知道有這些第一手材料可運用。
王文杰告訴自己，「經濟過得去就好了，研究決不能中斷。你已經投下八年光陰，一定有機會的，重要的是你『含金量』夠不夠。」
但陸委會月前的決定，不禁使他迷惘。為延攬大陸人才來台灣教學，陸委會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把來台教學的條件，從在台設籍須滿十年，大幅減少為兩年。「這樣的機會，為何不給台灣本身的學子？」王文杰質疑。若台灣留學生的政治忠誠可疑，那麼大陸人士呢？
以王文杰的背景，轉往實務界服務台商，不愁沒有高薪的工作。他打算再奮筆寫作兩年，仍然等不到機會，唯有投筆從商。「我只能說時不我予，兩岸制度的扭曲，再投入毫無意義。」
（臧聲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