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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著述不輟,等待出頭天

文 / 臧聲遠    
199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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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著述不輟,等待出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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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念碩士的時候,王文杰就寫下台灣第一本探討大陸「公司法」的專著。三十三歲那年,他成為第一位拿到大陸法學博士的台灣人。他親身參與大陸多部商事法的起草,著作數量超過許多老教授一輩子的總和,放眼台灣恐怕找不到比他更瞭解大陸法律的人。在台商投資亟需法律保護的此刻,他的專業是台灣珍貴的資產。

但王文杰苦笑,「我拿的是台灣最不願承認的文憑。每次飛到大陸,人家尊稱你王博士,一踏進中正機場,就什麼都不是。」學成歸國兩年來,他連申請正式教職的資格都沒有,只能靠著碩士文憑,在私立學校找份兼任講師的差事餬口;縱使經濟困厄,高亢的學術熱情依舊不減。

念政大法律研究所時,王文杰覺得台灣的公司法已經沒有太多題目可做,碩士論文乾脆寫大陸吧。當時大陸的公司法尚待出爐,王文杰告訴指導教授,「我可以等」。這句話竟一語成讖,成為他往後的寫照。

必須理解大陸法律,而非敵視它

為了蒐集碩士論文的材料,王文杰進出大陸三次,仍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憾。他想起曾獲普立茲獎的某位戰地記者說過,「為何你的戰地照片拍得不夠逼真?因為你靠得不夠近。」同樣的道理,王文杰認為有心研究大陸的人,非得深入大陸不可。就這樣,他決定報考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班。

面對周遭投來的懷疑眼光,王文杰的答辯是,「你可以說大陸法治發展落後,但無可改變的事實是,那套法律確實在那個國度運作。台商到大陸投資,遇到法律問題時,適用的是他們的法律,不是中華民國的法律。我們必須去理解它,而非敵視它。你可以說老共是人治色彩,但人治也有章法存在啊,否則任何國家不可能維繫那麼久。」

就法律專業來說,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並稱大陸的三強。做為第一個台籍學生,上自校長下至工友都認得王文杰,一言一行彷彿都代表台灣。抱著為台灣人爭氣的使命感,王文杰努力表現出好學和禮貌的一面。他甚至不敢跟女同學單獨走在一起,以免引起誤會。

總括他在大陸的求學心得,王文杰說:「研究一個國家的法制,你要是不親自到這個國家,接受更深層次的背景教育,暸解法制的根源,考察具體的制度如何運作,並接觸當地的法律工作者,難免會有理論的不足,畢竟經驗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剛開始上課時,王文杰發現「老師講的話我都聽得懂,意思卻完全不瞭解」,癥結在於他不熟悉大陸法律的背景脈絡。

「有時我很好奇,大陸同學怎麼都知道這些問題啊。因為他們土生土長在這個地方,問題都活生生出現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台灣人都能閱讀大陸的書,但是文字名詞的背景,是書本體現不出來的。來到大陸,每個人都是我的老師,」他說。

剛到北京時,嗜愛的職棒看不到了,也沒人可講台灣話,王文杰頗有些苦悶。他最難忘的情景是朋友從台灣來看他,用家鄉話聊慰鄉愁的那一幕。但是沒多久,他就到處尋訪大陸學者「切磋武功」,與大陸學界打成一片。「跟他們有共鳴,能談的問題就多了,談得也更加深刻,」這對他掌握大陸內部觀點助益甚大。

扮演兩岸法學交流的橋梁

大陸學生競爭的激烈程度,王文杰大開眼界。「每次去他們都在看書。想到他們這麼用功 ,我在幹什麼?」在大陸同學的刺激下,王文杰也不落人後。「他們認為你讀博士不寫文章做什麼?博士班寫不出像樣的文章 ,就不要稱博士。」五年下來,王文杰交出驚人的成績單,寫下十四本大部頭的專著,其中六部已出版上市,單篇論文更是不計其數。不認識他的人,還以為他是大陸學者。

王文杰發憤著述,爭取學歷被承認也是主因之一。「留美回來的,有沒有寫東西不重要。但台灣對大陸學歷是歧視的,即使教育部承認你,在申請教職過程中,有人敵視你怎麼辦?好,我就寫東西給你看。」

求學期間,王文杰在兩岸法學交流上,也默默扮演橋梁的角色。台灣最負盛名的民法教授王澤鑑,在王文杰穿針引線下,著作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全套八集剛上市就大賣一萬多套。有人開玩笑說,國民黨反攻不了大陸,倒讓王澤鑑反攻了大陸,其著作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這種衝擊更從學術界輻射出去,進而影響大陸的法制發展。「大陸這幾年不停地大量立法。同樣是中國人,台灣在這塊土地的法制發展,提供他們非常寶貴的立法經驗。我有參與大陸的立法工作,知道他們對台灣法律涉獵頗多,」王文杰說。

「他們從我這裡瞭解,台灣的確有值得他們借鑑的地方。大陸要借鑑,就讓他們借鑑吧,幹嘛怕呢?大陸愈趨近我們愈好,」他說。

王文杰以美國的福特基金會為例,也在鼎力贊助將西方法律的經典名著翻譯到大陸。「世界各國不斷提供材料給大陸,希望透過出版,影響大陸的制度,至少價值觀能貼近他們。」反觀台灣,只能透過留學生的力量,發揮鴨子划水的潛移默化功能。

「如果大陸用台灣這套制度,台商到大陸去,法律適用就沒有困難。如果受美國影響,用美國的法制,台商不但要瞭解大陸,還要瞭解美國那套法律制度。大陸立法內容更貼近我們,可以省卻兩岸不必要的障礙,」王文杰分析。

王文杰很慶幸,大陸的「立法黃金時期」他躬逢其盛。自從一九九二年市場經濟路線確立後,大陸開始密集大量立法。「在世界各國法制史上,都已經到了二十世紀末,還有一個國家如此大量立法,這是很罕見的。他們的企圖心非常強,很多法律從無到有,從有到精,只是還未到細膩的程度,」王文杰說。

王文杰指出,大陸現在至少「有法可依」了,「執法必嚴」和「 違法必究」是遲早的事。「水愈來愈清,外商就很難摸魚,」他說。

法律博士被判學術死刑

王文杰的博士論文,主題是大陸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制。大陸學者很佩服他的勇氣,因為國有企業是大陸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最複雜棘手的難題,王文杰卻樂在高難度的挑戰。

王文杰的博士論文口試,在大陸法學界造成不小的轟動。台灣方面,具有大法官身分的王澤鑑教授和具有考試委員身分的賴源河教授,親臨北京擔任口試委員;大陸不敢怠慢,也推派五位大老級的學者主持口試。數百名旁聽者聞風而至,爭睹這場「武林大會」。在兩岸民商法權威共同背書下,王文杰成為大陸第一個台籍法律博士。他的論文後來被收錄到「青年法學文庫」,在大陸公開出版。

王文杰畢業時,教育部正準備公布採認的大陸學校名單。由於政治因素作祟,中國政法大學最初遭到剔除。十餘名該校的台灣學生,包括王文杰在內,前往教育部陳情抗議。教育部名單最後放榜時,雖然追加承認這所大學,但很快就在「上上級」如雷貫頂的壓力下,整個採認名單形同作廢,王文杰也被判了「學術死刑」。

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把博士後研究唯一的名額給了王文杰,讓無法在台灣執教的他,暫時能有棲身之地,這也證明了大陸學界對他的肯定。台灣幾位賞識他的師長,接到陸委會或海基會的研究計畫後,也轉包給王文杰共同合作,使他能繼續寫下去。

對大陸法律有第一手的瞭解

中國社科院的法學所被定位為國務院的法律智囊庫,享有很大的立法建議權,很多法律都是他們先把草案制定出來。王文杰近水樓台,有機會實際參與法案起草,對大陸法律的來龍去脈有著非比尋常的第一手瞭解。當台灣知名的法律學者,不明就裡高談闊論大陸最近通過的「統一合同法」時,王文杰只能在書房裡激動高喊「不是這回事!不是這回事!」他是真正瞭如指掌的人,卻沒有舞台貢獻所學,因為沒有教授的頭銜,沒有基本的發言資格。

王文杰陳設簡單的家裡,四壁都是他「上窮碧落下黃泉」蒐羅的文獻,例如全套的《人民法院公報》;地板則堆放成綑的法律專業報章,是他拜託同學從大陸寄來的。別說台灣的「匪情」研究單位的收藏沒這麼完整,大陸專家也不見得知道有這些第一手材料可運用。

王文杰告訴自己,「經濟過得去就好了,研究決不能中斷。你已經投下八年光陰,一定有機會的,重要的是你『含金量』夠不夠。」

但陸委會月前的決定,不禁使他迷惘。為延攬大陸人才來台灣教學,陸委會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把來台教學的條件,從在台設籍須滿十年,大幅減少為兩年。「這樣的機會,為何不給台灣本身的學子?」王文杰質疑。若台灣留學生的政治忠誠可疑,那麼大陸人士呢?

以王文杰的背景,轉往實務界服務台商,不愁沒有高薪的工作。他打算再奮筆寫作兩年,仍然等不到機會,唯有投筆從商。「我只能說時不我予,兩岸制度的扭曲,再投入毫無意義。」

(臧聲遠)

本文出自 1999 / 06 月號

第15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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