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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笈廈門,一解中國病

文 / 臧聲遠    
199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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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笈廈門,一解中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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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失業,這夢魘般的字眼,擋不住李孟洲的決心。四十五歲的他,去年揮袖辭掉眾人稱羨的《工商時報》副總編輯職位,擱下剛讀小學的稚女,向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班報到,引起一陣驚嘆。

「是高度的熱情吧,」他從容解釋報考的動機。

雲林鄉下長大的李孟洲,祖父在日據時代是私塾裡教漢字的先生,曾經到過中國大陸。從小祖父就愛向他講述中國地理,使李孟洲對錦繡河山充滿憧憬。大學聯考那年,他的數學只拿到九分,仗著地理成績接近滿分,考上東吳大學經濟系。

二十年記者生涯中,李孟洲的「中國病」發作了不只一次。他一邊跑新聞,一邊到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深造,把中共黨史和毛語錄讀得滾瓜爛熟。民國七十七年政府剛開放探親,他便迫不及待跟報社請假,自費前往大陸考察。當時《聯合報》政策尚未開放,他成為第一位踏上大陸的該報記者。「我好像到新的星球一樣,什麼都覺得很有趣,」他津津樂道。

財經新聞跑了十年後,李孟洲如願改跑大陸新聞。十年來,他進出大陸不下五十多次,足跡走遍祖父描述的神州大地。「除了西藏、寧夏和青海之外,每個省市我都去過,」他細數自己的紀錄。

先後擔任《商業周刊》和《中國通》雜誌總編輯的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四天安門民運,帶領記者在現場採訪。他堅守到六月三日夜間離開北京,不過仍然親眼目睹上海的暴動場面。

對於廈門,李孟洲有份特別的感情。他的祖籍是漳州,就在廈門旁邊,「有種先祖之地的歷史情懷」。他認為兩岸若能三通,廈門必將成為「台灣生活圈」的一部分。恰好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長胡培兆訪問台灣,李孟洲與他相談後大為傾心,決定拜師學藝。

李孟洲口試抽到的題目,是大陸國營企業應如何改革。他使出財經記者的本領,用台灣的中鋼模式做例子,侃侃應答,順利錄取為在職博士生。按照規定,在職生可以用密集上課的方式,修完所需學分。李孟洲平均每季到學校報到一次,每次修課十到十五天。

自嘲過於理想主義的李孟洲,「脫產」(脫離生產單位)後才發覺現實的經濟壓力。從前派赴大陸採訪,報社給的出差費「麥克、麥克」,如今吃自己的,不節省不行。有次他在廈門街頭吃牛肉麵,被曾經受訪的廈門市府官員撞見,趕緊搶著幫李孟洲付錢,笑著說「你現在可是窮學生啦」。

學術自由與批判精神強悍

廈門大學是台生就讀的重鎮之一,該校的榮譽教授陣容涵括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在內。三年前台灣總統大選時,廈大台灣研究所預測李登輝可囊括五三%的選票,比台灣許多民意調查機構都還準確。

廈門大學的開山祖師王亞南,是著名的馬克斯經濟學大師,《資本論》中譯本就是出自他的手筆。五○年代大陸經濟學界有「北馬南王」的說法,北馬指的是北大的馬寅初,南王就是廈大的王亞南。廈大經濟學科因而奠立「南派」的地位。

李孟洲指出,大陸改革開放前,經濟學者功力的高低,取決於對《資本論》的詮釋能力。現在實用主義掛帥,學者關注當前經濟問題的揭發與治理,看誰能提出好的政策建議。「大陸經濟問題很多,而且非常緊迫,所以整個經濟學界都在動腦筋,」他說。

李孟洲指出,位在經濟特區的廈門大學,「所能發揮的學術自由,比大陸別的大學有過之而無不及」,對現實經濟的批判頗為強悍,例如敢公開討論「合理的剝削與不合理的剝削」等問題。

李孟洲不諱言,包括廈大經濟系在內,研究尺度仍有限制,無法踰越「公有制為主體」的大框框。他也開玩笑說,中共總理朱鎔基成了大陸經濟學界的掌門人。前些年成功引導大陸經濟「軟著陸」的朱鎔基,在李孟洲看來「對自己的經濟理論基礎,似乎有十足的自信,很多經濟政策都是他個人先有定見再找理論基礎,甚至對各種經濟思想表現了愛惡分明的態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堅持人民幣不貶值。」

重新回鍋當學生,李孟洲認為他最大的收穫,就是把「從前在大陸走馬看花的東西,能夠條理化和系統化。」例如廈門前不久發生一件食物中毒案,兩名外地人食用魚乾片後,相繼中毒死亡,檢驗發現魚乾片含有河豚毒素,導致市面的乾貨全部滯銷。類似的偽劣商品殺人事件,在大陸層出不窮。

李孟洲從課堂中學到,大陸近年「擴大內需」喊得震天價響,但若不能「優化供給」,從提升產品素質著手,人民有錢也不願買東西。而商業道德低落,癥結在於大陸的政策常「一夕反轉」,廠商很難做長期經營布局,自然偏好「撈一票就走」的短期行為。

跟老師同學朝夕相處,使李孟洲有機會接觸那邊「思想行為的深層結構」,他認為這是書面資料最難學到的。

他形容大陸現在四、五十歲,文革那個世代的人,是「不惜毀滅一切的一代」。「他們吃過苦,所以一直想把人生彌補回來。他們會用盡一切手段去追求個人的幸福,有時手段比較激烈一點。如果跟你發生對立,或把他逼到牆角,他會有毀掉一切的衝動。但是在大陸那種環境裡,你可能必須借重這種人,來管理一個工廠或公司,」李孟洲分析。

至於同學輩的年輕人,李孟洲的觀察是「他們都以追求個人成功,做為人生最高的價值,而他們所謂成功就是成為企業家,每個人都立志成為大企業家。大陸年輕學子的事業心非常強,若當不成企業家,會覺得人生有所虧欠。」

在廈大課堂上,老師問他對大陸的觀感,他回答「做大事的太多,做小事的很少」,大型硬體建設很熱衷,卻沒人肯把牆角弄乾淨,所以發展是很粗放的。「二十一世紀仍是歐美的世紀,不是中國人的世紀,」他感慨地說。

(臧聲遠)

本文出自 1999 / 06 月號

第15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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