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失業，這夢魘般的字眼，擋不住李孟洲的決心。四十五歲的他，去年揮袖辭掉眾人稱羨的《工商時報》副總編輯職位，擱下剛讀小學的稚女，向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班報到，引起一陣驚嘆。
「是高度的熱情吧，」他從容解釋報考的動機。
雲林鄉下長大的李孟洲，祖父在日據時代是私塾裡教漢字的先生，曾經到過中國大陸。從小祖父就愛向他講述中國地理，使李孟洲對錦繡河山充滿憧憬。大學聯考那年，他的數學只拿到九分，仗著地理成績接近滿分，考上東吳大學經濟系。
二十年記者生涯中，李孟洲的「中國病」發作了不只一次。他一邊跑新聞，一邊到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深造，把中共黨史和毛語錄讀得滾瓜爛熟。民國七十七年政府剛開放探親，他便迫不及待跟報社請假，自費前往大陸考察。當時《聯合報》政策尚未開放，他成為第一位踏上大陸的該報記者。「我好像到新的星球一樣，什麼都覺得很有趣，」他津津樂道。
財經新聞跑了十年後，李孟洲如願改跑大陸新聞。十年來，他進出大陸不下五十多次，足跡走遍祖父描述的神州大地。「除了西藏、寧夏和青海之外，每個省市我都去過，」他細數自己的紀錄。
先後擔任《商業周刊》和《中國通》雜誌總編輯的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四天安門民運，帶領記者在現場採訪。他堅守到六月三日夜間離開北京，不過仍然親眼目睹上海的暴動場面。
對於廈門，李孟洲有份特別的感情。他的祖籍是漳州，就在廈門旁邊，「有種先祖之地的歷史情懷」。他認為兩岸若能三通，廈門必將成為「台灣生活圈」的一部分。恰好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長胡培兆訪問台灣，李孟洲與他相談後大為傾心，決定拜師學藝。
李孟洲口試抽到的題目，是大陸國營企業應如何改革。他使出財經記者的本領，用台灣的中鋼模式做例子，侃侃應答，順利錄取為在職博士生。按照規定，在職生可以用密集上課的方式，修完所需學分。李孟洲平均每季到學校報到一次，每次修課十到十五天。
自嘲過於理想主義的李孟洲，「脫產」（脫離生產單位）後才發覺現實的經濟壓力。從前派赴大陸採訪，報社給的出差費「麥克、麥克」，如今吃自己的，不節省不行。有次他在廈門街頭吃牛肉麵，被曾經受訪的廈門市府官員撞見，趕緊搶著幫李孟洲付錢，笑著說「你現在可是窮學生啦」。
學術自由與批判精神強悍
廈門大學是台生就讀的重鎮之一，該校的榮譽教授陣容涵括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在內。三年前台灣總統大選時，廈大台灣研究所預測李登輝可囊括五三％的選票，比台灣許多民意調查機構都還準確。
廈門大學的開山祖師王亞南，是著名的馬克斯經濟學大師，《資本論》中譯本就是出自他的手筆。五○年代大陸經濟學界有「北馬南王」的說法，北馬指的是北大的馬寅初，南王就是廈大的王亞南。廈大經濟學科因而奠立「南派」的地位。
李孟洲指出，大陸改革開放前，經濟學者功力的高低，取決於對《資本論》的詮釋能力。現在實用主義掛帥，學者關注當前經濟問題的揭發與治理，看誰能提出好的政策建議。「大陸經濟問題很多，而且非常緊迫，所以整個經濟學界都在動腦筋，」他說。
李孟洲指出，位在經濟特區的廈門大學，「所能發揮的學術自由，比大陸別的大學有過之而無不及」，對現實經濟的批判頗為強悍，例如敢公開討論「合理的剝削與不合理的剝削」等問題。
李孟洲不諱言，包括廈大經濟系在內，研究尺度仍有限制，無法踰越「公有制為主體」的大框框。他也開玩笑說，中共總理朱鎔基成了大陸經濟學界的掌門人。前些年成功引導大陸經濟「軟著陸」的朱鎔基，在李孟洲看來「對自己的經濟理論基礎，似乎有十足的自信，很多經濟政策都是他個人先有定見再找理論基礎，甚至對各種經濟思想表現了愛惡分明的態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堅持人民幣不貶值。」
重新回鍋當學生，李孟洲認為他最大的收穫，就是把「從前在大陸走馬看花的東西，能夠條理化和系統化。」例如廈門前不久發生一件食物中毒案，兩名外地人食用魚乾片後，相繼中毒死亡，檢驗發現魚乾片含有河豚毒素，導致市面的乾貨全部滯銷。類似的偽劣商品殺人事件，在大陸層出不窮。
李孟洲從課堂中學到，大陸近年「擴大內需」喊得震天價響，但若不能「優化供給」，從提升產品素質著手，人民有錢也不願買東西。而商業道德低落，癥結在於大陸的政策常「一夕反轉」，廠商很難做長期經營布局，自然偏好「撈一票就走」的短期行為。
跟老師同學朝夕相處，使李孟洲有機會接觸那邊「思想行為的深層結構」，他認為這是書面資料最難學到的。
他形容大陸現在四、五十歲，文革那個世代的人，是「不惜毀滅一切的一代」。「他們吃過苦，所以一直想把人生彌補回來。他們會用盡一切手段去追求個人的幸福，有時手段比較激烈一點。如果跟你發生對立，或把他逼到牆角，他會有毀掉一切的衝動。但是在大陸那種環境裡，你可能必須借重這種人，來管理一個工廠或公司，」李孟洲分析。
至於同學輩的年輕人，李孟洲的觀察是「他們都以追求個人成功，做為人生最高的價值，而他們所謂成功就是成為企業家，每個人都立志成為大企業家。大陸年輕學子的事業心非常強，若當不成企業家，會覺得人生有所虧欠。」
在廈大課堂上，老師問他對大陸的觀感，他回答「做大事的太多，做小事的很少」，大型硬體建設很熱衷，卻沒人肯把牆角弄乾淨，所以發展是很粗放的。「二十一世紀仍是歐美的世紀，不是中國人的世紀，」他感慨地說。
（臧聲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