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喜歡做一個出版人嗎？
答：那當然。不過，是現在才喜歡，一九九五年︵離開時報出版時︶之前猶豫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從小都聽老師說讀文科比較好，將來好做一些比較靜態、跟寫作有關的工作。愈是這樣，我就愈要反其道而行，非要讀理、數，或讀些別的。後來大學聯考時陰錯陽差而念了國貿。
我不喜歡做別人叫我做的事，總覺得沒有一定的道理。
兩次面談被拒，決定走不同的路
我還記得，有兩次對方在電話中聽到我是大學畢業後，我開始面臨找工作的問題。我很快地發現，在台灣，身體有障礙者要找工作很困難。
台大商學系畢業的，非常高興，但面談後他們便打退堂鼓、不要我了。這兩次經驗讓我覺得，不應該在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後來有機會看了許多別人的故事，其中還有人寄了千百封信，但對我而言，那兩次的機會就夠了，就不必再試了。
後來我開始做翻譯，有一段時間住在興隆路，房東在《八十年代》雜誌（當時仍稱《七十年代》）上班，有一位出版社老闆常常到雜誌社去，出版社需要很多翻譯的人才，房東問我有沒有興趣。那個出版社叫長橋出版社，曾一再改組，現在叫鹿橋出版社。
問：當時聽說這位出版人想要辦雜誌，請你去研究西方新聞媒體，你也讀了很多國外雜誌，有什麼心得嗎？
答：心得當然很多，其中有兩個幫助很大。第一個就是做了很多翻譯類的書。尤其後來因為做英漢對照的東西，公司找了一個美語顧問，他是哈佛大學畢業的，英文程度很好，我便每天去請教他。現在想想，經過那一、兩年跟美語顧問每天密集的溝通，才把以前念的英文變成屬於自己的東西。第二個幫助是，那時候我每個月都要閱讀五十幾種雜誌，從婦女到科學都有。
問：你會不會常去看一些同業在做些什麼？
答：當然要看別人的一些做法，這是一定要參考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跟自己。我覺得，工作就像一個自己跟自己的遊戲；正如以前我很喜歡梁啟超說的那句話：「以今日之我勝昨日之我；以明日之我勝今日之我。 」這是一個自己跟自己遊戲的過程。
但若是現在，我就不一定會明確地說要自己去勝過別人。把精神放在今天，就是我目前的感覺。就像把自己的贅肉去除、鍛鍊得結實點一樣，你的意志也會有太多不需要的念頭，把它除掉，保持clean的狀態；或者，起碼你講的話是你想要表達的東西。
你要做的是設定目標，然後真的可以做到；也就是覺得自己在一種遊戲或是鍛鍊結實的狀態。體會那種結實狀態的快樂，遠大於跟昨天的自己比，或是跟明天的自己比。
把精神放在今天
問：你什麼時候開始這樣想？四十歲以後嗎？
答：大概這幾年吧。應該滿早以前就有這種想法，但真正以此為目標是近兩、三年的事，覺得重點應該放在這裡，則是近一年來吧。
問：為什麼？這一年來發生了什麼事情嗎？答：其實，以前就有人認為我是「少年得志」。我很感謝在《中國時報》工作將近八年的這個經驗，以及報老闆余紀忠他們全力的支持，讓我得以發揮、學習。我覺得我的特長是抓住一些大的方向，但小節不拘。只要在大方向有所進展或進步，一些小節上的疏失、挫折，我覺得都不是重點。這是我一直在練習的東西，用比較快的速度邁進、成長，我對自己的要求都放在這上面。
四十歲之後，我逐漸調整。一方面是因為處於創業階段，很多以前自己所擅長的東西，例如所謂「大規模的兵團作戰」這種指揮的東西，忽然間都用不上了，而必須以游擊戰的方式進行。一個新的、小的公司有很多資源上的限制，所以看事情的角度與觀點馬上完全不一樣。
創業時我本來也希望能夠在一個大的規模下運作，這樣自己的長處可以發揮得比較好。不過事情有其機緣，不見得各方面的條件一定能配合，總會有些談不成的時候。因此面臨的是繼續找機緣，或是不管手邊有什麼就先做。後來我問自己：到底是愛做出版，還是愛做大出版公司裡的出版？這有很大的差別。我覺得自己應該是喜歡做出版，既然如此，那手邊有條件可以配合的就先做，就開始從比較小規模的狀態出發了。
調整成為安打型的選手
一旦從這種狀態出發，做事的觀點、角度跟觀察事情的東西也就跟著調整。也許是因為這種調整吧，對自己的要求相對的也就不同，就是剛才說的結實。怎樣把自己所有的體態，包括自己的資源、公司的體態，能夠更精準地發揮。
在時報文化做出版的階段，我期許自己是可以被連續三振好幾次，但最後一次一定來一棒滿壘全壘打，把所有壘上的跑者一掃而空，扳回所有分數的選手。所以，當時我的出版策略是「一四四一」的模式，就是做一○％非常暢銷的書，一○％很不暢銷、非常冷門的書，四○％偏向暢銷的書，四○偏向so so的書，這是一種做法。
到大塊出版社的階段，我就開始調整自己成為安打型的選手。你不能一直抱著「全壘打是高飛球的鄰居」的想法，必須有「四壞球保送上壘」也不錯的觀念。這種調整跟小資本、新的出版社等條件都有關，環境條件不一樣，你就必須改變。在每年出版五百種書的公司裡，若用「一四四一」模式，它的一○％還有五十種；但是在一個出版量、樣式只有三、四十種的公司，你的比例就不能這樣了。大塊的比例大概是採80/20法則，也就是二○％的書創造八○％的業績，另外的八○％差不多占二○％的業績，讓突出的地方特別突出。
後來到臺灣商務印書館，又是另一種狀況。商務是非常有制度、非常有規矩的公司，它讓我大開眼界，見識到一些與以前所學完全不一樣的知識。例如它的制度跟管理，它可以持續一百年有一定的道理。
到商務後我覺得，以前懂的那些關於出版的東西幾乎都破綻百出，起碼我對自己的感覺是這樣子的。因此我必須打破自己以前學會的東西，重新思考、接受，否則很難接納新的方法。後來我幾乎是在重整，盡量不讓自己有累贅的東西，把自己掌控得更緊密。調整的過程必然產生結果，沒有什麼秘訣，就是不斷地思考跟不斷地練習，然後不斷地頭破血流……。
問：怎樣叫不斷地頭破血流？是指四十歲在時報出版的那次挫折（指離開時報出版總經理的位子）嗎？
答：現在想起來，我覺得那只是一個工作的轉換，只因給自己設定了太多的情境，讓自己覺得心情有挫折。在當時當然有挫折感，但事實上現在想起來那不是。現在對我而言，所謂成功、快樂、挫折或失敗的感覺，來自例如今天本來設定好要做十件事，結果只做到八件事，這樣的挫折感很大。
問：談談那時候的挫折是什麼？
答：忽然間要轉換一個新的工作，跟過去的工作告別，而這個工作又是你所喜歡的，一定會割捨不下，這本身就是一種挫折。
問：後來你怎麼走出來的？
答：一方面是時間過去了，另一方面我問自己：你不是愛做出版嗎？朝這方向想，我要趕快做的是出版這個事情，不管將來做大、做小，總是要做出版嘛。
譬如，你若真的愛做菜，為什麼一定要在大飯店裡面做呢？路邊攤大排檔捲起袖子一炒就可以。但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中，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很多你想不到會幫你的人，這時候會來幫助你，你想不到會踢你一腳的人，也會來踢你一腳。
問：面對那麼多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來找你，你怎樣理出頭緒？
答：我有一個東西滿清楚的：我只要做出版、做書，做書相關的出版，不想做別的東西，譬如雜誌，當然很多不適合的條件就出來了。剛開始我會想，怎樣把自己在時報出版時的本領不要給荒廢或是遺忘了。後來想，這不是重點，重點應該還是在於我是不是真的喜歡書，真的想做出版，就算一年只出五本書，也應該有它的樂趣在。
問：你在大塊出版社第一年出了幾本書？
答：第一年大概出了三十五種吧，去年還更少，今年也不會多太多。
寧可收入是零，也不以書養書
一開始我就設定目標，希望大塊不要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一個新的出版公司最辛苦的地方在於它完全沒有再版書——出版社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它所有的收入都要靠新產品來產生。新產品的問題是，有的作者可能三年沒有交書，或是交稿不準時，這太常見了。沒有新書出的月份，你的收入是零，這是新的出版社最辛苦的地方。
這時候會有一個陷阱，為了使每個月都有收入，必須每個月都排上出書計畫，硬擠也要擠出來。今天這個作者的稿子沒來，就先去抓另外一本來出，這樣往往造成品質良莠不齊。這個問題短時間內也許會覺得無所謂，但是不要多久一定看得出來。這些書會退回來，退回來後為了怕收入不夠，就要再出更多的書彌補退書的差額，變成所謂的以書養書。
所以我們寧可幾個月沒有書出、收入是零，也要撐過去。
問：你會不會避免讓大塊的規模變成像時報出版那麼大？還是可以無限制成長？或是到一個規模就可以？
答：到一個規模就可以。大塊剛成立時，我提出「葡萄理論」。一般企業管理上多半是「葡萄柚理論」，指大公司像葡萄柚，內部部門很多、外面則有一層皮包起來；葡萄則是一顆顆小小的、串在同一根莖上。當時就是希望大塊是那根莖上的第一顆葡萄。
問：你為什麼選擇接受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的工作？
答：我覺得就是當時的心情，內心一直還是有某種騷動吧，認為自己有一些東西可以貢獻出來，但這個東西短期內在大塊也許發揮不到那麼大的力量，這是我的第一個想法。更重要的是商務本身的魅力。商務有一百年的歷史，它和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與推展，以及中國的教育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能到商務工作是很大的光榮。我一方面希望能夠進去學一些東西，一方面希望能把我的能力貢獻出來。但後來發現，我在商務學到的東西遠大過貢獻的東西。
理念清楚，行銷企劃水到渠成
問：你覺得當一個出版人必須是業務出身或是編輯出身？或是本身要有什麼特質？
答：我們先來看看出版社各部門的功能，編輯部就像大腦，企劃部門就像眼睛、嘴巴，業務部門就像手跟腳，財務部門像心臟，倉庫就像胃，每個部分都重要，並沒有哪個部門特別重要。
有的出版社是編輯部非常發達，也就是頭腦非常發達，但是它的財務不好，心臟不好，很可能有一天就過不了。有的出版社是直銷的銷售能力非常強，有非常強壯的身體跟發達的四肢，但是頭腦比較不發達。或者所有部分都很發達、健康，唯獨胃不好，但光是倉庫沒控制好、退書塞住的問題，照樣會把你逼死。理論上來講，每個部門都有它的重要性。
所以，一個出版社的總經理當然可能因為具備其中的任何一樣特色而擔任這個職務。我是編輯出身，屬於較具編輯人特色的總經理。不知道是否因為如此，我還是認為，出版社最起碼的條件還是在產品（編輯）上。
問：你覺得銷售與編輯應該是怎樣的關係？
答：我必須假設所謂的行銷（marketing）絕對不能跟所謂的發行銷售扯一起。以我在時報出版時編的一套書【next】為例，當時台灣剛解嚴，所有的讀者都被那些主流、非主流的政治訊息所吸引，各種媒體也都被這個訊息盤踞，所以我想，書應該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訊息，提醒我們：在台灣之外的地球空間上發生了哪些事情；在時間上，經過這一波政爭之後，台灣應該還有哪些可以注意的東西。基本上這是個理念，這樣的理念你要用什麼樣的名字表現？那就是「next」。
我的想法是，這套書並不是為了滿足當時關心政治熱潮的主流大眾，它應該走小眾路線，強調精英的感覺，所以我定價定得特別高。這個系列的書剛出來時大約是十年前，當時一本兩百元以上的書還很少。我們故意讓定價偏高，在選擇銷售通路時，也以那些消費力比較高、比較是屬於精英分子的人經常接觸的通路，再在那些人經常看的媒體上做促銷，結果那個系列很成功、賣得很好。
當時我並不認為自己是在做促銷的事。因為我最原始的東西還是在出發點的那個想法─想出版一系列的書，它提供的是充斥在報紙、雜誌跟電視的政治新聞之外的一些東西。所以我覺得，即使是一位不懂業務的編輯，只要你真的很強烈、清楚地知道要做的是什麼樣的書，純粹從編輯概念延伸，照樣可以推出一個完整的行銷企劃，而且，這樣的行銷企劃應該是比較水到渠成的。
相反的，如果把兩者切斷而不是相互配合，往往可能非要等到作者把書寫好、書出來之後才開始想：書應該怎樣賣？賣給什麼人？這時才來動作已經太晚了，賣得好可能是運氣，賣得不好也不知道該怎麼彌補，這種事我也做了很多。
回想起來，做得比較成功的系列，都是在一開始時編輯的理念就很清楚了：我要做的是什麼東西？要給什麼樣的人看？為什麼要強調是提供給那些人一些什麼樣的書閱讀等等，甚至包括系列的名稱、定價策略都會自然而然地展開。
問：你如何兼顧商務跟你自己的出版公司？當你看到一本很好的書時，你要給商務或給自己的出版公司？
答：第一，嚴格講，大塊不能說是我自己的出版公司。大塊出版社是一個合夥的公司，有很多朋友合夥，商務也投資了一部分。應該說，商務是大塊最大的股東吧，但這是一回事。另外一件事是，我覺得自己在編輯上還可以拿捏出分寸。
我先講商務，它應該是什麼都可以做。我常說，商務是一個鐵路型的公司，因此當一個新的駕駛來了以後，鐵路型的公司不可能有九十度、六十度甚至三十度的轉彎，對它而言都太大了，它只能有五度、十度這種幅度的轉變。它一定要依循原來的軌道，順著那個方向去走、去修建，否則鐵路的功能發揮不出來。
大塊就不一樣，它屬於吉普車型，可以瞬間發動四輪傳動，可以左轉三十度、右轉六十度，還可以倒退。但是相對的，一個吉普車型公司的載重就無法太重，大概四、五個人；鐵路型公司卻是可以把車廂、貨廂、餐車都掛上去，而且一旦發動，它的速度是最快的。但起碼在這段期間，我希望能把大塊這種吉普車型公司的特點發揮到淋漓盡致。
編輯是雜家，出版靠嗅覺
問：你怎樣讓自己成為一個既成功又有行銷
概念的編輯？這樣的特色如何養成？
答：首先必須有「雜家」的感覺，去接觸社會脈動、感覺這個時代。其實編輯是雜家，說難聽點是學而不精，說得好聽是涉獵廣博。我覺得編輯非常需要這個條件，因此必須多方面注意各種東西，讓自己的觸覺敏銳一點。
出版社要把自己的產品想清楚，真正喜愛產品，你就會思考怎樣使它與眾不同，自然會做市場區隔，然後訂出自己的特色。就像新聞一樣，靠嗅覺。在產品還沒出現時，就有大家會不會喜歡這個東西的感覺。
問：什麼樣的人會喜歡這種東西？
答：先講《聖經密碼》，我在書展還沒看到整本書是什麼東西，完全是靠嗅覺，有有趣的東西在裡面，可以做。我喜歡這東西的商業味道。
《潛水鐘與蝴蝶》是另一個極端的例子，它給的資料很少，只有四頁，作者當時也還沒去世。在內部討論時，也有人持反對意見。但我只靠著四頁傳真的感覺，就決定要出這本書。這世界上不大可能有人只靠眨眼而能寫一本書，這是空前的紀錄，這感覺就不只是商業，或可不可以賣。
《潛水鐘與蝴蝶》讓你覺得一定要出版，即使只賣兩千本；它是一種能恆久打動人心的東西，文筆太好了。愛讀文學的人會讀它，希望從中找尋心靈與勵志感覺的人也會讀它，讀者能從中找到自己要的東西。當然，這些是成功的經驗，失敗的經驗太多了，一籮筐一籮筐。
問：判斷力會愈來愈準？
答：當然。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先對這個行業的遊戲規則有七○％的瞭解，再來才有二○％的需求，需要有一點特立獨行的勇氣與決心，然後有一○％不是文字可以形容的靈光一閃——為什麼書名叫這樣而不是那樣？你為什麼這樣想而不是那樣想？這真的是講不出來的。要不斷地試，這是慘痛代價。
問：這種經驗都是在你一個人身上嗎？身為總經理，你怎樣把經驗弄到一個組織上？出版是一種商業，也是要存活嘛。
答：當然《聖經密碼》是想要賺錢的感覺比較多，但事實上，我覺得做出版時很少去考慮這一點。先把本質的事情做好，我相信應該是這樣。
每本書都是獨立的聲音
問：不過出版好像是反映一個人性格的行業，把一個人的東西print 出來。你覺得出版與雜誌的區別在哪裡？
答：我也做過雜誌一段時間，但後來發現，起碼在短時間內自己不適合做雜誌。對我來講，雜誌最讓人興奮的東西是創刊號。做雜誌時，每一次訂題目都很興奮，等到雜誌印出來就覺得索然無味。一般把雜誌與書並列時認為，雜誌是比較動態的東西，書是靜態的；但我覺得正好相反。
雜誌是比較靜態的，它雖然必須跑來跑去地採訪，在方法上是動態的；但基本上雜誌需要對一個理念、或一個想法做非常深入的投注。一個雜誌不經過十年，不可能見到它的面貌。比較好的雜誌幾乎都是這樣，每一期的文章不斷地塑造雜誌的特性、形象；它需要一種靜態的、很專注的投入。
書的工作好像相對靜態，但沒有一本書是相同的，每本書都是獨立的聲音。買同類的雜誌時你可能只會選一本，但買書時你會把相關的書都找來，相關主題的東西會愈累積愈多。而且書獨立的生命滿強的，不像雜誌的替代性那麼高。
書對我來講，每一本都是新的創刊號，這是我覺得它動態的部分，我喜歡做書的原因在此。做雜誌我總是懷疑能不能做個三、五年；一、兩年或兩、三年不足以判斷它的生命，這是我近年來幾乎不碰雜誌的原因。
問：書可分哪幾種？
答：書起碼可以分做三種，一種就是讀來好玩的書；另一種是增廣見聞、不只是娛樂的；第三種是讓你在思想上產生探索、追尋的。雜誌屬於第一種與第二種之間；回憶錄則屬於第二類。每一種書都有它的功能與不同的讀者，也沒有一定的好壞，對讀者有幫助的就是好的，否則書的價值就產生不出來。我覺得不應該把書的價值妄自菲薄，即使屬於娛樂性，還是有它的作用，但仍然要顧及它的養分。人跟動物不一樣，總該有一點嚴肅思考事情的時候，也許時間長短有別，但不應該太偏廢。
問：回到我們原先的問題，為什麼你最近幾年追求一些很精準的東西？
答：這就是我要的是「安打」，而不是「全壘打」；全壘打被封殺的可能性大。
挫折中藏寶貝，成功裡有陷阱
問：為什麼你決定四十歲以後做這樣的調整？是自然而然，或是因為挫折？
答：自然而然，跟挫折無關。其實成敗是很難講的。成敗是相連的，前一刻的成功可以導致下一刻的失敗；前一刻的失敗說不定反而是新的契機。
問：所以現在的成功不一定就是成功，現在的失敗不一定算是失敗。就你的經驗，成功時怎樣與成功相處？失敗時怎樣內斂？
答：我先談失敗好了。碰到挫折、打擊時，我告訴自己：它裡面一定有一個教訓，藏了一個寶貝是你看不到的。這麼大的痛苦裡一定給了一個代價，奉送一個東西給你，就看你能不能找到它，你必須不斷地練習找。碰到不如意的事，先想它的好處在哪裡；你可以說這是阿Q，但起碼有幫助。同樣的，成功時就是不要太得意嘛。先想想在這一片得意中，陷阱在什麼地方？不可能沒有陷阱，任何成功裡一定有陷阱，我深信不疑。
問：你在你的《工作DNA》書上講：三十歲以前不要計較錢，三十歲到四十歲不要計較權，到了高階幹部時不要計較名；那麼要計較的又是什麼？
答：三十歲以前是養成期，是在吸納東西，要計較的是工作可以學到什麼；工作的沈重和待遇的微薄是次要的考慮。如果三十歲前的工作既輕鬆、待遇又好，那只是隱形的毒藥。三十歲到四十歲，從基層升到中級幹部是必然的事情，靠努力、資歷與經驗，每個人都有機會。
但從中層到高層主管因為位子太少，有太多事要靠機緣，中層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甚至很可能是一輩子。所以我們最需要面對的是中層的階段。也就是面對自己深有期許與抱負，結果機會總是輪不到自己的這種怨恨的心情，把它排除，這些就是最需要調整的東西。
企業靠的就是中層幹部。有很多剛進入職場的基層工作者很有衝勁，卻被中層幹部像沙漠一樣吸入，可能是下情無法上達，或上情無法下達。一個中層幹部無法發揮功能，企業的危險就在這裡。就社會而言，不是財產上的中產階級，而是企業的中層幹部如何快樂地工作才是重要課題。在漫長的等待中徘徊，調來調去、原地打轉，在一片茫茫的沙漠中保持新鮮的工作情緒，很重要。
問：你覺不覺得高階幹部也有問題？比如說思想太陳舊啦，不創新、不授權，老化的作法、自我封閉，或不聽年輕人和市場的聲音等等。
答：我覺得高層的世界比較像海洋，波濤洶湧，鬥爭也多，不管是企業內部的還是外部的。基層就像天空，你的發展還沒定型，選擇很多，可以換行。中層時娶妻生子，變化刺激就不是很重要，以收入為主，一動不如一靜。
我指的是中層碰到的危機像沙漠，高層碰到的危機像海洋。中層會持續很久，如何在等待中快樂地工作，否則就對工作麻木，忘記進入這個行業時的心情。
不做大事，做自己喜歡、合適的事
問：你四十歲就到了高層，狀況不一樣。中層的工作這麼長，會碰到像沙漠這樣的危機，你覺得該怎麼辦呢？
答：我有一篇文章提到，孫中山先生說「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這話要調整一下，就是不要做大事，要做自己喜歡的事、適合的事。不可能每個人都做大事，有小才有大嘛，是相對的；怎麼自處很重要。舉沈從文的例子，像他這樣一個才氣縱橫、靠文字維生的人，叫他去洗廁所、每天把便器擦得光可鑑人，心情就會開朗？文革之後這種折騰就解除了，但他的文采見忌於郭沫若，於是不敢再創作小說，只好寫文字考證，這是多大的痛苦。
起碼你知道這工作已經做了十幾、二十年，再也不可能換什麼工作了，除非有很大改變。你怎樣與這個工作相處？如果不喜歡它，有不喜歡到像沈從文一樣要清洗便器嗎？
問：你說到高層有像身處海洋般危機，面臨內部的人事鬥爭與外部的競爭，你怎麼看內部這方面的事？
答：人事的複雜存在於任何組織，只要有人就有事，所以叫「人事」。你要接受這是人性的一部分嘛。所謂高層，理論上是別人比較羨慕的，既然別人比較羨慕，就一定會有人打擊你，這再自然不過，不要激動。沒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達成的。碰到再怎麼不可思議的狀況都不必激動，這是人情之常。
問：你有沒有做到自己講的這樣？
答：沒有那麼深刻。總之這是任何人都會碰到的事情，是必然的。盡你的本領，能夠應付得了人事的糾紛，那就周旋；應付不過，就自己知道應付不過去，起碼不要激動。
每個人最終要面對自己的問題
問：不要激動是什麼？不回應嗎？
答：不要受情緒波動影響吧。對外也是一樣，世界上不可能只有誇獎、而沒有罵你的。我是我啊，郝明義，只是三個字嘛，只是一個符號，對我其實關係不大；被稱讚或批評有時都是誇大的，誇大才有著力點嘛。
問：你在出版業快二十年了，和二十年前比，人類有什麼變化？
答：講台灣好了，重要的變化是近十年，有兩個現象：一個是翻譯書大行其道；一個是non-fiction（非小說）的書比fiction（小說）的書暢銷太多。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想像不到的，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在小說中找尋。台灣近年來寫小說的人少，表示這個社會相對的對知識的需求在增加，但太強調實用，少了悠閒、理想、想像。
問：為什麼會這樣？
答：跟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問：國外經過相似的歷程嗎？
答：沒有，歐洲和美國永遠是fiction比non-fiction暢銷。近年來fiction有走下坡的趨勢，主要是電影太發達了。電影是另一種fiction、虛構的東西。但台灣是特別嚴重的形態。如果以文學、非文學區分，我們可以發現各擅勝場，但用小說、非小說區分則不是如此；非小說遠勝小說。用娛樂、增廣見聞和人生心靈探索等區分，台灣充滿的是中間這一類。
問：這是一種病嗎？是正常，還是太過偏廢？
答：我覺得這是一個經濟發達、快速成長時的過渡現象。富過三代才懂穿衣吃飯，總要經過一段時間。以這十年為例，解嚴十年來，價值體系在重組、改變。我覺得這十年來佛教這麼興盛，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每個人多少需要一個信仰體系，所以有宗教的尋求，其他人則找一些跟心靈有關的書來閱讀。這是一個過程，不是失去理想。特別強調實用不應該說是沒有理想，而是強調方便參考。
但最終每個人面對的都是自己的問題。很多感動的東西是隱藏在小說裡面，一個好的小說也許是幾十萬字，從裡面濃縮經驗、體會出來。這跟你閱讀散文、某人的心得經驗比較，第二種方便多了。
問：第二種比較簡要，是因為大家沒有耐心嗎？
答：方便、相互為用。我把我的經驗與對生命的看法，透過小說裡面的一個人物間接地表達我的意念，跟我很快速地用寫結論式的東西表達，中間有很大的出入。
網路一定改變人對世界的觀點
問：你覺得這中間反映的社會是怎樣的生態？
答：起碼大家都很樂意參考別人的經驗，閱讀詳細的見解，對自己的人生有所瞭解。我覺得這是現在台灣最好的風氣，起碼相信書的閱讀、提升自己。缺憾的是沒能更從容的、以更長的時間來沈澱。有時候別人講得很清楚，那是他思考了很久、沈澱了很久的東西，閱讀起來方便，但自己是不是有很大的體會就不見得。
問：你覺得二十一世紀的出版產業或讀書的習慣會有什麼改變？
答：第一個是網路，第二個就是對人文的定義要重新改變。經過二十世紀科技的發展，我們對時間、空間的概念發生變化。還有，網路、各種方便的交通工具，甚至外太空旅行，都會使我們對空間的定義完全不一樣。我們不再只看待地球是唯一的空間，不再只看待真實空間是唯一的空間。時空看法的改變一定會導致我們對人生、生命，以及對世界的哲學性思考的改變。
會怎麼改變我不知道，但一定會改變；換句話說，對人文的東西到底怎麼定義。過去人文是與科技相對立的，將來則不一定。人文的部分一定會產生很大的變化，教育必定跟著產生改變，不只是怎麼應付考試，而是教育怎樣面對時間、空間，怎樣跟周遭的人、真實的世界以及虛擬的空間互動。
將來閱讀的方法也會改變，出版方式則是兩個極端：一種是純靠文字，不需要電腦網路來表現的這種媒體；另外就是極盡聲光效果、網路上的東西。
問：你會選擇走哪一種？
答：都要。
問：為什麼？
答：必須嘛，因為兩個是互相輝映的。舉個例子，去年暢銷的金庸小說改編成漫畫、電視、電影，上網變成遊戲。本來金庸的創作是純文字的，但一經濃縮、提煉到一定程度之後，可以被不同媒體改編、引用；就像一種很濃的東西被稀釋以後可以變成不同的飲料讓人飲用。人一定會需要這種精神食糧，這是很基本的需求。所以表面看來網路、電子的出版形態與文字平面是兩個極端，但事實上可能是一體的兩面。
問：你剛才說人文精神的重新考量，要怎樣面對這些改變？
答：在工業革命尚未發達、船堅砲利還沒讓西方那麼引以為傲時，他們不會有這麼強的殖民主義概念出來。有了工具、製造強大的武器之後，西方人對世界的看法就變成它是可以征服、探索的，到陌生的地方一樣可以控制。同樣的，以前沒有網路，對人的接觸總是真實人類的接觸，有了網路以後突然發現，接觸是可以跨越空間的。接下來人類會怎樣看待其他世界？網路只是一個例子，有了這些科技，一定會產生對待環境、對待人的新態度。這就是人文的改變。
網路只是其中之一，以前沒有，將來只會更發達。它一定會改變人面對世界的觀點。
問：人對自己也是。那麼，針對企業組織……
答：那是一定的，最簡單的就是SOHO族的興起。二十年前談到編輯，總是跟剪刀漿糊想在一起；近年來沒人再談到剪刀漿糊，談到的是外語能力。以後談的是網路、多媒體，以及美學素養、對音樂與影像的感覺。
問：那麼人怎樣去準備、迎接？
答：回到最簡單的，沒有這些工具之前，你對人文的定義是什麼？對自己、對世界的觀點是什麼？你本來的觀點是這樣，有新的工具後又可以怎麼樣對待。
人生永遠沒法假設沒發生的事
問：你怎樣面對新世代的讀者？是做出年輕人想看的，還是只針對老的audiences去做成品？
答：如果做第一類（娛樂類）的書肯定會被淘汰，因為你沒法跟上他們的需求。
問：是因為年紀大了？
答：對，因為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娛樂方式。所以對第一類的書只好認命，不然為什麼「江山代有才人出」。第二類（知識類）的書也是一樣，每個時代的知識需求不同，每個人的定位不同，你必須讓位給新一代的編輯、作者，因為你不懂人家的需求是什麼，你沒法做。你的年紀對待這些東西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問：你覺得將來會有愈來愈多國際媒體進來嗎？本土產業應該如何自處？
答：我認為應該盡量讓台灣成為一個自由的環境，國際媒體進來，可以合作、也可以競爭。出版產業跟其他產業不太一樣，麥當勞可以全球化，一個產品公式，一套廣告；但出版材料本身是文字的，必定有地區性，不是全球標準生產線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在第一類，尤其是以圖像為主的第一類的書，可以走這樣的方式。雜誌之類的書可以全球化，因為廣告產品本身就是全球化，有廣告收入可以支持。還有就是大量的影像，這些不需要文字來解釋，大家共同的感覺就可以分享。
問：身體上的不便是命運給你的腳鍊，你會不會抱怨、怨天尤人？
答：從來不會。這只是我自己運氣不好。
問：如果你沒有生病的話，是不是可以做更多的……
答：不、不，人生永遠沒法假設沒發生的事情。
就現實生活中，我從來沒有覺得這件事情對我到底有什麼不好的地方。這一點很難跟別人解釋。因為我曾經接受訪問，結果被說成是一個奮發向上、努力不懈的人，我不是。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問題啊。對一個不會講西班牙文的人，西班牙文就是他的殘障，可以這樣講嘛。或對於沒有麥可喬丹這種身手的人而言，打籃球其實基本上就是殘障嘛。我覺得唯一的遺憾是喝醉時不能跳舞 (笑)，飲酒作樂時沒辦法跳舞跳得全身大汗，這是拄拐杖的遺憾；另外一個是，孩子小的時候沒法抱他出去散步，那時覺得是一個遺憾。
（張登及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