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世紀末端時，回顧歷史的慾望往往特別強烈。人類畢竟是屬於時間的動物，在某個階段或門檻，對於失去的歲月與消失的事物，總是懷有無比的眷戀。歷史意識更為旺盛的人，在回望之際，則不止於懷舊，還會從發生過的經驗裡去尋找教訓並追求典範。世紀末的台灣，許多重建歷史記憶的運動正展開。文建會與《聯合報》主辦的「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便是相當醒目的大規模活動。
曾經被視為高度禁忌的「台灣」，如今成為各種詮釋的焦點，正好可以反映整個社會的開放格局。任何角度的歷史回顧，都很容易引起爭議。研討會中最值得注目的問題，一是何謂「台灣文學」，一是何謂「文學經典」。這樣的爭論在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激辯過，也在八○年代的統獨論戰中重演過。直到今天，仍然在「台灣文學」的定義上從事拉鋸戰，似乎也不是令人訝異的事。
新文學運動在台灣的發展還是過於短暫，要在壓縮的時間距離中選出文學經典，顯然是很困難的。任何一部文學傑作 ，通常都要經得起不同世代的審視與檢驗，讓文學作品所承載的意義充分開發出來，並使作品的創作技巧與思想內容成為後世作家的召喚。經典，在文學史上是一種美學的塑造，也是一種風格的主導。從這個角度來看，入選台灣文學經典的三十部作品中，能夠成為經典者，顯然還有頗多可議之處。
不過，這次爭議的重點集中在「台灣文學」的命名之上，似乎也反映了台灣作家的一些疑慮。有一種看法是，像張愛玲這樣的作家，既未在台灣誕生，也未有台灣生活的經驗，她的小說、散文更未反映台灣的現實，如何能夠成為台灣的文學經典？還有一種看法是，某些詩人與小說家後來承認自己是「台灣人」，他們的作品有資格列入台灣文學嗎？這些問題，事實上充滿了政治意涵。誰能否進入台灣文學，彷彿有必要先檢查身分證。
歷史是胸懷寬闊的母親，也是公平的審判者。作家受到接納或淘汰，也許無需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下定論。梵谷屬於荷蘭還是法國？畢卡索屬於西班牙或法國？藝術史家對此並不在意，他們關切的是作品的審美與影響。美國文學史家在討論現代詩史時，也包容了英國的詩人在內。與其爭論什麼「不是」台灣文學，倒不如討論什麼「是」台灣文學。包容力愈大，文學史就愈精采。即使有作家不承認自己是台灣人，他的創作經驗既然都是在島上孕育的，自然就屬於台灣文學。至於張愛玲的作品是不是台灣文學，其實是可以從她對台灣不同世代作家的影響力來檢驗。剔除了張愛玲，則六○年代以降的文學討論就會出現缺口。
我寧願以文學慶典的態度來看待這次文學經典研討會。沒有一部文學史是可以壟斷一切的解釋，一次經典研討會，並不能決定從此就鐵案如山，無可動搖。看到文學經典的評審選拔，我的內心自然是歡喜的，更樂於看到不同的單位提出不同的經典書單與歷史解釋。原因無他，我終於看到台灣文學不再是政治上的禁忌。
（本文作者為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