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本篇文章，摘自時報出版的《滾出中國》一書。
近日香港作家梁文道於部落格發表了一篇名為〈順豐快遞的一國兩制〉的文章，文中提及日前他在委託順豐快遞寄回香港的若干書籍中，數本書籍因內容敏感而無法寄出，令他感到十分意外。被禁止寄出的其中一本書，就是《滾出中國》。
《滾出中國》是由專研中國近代史、中英殖民史的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歷史教授畢可思所撰寫。
以下為摘文：
這個新國家最令人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將農村作為基礎：這是一場農民革命一一由一位農民領導，完全掌控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當時沒有這種國家存在，在世界史上也沒有。這個過程牽涉了某些層面的徹底逆轉。中國農民過去總是被施予恩惠的對象（routinely patronized）；他們出現在每個與中國有關的論述中，但是，如同毛澤東在年幼時發現的，他們從來不被重視。中國在理論上和主流文化價值百般尊重他們，但實踐政治權力時，卻忽略他們。除了收稅時，國家和農民之間根本沒有連結，甚至連收稅的工作也被外包了出去，因此，國家是在好一段距離之外，治理大部分的農村世界。農村人民面對不公不義時從不默默承受，而歷史中也不乏起義與抗爭。農民叛亂的規模可以大到推翻一個朝代，而反對徵稅的小型暴動也不計其數。清朝面對的最大挑戰不是外強侵略，而是在一八五○至六四年源於廣西山區鄉村的太平天國起義。這起中國最嚴重的攻擊外國人事件來自西北的鄉村青年一一他們後來構成了一八九九至一九○○年拳民事件的中堅力量。農民有力量。彭湃在海豐抓住了這股力量，並在國民政府北伐期間釋放出來。毛澤東則是在湖南看見這股力量。
農民也有文化。共和時期的特色之一就是由中國知識分子發掘的中國大眾文化，而且一面倒地聚焦在農村。當時著名的學者探尋並收集民俗歌曲、民間傳說、諺語、童謠、故事，例如顧頡剛和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也在學校成立民謠收集部。魯迅自己帶頭倡導普及的視覺藝術形式，如著名的木雕、圖畫書與刻版印刷年畫。當時也因為受到托爾斯泰啟發，促成了這股風潮，讓大家相信農民文化與生活是中國身分認同真正的源頭，也是中國弊病的良藥。不僅如此，浪漫主義、民族主義、迫切的文化革新任務都是當時的時代背景。那些思想家反對「上海化」的中國，那是從沿岸城市擴散開來的混血城市文化，那樣的文化不僅有損尊嚴，更和中國的失敗息息相關。而且大眾文化也是一種政治手段：大眾熟悉的藝術材料有助於動員。《時代漫畫》在這裡沒有生存空間。
首先出現在斯諾書中的中國奇聞，以及後來其他記者與政治朝聖者發表的「新」中國報導，深深吸引、啟發了外國讀者。中國本身的問題正在逐步獲得解決，但似乎還有更多事物可供世人學習。這裡似乎證明另一種經濟模型，能夠解決國際貧窮問題。而中國成長的軌跡最終與蘇聯和西方模式分道揚鑣。中國似乎沒有走向浪費的過度消費。新的國家自立更生，而且免於匱乏，感到滿足。這個中國模式賦予務農者尊嚴，開創新的性別關係與實用民主的新模型，所以新中國在某些人眼中是世界的燈塔。如果我們想要瞭解這是如何發生的，中國農民如何振奮全球的激進分子一一例如一九七○年代美國與歐洲的女性解放運動一一那麼我們必須要瞭解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發生了什麼事，這些事又是由誰報導？如何報導？以及這些報導是如何形成的？
一九二○年代以降，革命分子的要務便是經營、培養農民力量，發揮最大效果。彭湃的蘇維埃主義最終因過於樂觀而無法持續下去。國共合作破裂的關鍵原因，正是出在兩方對農民問題的齟齬。之後中國共產黨仍然專心醞釀城市革命，堅守這個路線，直到一而再再而三地經歷血腥敗落後，才在一九三○至三五年間形成新的鄉村革命策略，以江西蘇維埃共和自居，接著在陝甘寧邊界的延安成立總部。雖然左派因土地政策衝突而分裂，但是共產黨被趕出城市後，彭湃、毛澤東和其他人的經驗，對重新制訂政黨策略影響甚具。一九三○與四○年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北方的基地不斷試驗改革程序；一九五○年代，土地所有制度經過改革、各個農村既有的政治勢力都被擊潰後，共產黨的勢力便快速部署於全國。
毛澤東的想法越來越偏離正統（以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一九五○年代中期，他以中國農村地區作為新國家發展的核心。國民黨內外的民族主義政治計畫，目標都是透過科技發展與工業重建，將中國打造成強國。只有在對抗當時所謂的「共匪」或從農村徵兵，才會為達目的而接觸、控制農村。孫逸仙主張「耕者有其田」，而國民政府在一九三○年甚至通過耕地改革法，限制地租等級，但從來沒有實施過一一反而是戰爭期間共產黨的「解放區」才有。國民政府檢討的時候，會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日本侵略，或者共產黨叛亂的干擾一一時機永遠不對，他們永遠接應不暇。但最根本的問題是，驅動國民政府的願景是現代的，而那樣的願景全然屬於都市。共產黨的體制早年也抱持這樣的願景，而且也是一九五三至五七年「五年計畫」的核心，借鏡蘇聯的國家成長模型也是如此。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同樣重視土地。一種完全不同的「現代」概念逐漸興起。農民的中國才是現代的中國，都市的中國不是。毛澤東跟黨內的許多領導不一樣，尤其是那些早期策畫人民共和國的人，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從未出過國，也沒見識過什麼中國的城市。
本文節錄自：《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一書，畢可思著，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