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的CEO Sundar Pichai這星期出席了白宮聽證會，整個會議長達三個半小時，質詢內容包括許多不同領域，大致來說，討論可以分為三大議題：第一，Google的搜尋結果，是否有偏頗某政策或政治傾向；第二，Google到底蒐集了多少使用者的資料，以及Google在中國的網路搜尋服務是否會繼續進行。
會議結束之後，乍看有許多的討論和資訊交換，但絕大多數的美國媒體都認定，這次的質詢並沒有達到應有的結果以及明確的下一步。
整場聽證會中，美國國會議員提出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其中包括「為什麼在Google上搜尋『Idiot笨蛋』這個字，會出現川普的照片？」以及「為什麼搜尋議員相關資訊時，會出現不良的話題？」更有議員詢問，為什麼孫女的iPhone上，會出現有關他的負面新聞？關於這些五花八門的問題，Sundar Pichai都一一耐心回答，甚至花時間解釋iPhone和Google並不是同一家公司的產品。
關於第一個議題，也就是Google的搜尋結果是否有偏頗某個政治傾向？Sundar Pichai解釋，Google的搜尋結果並沒有任何人為的干預，而是透過使用者在網路上的各種行為和言論，編列和整合許多不同資訊之後，再經由演算法，提供使用者當下最真實、最準確的結果。
為了避免任何員工或內部團體影響搜尋結果，Google內部還設計了許多防範措施。不過，有些美國議員不接受這個答案，一口咬定Google的演算法一定有問題。
而第二個議題， Google到底蒐集多少使用者的資料？Sundar Pichai的回答避重就輕，沒有詳細說明細節，一般人仍然無法明確知道Google的資料庫裡到底多少個人資料。
最後，關於在中國的「自我審查版」搜尋引擎Project Dragonfly蜻蜓計畫，Sundar Pichai承認Google「暫時沒有計畫」在中國重新啟動搜尋引擎，但並不表示未來不會改變決定。對Project Dragonfly蜻蜓計畫有興趣的人，可以聽聽之前的節目，我們曾經深入探討過這個議題。
整個聽證會長達三個半小時，但即使你認真的看完，許多敏感話題還是得不到解釋。如果硬要說有什麼亮點，那就是「Sundar Pichai說，歐盟的個人資料保護法GDPR，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制定出來的優秀法規。」
這次質詢欠缺效率和結果，其實不能單方面責怪美國國會議員或是Google，而是科技在過去十幾年來的進步，已經把尋常法規遠遠拋在後面，完全跟不上了。
許多美國國會議員質詢Google的問題，都與自己的切身利益有關係，或者是為了增加聲望，但內容都欠缺證據和資料輔助。而Google雖然表面上配合國會的質詢，在真正討論到重要的細節時，就會像唱片跳針一樣，反覆那幾句已經演練好的說詞。
國會議員與其直接控訴Google的行為，或者要求Google在質詢會上提供演算法的細節，不如站在立法和人民權益的立場，與Google討論如何才能讓高科技公司支持立法。
議員並不是工程師出身，即使Google願意全盤托出內部的工程細節，也不是議員在短短的會議上就可以理解的。更何況這些演算法以及資料庫，都與Google、Facebook和Twitter的核心商業模式，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質詢會這種公眾場合問這種問題，既不是正確的地點，也不是正確的時間點。
舉其中一個例子來說，有人質疑，為什麼Google安卓手機上有超過1200個App，可以蒐集使用者的位置，遠遠超過iPhone的200個。這種類型的問題，就明顯欠缺對平台科技的理解。
首先，Google安卓是個手機作業系統平台，Google並沒有辦法規範App開發商在開發App時，藉由軟體，獲取使用者的所在位置以及其它個資。任何作業系統，包括安卓、iOS和Windows，都在軟體介面上提供授權控制，只有手機使用者授權的App，才可以獲取這些資訊。因此，即使這些App使用手機介面，如果沒有經過使用者的授權，也是無法獲知使用者的所在位置，而手機使用者，也可以在設定裡直接關閉相關的功能。
但Google和其他科技公司，可以將介面做得更友善，例如，一開始的預設值可以將這些功能關閉，使用者必須主動開啟，App才能獲取使用者的個資。但即便Google改善安卓作業系統，這也不代表其他和Google相關的硬體以及軟體商都會跟進。在這個各家軟體互相應用、互相支援的時代，在使用任何App時，都可能需要經由其他App，或在不自覺的狀況下開啟你要的程式，每個App都有可能蒐集個資。要逐一質詢每家公司的演算法和軟體細節，就像表面上佈下天羅地網，實際上卻漏洞百出。
國會議員基於常理和法律規範，可以建議Google和其他高科技公司，在處理使用者個資和搜尋資料上該怎麼做。透過合作，國會立法，科技公司依法設計正確的產品，兩者充分合作，各自發揮所長，才能在科技和法律的交集處找到一個平衡點。
不可否認的，科技公司擁有的個資已經遠遠超過傳統企業的範疇，不只一般使用者感到恐懼，政府和公眾人物也擔心有任何把柄或機密落在這些公司手中。如果政治人物都是站在保護自身利益的立場，去規範這些科技公司的話，成效將會非常有限。說白了些，即便Google全盤托出內部的演算法細節，議員們又如何能真正理解，並且確定Google有遵循法律規範呢？
這已經不是單方面的立法問題，而是需要科技業界和立法機關密切合作，這個任務非常有挑戰性，但並不是完全無解。許多高科技公司例如微軟，都會將軟體的原始編碼加密後，開放給一些特定的政府機關審查，這些政府機關為了解碼，會招聘看得懂軟體編碼的工程師。這麼做，比起大費周章的召開聽證會卻又問不出重點，來的有效率的多。
然而，這並不表示政府官員不用對軟體和科技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而是應該在充分了解大原則之後，去制定最符合實際情況和人權的法案。
軟體不同於其他工程科技，它充斥在我們生活中的每個層面，高科技公司與法律規範脫節，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必須嚴肅正視這些問題，才能避免更多的權益受損。
文／Michael
轉載自2018.12.14 １號課堂《矽谷Ta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