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爭自由、爭民主的鬥士
今年六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重要報紙，都登載它們駐北平記者在機場訪問方勵之教授的談話，當時他剛從羅馬結束短期學術訪問回來。這是方教授自一月中旬被開除黨籍後，第一次與西方記者交談。他堅持他一貫的說法：「沒有民主就不會有現代化。」他沒有使人失望。這位鬥士在國外講，也在國內講；他對支持者講，也對反對者講。
在北大、交大等處的公開演講中，或接受訪問時，他曾說過這些勇敢而尖銳的話：
「自然科學家對社會上任何事情，特別是出現了不合理的、錯誤的、以至罪惡的情況時，一定要表示自己的態度，如果不表態，就無異於幫凶。」
「到了現在，要說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我們科學，沒有這一套，沒有這一套。」(聽眾哄堂大笑)
「有人說，現在「中國」需要引進一個總理做試驗，這樣才可以。」(爆笑、拍手)
「最早只意識到我們「中國」的生產是不行，經濟是不行，科學是不行，技術是不行，這些方面，我們需要現代化。現在認識已大大提高，認識到我們的精神文明和文化上也不行，所謂道德水準也不行，政治體制上也不行。」(眾鼓掌)
「我們作科學家的人應當承認事實第一，應當承認我們那裡失敗……從馬克思、列寧到史大林，到毛澤東這種正統的社會主義，我們做的結果實際上是失敗的。」(鼓掌)
因為這些一針見血的看法，方勵之被群眾視為「最值得崇拜的人」，但被另一些人視為「眼中釘」。
(二)更是一位物理學家
只把方勵之看成偉大的民主鬥士，就不免低估了他學術上的成就。他是一位受到大陸及國際物理學界推崇的物理學家。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對北大無線電系學會做演講時，他就說過：「我認為作為人，尤其是知識份子，要對社會有所推動。推動的主要方面是在本職業務中，在自己的業務領域中。即在內部，要求自己做得色，有新的貢獻，新的突破。」
一九八五年五月，他與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佐藤文隆合寫的一篇論文，得到了國際引力基金會的一等獎，這是在這個研究領域中的最高榮譽。
方勵之的言論之所以受到重視，正是因為他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學家。
現年五十一歲的方勵之，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生於北平的一個鐵道工人的貧苦家庭裡。由於稟性聰穎，十歲的時候就進入「北京四中」。在「四中」的六年裡，他奠定了物理學的基礎，也特別注重語文的表達能力，以寫詩與寫小說來磨練自己。他日後所寫的嚴謹的雜文或清新的遊記，都得力於少年時代對語文上的自我要求。
他十六歲時，以優異成績考進北大物理系。北大哲學系的吳國盛對方勵之的學生時代有這麼一段描述：「在揮汗如雨的盛夏裡，他一個人躲在悶熱的燒玻璃的工作室中，製作工藝極強的計數管；在圖書館裡，他咬著牙解著千道的難題，往往廢寢忘食；在課餘時間裡，他或者涉獵群書，或者與人討論問題，他的思想之敏銳，讓每個同他接觸過的人都難以忘懷。」
早年曾經在科技大學提拔過方勵之的徐家鸞教授，一九八七年一月在台北的一次訪問中追憶：方勵之一九五六年畢業於北大物理系時只有二十歲，當時曾被稱為北大空前優秀的學生，「在他所修一百門課程中，包括體育在內，無一不是滿分，得到畢業「金牌獎」。」
北大畢業後，方勵之被分派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一九五七年，誤信毛澤東發起的「鳴放運動」，方勵之向黨中央提出批評。反右鬥爭開始時，他被列為右派，開除黨籍，下放到河北省贊皇縣勞動。這是方勵之一生中第一次嚴重的教訓。他的女友(北大物理系同班同學)李淑嫻也被遣送到京郊門頭溝勞動。
一九六一年，方、李二人終於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小家庭。一九六八年六月，他次子出生之際，又因右派罪名被關進「牛棚」，一年多後才出來，接著又下放到安徽匯南謝三礦山勞動。在這段期間，他開始鑽研天體物理。
從大學畢業到一九八四年底，方勵之在大陸的學術刊物上一共發表了一百三十多篇學術論文。隨著他在物理方面的成就，漸漸活躍於國際學術界。自一九八０年代起，他在美國、義大利、英國、日本等地或發表論文、或擔任主席、或擔任短期訪問教授。
方勵之被譽為「中國的沙卡洛夫」，不僅是指他有沙卡洛夫反抗專制的政治勇氣，也指他有接近於沙卡洛夫的學術成就。
在今年二月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刊出的一篇訪問中，方勵之感慨地說：「我根本就不想當官、抓權，只想好好地搞我的業務。有很多文章可寫，我以前每年大約都發表十五、六篇科學論文，這才是我心目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和追求所在。我那來的什麼「別有用心！」」
(三)還是一位民主的實踐者
方勵之不僅僅是一個物理學家，也是一位民主觀念的實踐者。
一九五八年秋天，在北平的「中國科技學院」改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時，方勵之擔任不能參與研究的助教；「科大」於一九七０年左右遷到安徽合肥，一九七三年方勵之轉到合肥任教，一九八四年被任命為第一副較長。
他當時表示：「我也不知道能幹什麼事，因為我不知道手中會有多少權力。但我想有一種最不花錢的，而且又非常重要的，就是提倡思想上、學術上的自由，這是要有決心就可以實現的，我要把提倡思想自由作為辦校方針之一。」
一九八六年秋天，「人民日報」以五篇文章來報導合肥「科大」的學術自由與民主辦學。第一篇文章中的第一句話就是：「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採訪，處處呼吸到民主的空氣。」
民主的空氣正是「第一副校長一方勵之所倡導的：分權制衡、校政公開、言者有功、共榮共生。
擔任「科大」校長的管惟炎教授說：「政治權力的壟斷往往走向腐化。權力一旦集中到個別人手裡，就意味著人民民主權利的喪失。」
「科大一建立起了以教授為主體的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教師技術職務評定委員會等，以分散權力。這些委員會對全校科研項目的審定、科研經費的分配、各種學位的評授、教師技術職務的評定，都有充份的發言權。另一位「副校長」龔升教授說：「我們是各有各的權力，各司其職，各行其權，相互制約，有條不紊。說誰個人有權就有一切，在「科大」是行不通的。」
「科大」全校沒有一部高級進口小汽車，開校長辦公會議，教職員工可以去旁聽。學生可以跳級，升入大二以前還可以轉系，考試合格，還可免修某些課程。
副校長方勵之也主管財務。「他不是那種誰買把螺絲刀也得找他批條子的財務大臣。」他控制的預算由「校長辦公會議」、「學術委員會」討論審議，財務徹底公開。
「科大」重視學術研究」每年平均有二百多名外籍專家來訪。得過諾貝爾獎的中國學者如李政道、楊振寧等都是「科大」名譽教授。
在校園中，方勵之鼓吹「熱愛自己的專業，尊重別人的專業」，「要團隊精神，不要同行相殘」。
他兼管的「科大天體物理研究中心」，在十多名研究員相互激盪下，近年來在國內外已發表了二百多篇論文，也受到了國際上的重視。
他在「科大」所實踐的民主精神，證明他不是一位實驗室中的「蛋頭」，也不是一位虛幻的理想主義者。
「人民日報」陸續刊出這些報導，同時配合了短評來相呼應，使大陸出現了曇花一現式的對學術自由的嚮往。可是當鄧小平於去年年底點名批判方勵之時，「民主辦學走在全國最前列」的科技大學，卻立刻變成了第一個箭靶子。
一九八六年的政治寒流封殺了合肥吹來的春意。方勵之又面臨了第二度開除黨籍的處分。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科大」校長管惟炎和副校長方勵之同時撤職，五天以後中共安徽省紀律委員會指出方勵之犯有五大罪名，開除了他的黨籍。這五大罪名是：一、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宣傳「全盤西化」，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三、公開提出要「改變黨」，否定黨的領導；四、主張大學擺脫黨的領導，鼓吹大學「完全獨立」；五、鼓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煽動學生鬧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被撤職以後的方勵之被調到北京天文台工作。
香港傳來的消息說，方勵之日前在天文台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密切監視。除了一片星空之外，他一無所有。
(四)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
方勵之是一位民主鬥士，一位出色的物理學家，一位民主的實踐者。但所有這些描述，還不能涵蓋他內心最深切的感情－－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熱情。他認為，知識份子要獨立，要求真，要參與，要擺脫政治的束縛。
方勵之說：「知識份子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有了「獨立的」這種感覺，才能做出事情。否則的話，仍然只是依靠上面，說賦予你這個、那個，給予你什麼什麼條件，我覺得一直是不能改變原來的面貌。」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北大的演講中，他又說：「最近在美國召開了有大陸和臺灣兩方參加的有關加速器的學術會議。我想當然應該是從事這項工作的一些學者、專家去。可是代表團去了十多個人，我們「科大」只去了一個人。去的人中很多根本就不是學物理的，跟加速器一點關係都沒有。這算守紀律嗎？包括「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在裡頭(鼓掌)。我就不知道他幹嘛去？(哄笑)現在社會風氣不好，黨風正是最根本的問題，特別是一些「領導同志」本身風不正，所以需要我們知識份子在這裡起作用。我不管他是張百發，我就要到處說。」(鼓掌)
關心他的朋友勸他少說話，方勵之回答：「如果這麼說話有罪的話，那麼我的罪狀就達到了飽和，多說幾句和少說幾句是一回事兒。」
在不同的場合，他又反覆強調對知識份子的看法：
「知識份子必須把屈著的腰挺起來。」
「很明顯，在一個發達社會，最高的權威不是個人，而是知識；誰擁有更多的知識，誰就得到更多的社會承認，知識份子作為一個整體也必然是社會進步的主導力量。」
方勵之是受迫害的知識份子的見證人，更是要掙脫專制統治的代言人。手無寸鐵的方勵之，其威力已遠超過千軍萬馬。
(五)正在寫歷史的人
正如「方勵之自選集」序言所寫的：「我們義不容辭地擔負著二十世紀苦難的中國一代知識份子的歷史使命；尊重科學，尊重人權，爭取人民民主，爭取社會革新。」
面對著這樣的歷史使命，序言以二句詩做結尾：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在悲愴的意境中，燃燒看方勵之不屈不撓的意志力。
這是二十世紀一位偉大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沉痛與寄望。
歷史不是一個人能改寫的。方勵之冒了不可預估的危險，毫無勝算的把握，正以一顆「美麗的中國心」寫出這一代中國人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