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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就像啦啦隊長

文 / 蕭富元    
1998-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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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就像啦啦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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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回國至今已將近五年,你對這幾年中研院的發展有什麼感想?

答:中研院有兩個部分,一個是院士,一個是研究所。院士是最有學術成就的人集合在一起,是一種象徵,對國家發展有所貢獻。至於研究所部分則像火車頭,在很多領域帶動國家學術研究。

中研院在最初成立的時候,是要領導學術發展,當時整個國家得到博士學位、受過科學訓練的人不多。現在,我們每一個領域都有不少人才,學術機構也發展得不錯。但是中研院還是要有帶動的作用,我們要以身作則。

直到今天為止,院士都沒有真正發揮對國家建言的功能。到目前總共開了二十三次院士會議,院士也選了二十二次,過去大部分是由海外人才當選。如果說院士是代表國家學術精英的集合,那麼一定有人會問,國家學術精英都在國外嘛!這個情形不是那麼理想。

我回到台灣以後,一直很努力吸引很多人回來,其中很多是院士。主要是希望這些領導學術工作的人,能在這塊土地上和年輕人一起合作。

對中研院來講,最近這幾年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國內院士增加了,我一直努力吸引更多人回來,而且要讓長期在這裡工作的人不斷進步。我這麼講是因為中研院成立到現在,除了史語所的考古工作做得很出色之外,整體說來還不是那麼上軌道。 我相信一個學術機構要進步,有兩件事要做:一是要人才,二是制度要健全。張光直副院長回來時就說,要提升學術,一定要好好做新聘、續聘、升等這些事情。我們也知道組織法如果不健全,很多事就會礙手礙腳,所以楊國樞副院長接任後,組織法修改也花了很多心血。現在院裡面有環境美化委員會、水電委員會等,大家慢慢來參與、提供意見。中研院如果有充分的經費、大家有墨。同的理想,就有希望。

研究成果必須服務社會、對人類有貢獻

問:「崇高的理想」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你如何讓八百多位研究人員都認同你的理想?

答:我們都相信知識就是力量,一個國家如果不能推動知識更進步的話,一定不會是一流國家,而是二流國家。研究人員要知道,中研院要提升學術,好好做研究,要對人類知識的累積與新理念的毒生做買獻,這是大家的任務。

但是,在帶動學術進步時,也不能忘記我們是社會的一分子。我回來就說要走入社會,不但要關心,還要積極地參與。很多人以為學術工作和社會實際生產沒有什麼關係,學者是墨同的,是在象牙塔裡,好像和社會要保持一段距離。但是,學者不能抱持這種觀念,好像做有用的東西並不崇高。我當常說,要有一0%的研究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有正面貢獻,有九0%真正為人類知識的累積、新思想的創造做出貢獻。

我們最近成立生物農業科學研究所,把生物技術應用到農業上,這對台灣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還提議成立應用科學及工程科學中心,主要是整合國內基礎及應用科學單位。中研院及大學的研究工作目前還沒有好好地配套,我們的研究和社會生產脫離很遠,這對國家發展很不利,每一家公司如果賺錢,一定是引進國外的技術知識。

問:回顧這五年、你覺得你的理想都實現了,還是有些遺憾?

答:我想很多事都是按部就班地進行,例如院裡環境的改善;不久以後,綠地上會有些雕塑,朱銘的人間系列剛搬進來,等一些台座做好後,廣場上還會有朱銘的太極不繡鋼系列。這些環境改善、交通動線的改善,是人家比較看得見的。很有趣的是,我們做的實質改善大家都看不到,但是和生活有關的東西大家都看得見。

這四年半來,我並沒有失望,我想做的事也一步步在做。如果我不繼續做研究,把化學動態學提升到世界最高水準,我會覺得回國沒有多大的意義。如果我沒有推動學術研究,做一個榜樣的話,那就沒有多大的意思。

最近我們請到一些年輕學者,我和他們一起工作,我在幕後。他們真的很不錯,現在講起化學動態學,世界一定會知道台灣有個很重要的研究在做。我想吸引人才回來、改變制度,也希望中研院的人有更大的信心、能更團結。但是離真正的理想還有一段距離,也不能速成,速成的東西都不是好的東西。

本土化和國際化並不矛盾

問:你心中中研院的理想藍圖是什麼?

答:它一定要成為世界的學術重鎮,要全世界知道中研院是對人類有傑出貢獻。此外,也要看到中研院和各個領域之間合作、迸出火花,研究員有信心、做最好的研究,帶動社會進步。

最近大家似乎把焦點放在中研院本土化和國際化的衝突,其實,本土化和國際化並不矛盾。提出本土化和台灣優先,是因為歷史的背景,使台灣經常被忽略。像我小時候只會講日語,如果不講日語,食物配給就會比日本人少。我小學三年級才會講台語,又學了點客家話,但是台語又不能常常講,因為會被老師罰。

做教育工作的人都知道,教育應該是從身邊開始,要和生活有關。許多人提到的台灣優先及本土化,全球各地也都在提。不久前,我在日僑學校看到一篇作文「我的故鄉」,我就想看看日僑學生的故鄉長的是什麼樣,一看才知道他寫的是台北。生活在這裡,如果做醫學研究的人不研究台灣的疾病,這是不可思議的:做生態研究的人不研究這裡,也一樣奇怪。

但是,做學術工作的人最不好的是把自己局限在小圈圈裡,我常說不要這樣,我們是生活在世界的舞台上,這是大家要好好想清楚的。我們常說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如果連自己生長的地方都站不好的話,就不會看到整個世界。

問:中研院發展和台灣整體大環境息息相關,中研院要成為世界學術的重鎮,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答:中研院要有很好的研究所,就要有很好的人才,這些人才從哪裡來呢?就是大學訓練過的博士畢業生,中研院不是製造博士而是吸收博士的地方。對中研院來講,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從事學術工作的年輕人愈來愈少,對學術的熱忱愈來愈低。我常和同事說,這也是我們的責任。如果沒有好好地培養、教育年輕人,將來就會出現斷層。

所以,我鼓勵院裡的人在寒暑假時辦些學術活動,讓年輕人參與,讓他們慢慢對學術有興趣。我覺得最嚴重的是,年輕人如果沒有理想做學術工作,太現實、急功近利的話,對學術的發展、國家的發展可能不好。

我有兩個條件可以做一個好院長

問:你怎麼去詮釋中研院院長的角色?

答:中研院的院長好像是一個啦啦隊隊長。我們民主的歷史很短,民主素養不是那麼好。我在美國,很少看到教授到校長室抱怨這個不好、那個不好,大部分是提出讓事情更好的建議。我們不是,一方面反對威權,一方面又希望向院長抱怨後,讓他解決所有事。我常和年輕同事說,好啊,你們有意見很好,但是要怎麼解決,大家坐下來談,一起提出解決方案,而不是把事情丟給我,讓我來解決。那我還是像獨裁一樣。

我不覺得當院長是多麼了不起。我在院裡都是走路、不坐車,吃飯和大家一樣排隊等位子,沒有什麼特權。我覺得不管做什麼,主要都是在解決問題,要有耐心。第二是對人要有敏感性,就是對人尊重。

我大概有兩個條件可以試著做一個好院長;我對人是相當敏感的,不會強勢推動自己的意見,不聽別人的。另外,院內的問題很複雜,科學的問題也很複雜,做為一位成功的科學家,有時候就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對人很容易親近,沒有防線。我太太常常覺得我很不可思議,有時候我坐飛機,就和旁邊的人談很多事。我太太問:「你知道他是誰嗎?」我說:「不知道。」她說:「你怎麼能跟他一直講,好像把生命交給他?」我在科學上很嚴謹很苛刻,但是對人很寬容,不會因為這個人有什麼小毛病就懷疑他,所以我很不會看人。

問:你認為中研院院長應該具備哪些特質?

答:有學術的熱忱是很重要的,學術的地位也很重要,所以應該是院士來當院長。此外,要對中研院及國

家的發展有些使命感、願意努力,這些大概就夠了。

問:你打算只要做兩任院長,好像院內的院士、研究人員都不太贊成?

答:我常說一個院長如果很努力的話,做五年應該就相當累了,如果再當五年的話,我想也差不多了。如果當了十年的院長,想做的沒做好,或是像才上任時那麼年輕有活力的話,大概是沒有努力。任期制是很重要的,領導人會在十年任期內有規劃,否則會愈來愈懶散。

如果他們(研究員)不要我走的話,這是太誇獎我了。我覺得每個單位都是如此,應該有好的人才來培養活力。如果我六十七歲的時候,還像現在這麼有活力的話,可能是something Wrong。

在第一個任期內,我很注重吸引人才回來,建立新制度,慢慢改善院裡的環境,這是初步架構。但是第二任就要慢慢做到,讓這裡成為能培養年輕人從事學術工作的地方,這還需要努力。

自己看「李遠哲情結」

問:如果你真的在六十七歲卸下院長職務,那時你最想做什麼?

答:這要看世局的變化。有一樣想做的、是寫科學的書給年輕人看,講些有關分子碰撞、有關我的專業的書。我覺得應該累積經驗寫書,要把艱深的學問寫得讓年輕人看懂,是很大的挑戰。

問:你怎麼看待社會的「李遠哲情結」?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好像不管碰到什麼事,都要發表意見?

答:現在我最希望人家不認識我(笑),我沒有什麼隱私權。我走在街上,常有人會指著我說:「就是他,他

就是李遠哲!」把我當做是一個物品一樣。我好像變成一個東西,像動物園裡的猴子。所以壓力是很大的。

我知道大家都在看我,我就要做個榜樣給年輕人看。我認為在檯面上的人,一定要努力做好榜樣。我沒有不好的習慣,也不做出讓年輕人失望的事。這壓力倒不是李遠哲情結,而是年輕人對我有些尊敬,所以對自己要求很高,不做些不三不四的事。

想想我這一輩子,中學打球玩瘋過,看書也看得非常熱衷,參加樂隊也一樣很投入。到了高中開始做學問,念大學時也不加入球隊,真正做研究工作。到了美國又當教授,培養很多人。等到五十歲,我又開始打壘球,覺得運動比較重要。現在我除了研究工作,也參與社會許多活動。我不會對才三十歲的人說,你要和我一樣;因為每個人在發展的階段都應把握時間。

(蕭富元、羅儀修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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