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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效應,東亞再地震

文 / 夏傳位    
199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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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效應,東亞再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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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融資本全球化所引發的東亞危機,在新的一年不僅沒有消弭之勢,反而持續上演各種諷刺與意外的驚奇;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介入最深的國家如南韓、泰國、印尼,社會、經濟情勢愈來愈差;拒IMF於千里之外的馬來西亞則較為穩定。但前三個國家在IMF的強大壓力下,政治上卻能絕處逢生,展現大幅度的民主化,反成為經濟改革的動力。過去以經濟發展為名、拖延政治改革的亞洲各國領導人赫然發現,政治自由是經濟復甦的前提要件。全球化帶來極大的破壞與衰退,卻也造就了某些機會。最近馬來西亞副總理安華稱此種現象為「創造性的毀滅」。許多人發現全盤擁抱IMF既不可行,傳統威權國家的發展模式又到了徹底翻修的地步,亞洲未來將何去何從?

過去美國學界對後冷戰時期亞洲的動向,有兩派看法。合流派認為,亞洲愈是興盛,就愈必須模仿美國的代議民主與自由市場制度,因此全球化的結果將是無可避免的美國化。衝突派則持相反意見:亞洲崛起將伴隨著不同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模式,挑戰美國在全球的霸權;美國著名學者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之說,最為人耳熟能詳。

隨著亞洲板塊一年來持續震盪,不同形式的衝突派說法也愈來愈站不住腳。例如被過度歌頌的日韓大財團與官方掛勾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然崩潰;威權政府有助於經濟發展的說法(以新加坡的李光耀為代表),在印尼「族閥資本主義」的種種弱點曝光後,也已僵旗息鼓;尤有甚者,原本預期在後冷戰時期美洲、歐洲、亞洲三足鼎力的權力平衡,在亞洲這方面已難成氣候。

這是否意謂著「美國模式」的最終勝利?如佘契爾夫人有名的警句:「自由市場之外,別無他途!」亞洲人將爭先恐後服下美國人所開的處方?

從IMF所引發的爭議來看,情況並非如此。首先,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美國模式存在,美國內部也一直在爭辯IMF的措施。典型的IMF處方是一種貨幣緊縮政策:縮減政府支出、增稅、提高利率。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桑陌(L. Summers)大力替IMF政策背書,認為它是亞洲復興的關鍵;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J. Sachs)卻認為它會使情勢變得更糟;另一批專家則建議廢除IMF。究竟哪一種才代表真正的美國模式?

其次,IMF的救援方案中夾帶了許多外國資本的私人利益,它所要求的大規模、立即的結構變革,也無視隨之引發的社會動盪,鮮有國家能真正將IMF的方案奉為圭梟。

IMF撈過界,引發另一波風暴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費德斯坦(M. Feldstein)即認為,此次危機的癥結在於貨幣流動性不足(亦即資產兌現償債的能力不足),而非東亞各國沒有能力賺取足夠外匯以償付債務。所以首要工作應該是外資與債務國之間協商重整債務,延長償付期限,提供短期借款以應付立即性支出;IMF理應扮演此過程的監督、協調角色。

但IMF卻遠遠超出了此一角色範圍,另外附加諸多改革條件,例如它要求印尼取消油電補助、切斷蘇哈托家族的商業特權、減少貪污等等。長期來看,這些措施是正確的,但就吸引外資回流而言,卻是不必要的,無異使惡化的經濟情勢更加複雜。

然而,IMF卻讓國際投資人認為,除非印尼徹底解決金權政治的弊病(除了蘇哈托下台,還有他途?)否則便無法償債。這造成外資信心進一步崩盤(因為外資不相信印尼能在短期內達到IMF的要求),並直接造成印尼的政治、社會動亂。

五月中旬,五百名印尼人在要求蘇哈托下台的暴動中喪生。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蘇哈托從國外兼程返國後,立即取消IMF要求的能源費用漲價措施,暴動也隨之平息。

這項訊息可能被其他新興市場的國家解讀為,應該盡可能不尋求IMF的援助。馬來西亞正是如此,雖然她的情況跟泰國、印尼差不多。相較於蘇哈托黯然下台,馬哈地政權穩若磐石將使許多亞洲國家警覺,在各國不同的社會體質下,毫無管制的自由化並非唯一良方,仍得尋求自由市場之外的其他道路,以減低全球金融資本自由進出所帶來的不可測風險。

威權崩解,民主出頭

儘管IMF的方案令人不滿,亞洲人民對政府的抨擊也毫不留情。依照過去亞洲威權國家的邏輯,批評西方霸權作風等於鞏固自身不民主統治方式的正當性。要不就是屈辱、奴役地西化,要不就是有尊嚴地走自己的道路(意謂支持一個家父長般的統治者);如今,這套邏輯已經崩解了。

特別有意義的是,在IMF的強大壓力下,亞洲人民挺身而出要求更多的政治民主與負責的政府。在泰國,人民先前沒有撤換政府的政治權利,然而在強大的民意譴責及泰皇出面干預下,昭華利總理辭職負責,由乃川接任。乃川的民意基礎及政治正當性,使他能任用幹練的技術官僚,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

繼泰國之後不到一個月,南韓也更換領導人、以民主制度進行政權更替,挽救了經濟衰退所造成的統治危機,並在新的民意基礎下進行改革。

結果反映在兩國股票市場的交易上。泰國股市在一九九七年底大跌七六%,九八年初大漲七三%,成為起伏最劇的國家;南韓也是如此,在九七年底跌了六九%,九八年初上漲五八%。

對比最強烈的是印尼前總統蘇哈托。他在旦夕之間下台,顯示威權政體不一定較為穩定及有效率。過去他以一人的意志全力推動印尼高速成長,免除民主制度中不同利益團體的壓力,累積資本;但印尼在快速自由化及國際化之後,集中決策的領導模式愈來愈缺乏彈性及創新,同時領導人變得只為家族利益著想,腐化而短視。最後,在危機處理上,蘇哈托雖然尊貴如古代的爪哇帝王,但失去政治正當性後,其強勢影響力反不如改革後的金大中及乃川。

拒IMF於千里之外的馬哈地也感受到國內龐大的輿論壓力。各種指責紛至沓來,要求他學昭華利一樣下台負責,這逼使馬哈地在國會舉行信任投票,以鞏固政權。

歸根究底,全球化的顛覆力量強過坦克大砲。資本主義、市場、全球化造就了資訊普及的多元社會,使得亞洲式的威權統治--高經濟成長加上嚴密的政治控制,以維持社會穩定--愈來愈不可能。就像《紐約時報》一位駐印尼的記者所觀察:「蘇哈托的精銳部隊能在夜間偵察到躲在東帝汶叢林中的游擊隊,卻不能辨別銀行壞帳,或是阻止狂貶的貨幣。」

在無情的潮流中創造契機

然而,新生的多元社會立即陷入一片動盪與失業的危機中。

今年四月由國際勞工組織、各國勞工部長、工會領袖等在曼谷召開的會議中揭露,印尼、南韓及泰國三個在金融風暴中受損最重的國家,其失業率在年底之前估計將增加三倍之多;而中國大陸正激烈改造的國營企業也已裁撤上百萬名的員工;光是馬來西亞,便遣返兩百五十萬名外籍勞工(大部分是印尼人),占總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龐大的失業人口有可能造成社會動亂。

印尼初嘗民主滋味,卻立即考驗國內各宗教、族群之間彼此包容的能力。在峇里島、蘇門答臘、摩鹿加、東帝汶等地,基督教、印度教等少數族群開始要求更多的自主權利,而爪哇島的回教多數族群將經濟不公的矛頭指向華人。一方面,政治體系正快速地民主化;另一方面,許多人第一次使用他們的言論自由來討論是否應該將華人趕出這個國家。觀察家擔心,印尼可能走向一個「沒有容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多數族群透過民主程序壓迫少數族群。然而,目前檯面上的精英仍顯得頗為自制,無意挑起族群爭議。

這些快速而劇烈的變化,嚴重挑戰傳統亞洲以國家為中心的發展。亞洲新一代傑出的領導人,已開始反省此一新的趨勢。就在印度、巴基斯坦核試之後,馬來西亞副總理安華發表以「創造性毀滅」為題的演講,呼籲放棄十九世紀以來國際現實政治中「國家至上」的觀念,多思考市民社會的發展(畢竟國家利益往往不等同於市民社會的利益);而國際外交也應以發展市民社會為主要關切的重點,不要再扶植獨裁的君王以維持區域穩定(如美國之於蘇哈托),如此方能消弭各國之間的猜忌與心結。

或許他心中正想到他的老闆--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幾乎在同時,馬哈地也發表演說,仍舊慣用強烈的反帝、民族主義措辭。他甚至說,如果外國人利用金融危機奪取他們的經濟,亞洲人民將會用「游擊戰」反擊回去。

新一代領導人或許知道,沒有人能自外於全球化潮流,與其指責它的無情,不如思考如何迴避風險,並利用它所創造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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