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活得清醒與明白，是如此困難的一件事，因為面對生命中種種幽微的煩惱與困境，真實的人性更傾向於逃避與掩蓋。
在這個世界上，或許每個人都在逃，也許是逃避工作帶來的無力、逃避自己在感情中的卑微，也或許是在逃避自己真正想成為的樣貌與現實的巨大差距，差別只在於，你知不知道自己正在逃？
有兩個人，他們都曾被台灣電影大師楊德昌點燃對電影創作的熱情。一個是電影導演王維明；一個是導演、演員戴立忍，那種熱情轉變到現在，變成是一種「志氣」，讓他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會有一種態度跟觀點，即使有很多受傷和不堪，一輩子都不會改變。
真實世界是衝突的，王維明曾經因親炙大師，參與製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一一》等重要作品，但也因與楊德昌之間的信任出現問題，讓他離開電影圈，甚至2 年沒有工作，產生自我懷疑。
現實世界的戴立忍，高中畢業在金門當兵，失去了當時的女友，也一度沉浸在絕望與傷痛中，痛得想逃。
但是，數10年後，兩個男人，不再逃了! 他們勇敢透過電影鏡頭，直視人生的真相，用剝洋葱般的手法理解每個狀態中的真實困境，如何還能活得清醒與明白。
王維明說，直視真實會帶來悔恨與痛苦，但是卻也能帶來重生的契機。從電影轉戰廣告的王維明成績斐然，但是隨著年齡增長，王維明開始意識到，其實他始終沒有好好面對過去那個一度失去自信的自己，在他內心深處，一直渴望透過作品關注社會，更加真實呈現自己的生命觀與探索過程。
而戴立忍被公認為是當今台灣最有魅力的男演員，即使是飾演反派，也能散發出令人又愛又恨的人格魅力，那種魅力來自於對複雜人性的深層理解，即使是最黑暗的角色，他也能展現出一絲令人動容的人性。
這種對生命的寬容與理解，是戴立忍這10 幾年的時間給自己的功課。即使身在深不見底的痛苦中，戴立忍卻始終用勇敢得近乎殘忍的方式直視傷口，他在《白色巨塔》裡飾演的邱慶成說：「我們必須學習跟自己最不堪的部分相處。」而這句台詞是戴立忍寫的。
王維明與戴立忍這對北藝大戲劇系的直屬學長弟，兩人不謀而合的價值觀就是不輕易服從權威，追求公平與正義。
王維明曾經在北藝大畢業時背對著鏡頭拍照，只為了抗議校園空間的權威性；而戴立忍的第一部作品《年少輕狂》則是他為了抗議學校不讓學生使用大劇場的副產品。他們心中都有自己的公平與真理，信仰電影應該關注真實的社會。由王維明執導、戴立忍參與演出的作品《寒蟬效應》，毫不避諱地探討了校園性侵與美麗灣抗爭等充滿爭議與風險的議題。
但是走過年少輕狂的歲月，曾經滿懷憤怒與衝動的兩人，開始學會真實並不像黑白一樣分明絕對，情欲與權力、環保與正義，身處在纏繞糾結的情境中，最終，兩個人試圖用電影帶領大家回頭去面對自己的心，誠實的做出回應。
學習與自己的不堪相處
「面對自己」說來簡單，卻是每個人窮盡一生都很難達到的目標。面對生命的困難，我們常常在當下選擇逃避或掩蓋，但是卻在日後某個瞬間被迫面對。學習與自己生命中最不堪的部分相處，才能獲得真正的平靜與快樂。
王維明（以下簡稱「王」）：談到人性的探索，可以講得很形而上，但有時候是非常現實感的，其實就是我們碰到問題的時候怎麼面對自己？有些時候你會覺得好像是選擇，但是到了某一個年齡以後，你會發現那不是選擇的問題，其實是關於過去你面對很多困境沒有在當時好好思考，它回過頭來變成人性裡非常多的面向。在電影裡，每個角色都有一個面對跟轉折，都是從前的掩蓋、逃避，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在當下去理解過去逃避的自我。
其實每個人都在逃，只是你自己知不知道而已，有時候是掩蓋逃避，真相很痛，有些時候很殘酷，但是當你接受，才有機會在你的生命產生一些效果。你要往下還是往上？你要快樂還是悲傷？不會有人希望每天要恨、要邪惡、要黑暗，這都是自己在跟自己相處的時候非常重要的過程。
戴立忍（以下簡稱「戴」）：我飾演的李教授是一個像我這個年紀的野百合世代核心分子，他曾經享受過群眾給他的注目跟焦點，可惜後來賈靜雯飾演的太太希望他能夠離開台北這個圈子，李教授當時同意了這件事情，但顯然他是有遺憾的。他順從了家庭要求，大概只有站在指揮台上的某一個小片刻，他才能夠享受到當初被眾人注視的狀態。他到中年了，其實他有一個遺憾，那個遺憾就是過去延伸下來沒有被解決、沒有好好真實坦誠面對，現在他用了一種傷害別人的方式，來填補那個部分。可是，另一方面，對李教授來講，他覺得正因為自己曾經失落過，所以在面對另一個年輕生命的時候，他說服自己，他認為自己是要幫助她。
面對外界，你可以有一個互動或是逃避的方式，可是我認為人應該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逃，你要學會跟自己的不堪相處。我們都有過不堪，不管別人知不知道，你自己要知道，留下來的不堪就是你在未來必須不斷面對的，如果沒有辦法彌平，你不能讓它影響你，必須要找到跟它和平相處的方式。
王： 我父親前年胃癌，整個人從樂觀變得極度沮喪，我跟他講：「爸，你人生不管後面能走多久，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可能改變胃癌的事實，它就是你的命跟身體，你要跟它相處。」因為我愛我的父親，所以我跟他說了這些話，但是回過頭來審視自己人生的困境，我有沒有這樣跟它相處？我做廣告這10年其實是逃離電影圈，當時我和楊德昌因為信任問題分開了，離開後有2年沒有工作，非常混亂與自我懷疑，還曾經想過去花蓮和朋友一起做泡水車，後來很幸運地接觸到廣告，也做得很好，讓我的自信慢慢的增長，另外一個想拍電影的心就出來了。決定要拍片時，大家都說「你不要再走回頭路，又去弄新電影！」但是我現在做出來了，大家也很替我開心。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面對由錢與權交織而成的巨大高牆，我們不應該放棄對公理與正義的追求，但是也不應該忘記，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試著去關注並理解，形成自己的觀點。
王：我們對不公不義的事情特別無法忍受，只是過去年輕的時候，你的勇氣可能是用錯的方式發揮，現在的人生學習會是用溫和的態度去表達很強烈的立場，但如果這種溫和被別人當成是狗屎的話，你就可以用更強烈的東西。
戴導是我的直屬學弟，他進來的時候，我一看他就很酷，年輕時喜歡跟氣味相投的人在一起。我的畢業照是在圖書館拍照，可是圖書館其實是在學校裡最遠的地方，每一個人都要向上爬，爬到最遠最累的狀態才能到，我很氣那種感覺，所以大家在拍照時，我就穿著學士服轉過身去，不管攝影師怎麼說都不理，校長就坐在前面。我對學校的建築動線設計有很多不滿，還在一堂通識課做過一個報告，從學校建築的採光、動線設計找了100個問題。
戴：台灣電影從新電影以來開始把關注的視角移到現實社會當中，我上過楊德昌導演的課，他上課時會找一件目前發生的時事來聊天，如果他現在還在的話，應該會講食安的油（笑）。他會去問每一個人的看法，最後他也會講自己的意見，後來我發現，他其實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在培養我們，作為一個創作者，你除了去聽別人的想法，更必須找到自己切入的角度，而且是對於當下的這個社會，他影響我關注現實社會，然後去蒐集資料，產生自己的觀點。
作為一個電影人，我們也可以選擇另外一種方向去服務電影，比如娛樂的面向，但是如果新電影以來關注社會的面向，在這現在這個多元化的電影時空中缺席，那不是很可惜嗎？這種很直接的社會關照跟社會對話，我覺得還是一個重要的事情，尤其事關公共利益的事情，還是要誠實，該怎麼拍就怎麼拍，沒有什麼好躲避，我相信如果是以溝通或分享為前提，即便在無可抗拒的情況下，也會找到一個出口。
王：電影不會立刻對社會或人生造成改變，它比較像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將創作者探索的過程一一的呈現出來，它能夠啟發、影響或是帶來更多關注。觀點需要探索，有探索才會有改變的力量。
前陣子詹宏志大哥寫到他在《牯嶺街殺人事件》背後做策畫行銷，版權資金問題翻來覆去，絕望又重生的過程，但是當他看完4小時的版本，他突然說不出話來，他意識到他在面對一個天才型的導演。
但是我們小時候跟著楊導時，並沒有像詹大哥那種分析的能力，我們沒有自覺自己正在面對一位大師。跟著楊導時，今天我們跟他講一個想法，他覺得完全不對；但有時候你忽然講了一個東西，他又覺得你好棒，他點燃我們做電影的熱情，那個熱情轉變到現在變成是一種「志氣」，讓我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會有一個態度跟觀點，這是這一輩子都不會改變的。
在我們的社會裡，大家都太需要立刻得到答案，否則你就會失去很多舞台，所以你會看到藍綠的鬥爭，或是像美麗灣事件。我希望透過創作，找到一個方式去讓事情更好，讓大家在面對一個你無法直接對抗的巨大結構時，除了抗議，也能夠找到一個討論空間，讓大家願意把自己的觀點放進來，用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去面對，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