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想像一個不可能的場面：台灣在西元兩千年以公民投票決定未來，五四%人口決定台灣獨立，四三%堅持統一；屈居劣勢的「統派」拒絕接受結果，政治談判破裂，政黨代表退出協商。體制內管道無法消弭歧見，雙方各自分裂出激進武裝團體，從事街頭暴動、暗殺，軍隊失控，政府崩潰在即，內戰一觸即發……。
那將會是什麼樣的場面？
北愛爾蘭在長達數十年的紛擾中，所面臨的正是這個局勢。占五四%人口的新教徒是堅決的聯合派(unionist)或保皇派(loyalist)意指以「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為唯一效忠對象：而占四三%人口的天主教徒則是主張南、北愛爾蘭統一的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鍾情於愛爾蘭共和國。
假如「民族自決」是近代最基本的人權之一、那麼雙方從各自的角度來看都是對的(五四%的人並沒有權力否決四三%的人權)；如果雙方的「自決權」都要實現，就必須全盤否定另一方的存在，這是北愛問題最基本、也最難解的弔詭。
民族主義者(天主教徒)在歷史上一直是社會底層的受壓迫者，他們從帝國殖民的角度看這個問題：「英國人掠奪我們的土地。」「趕走英國人」。然而，世居在這個島上數百年之久的新教徒怎麼辦？他們與天主教徒說同樣的語言、忍受同樣的高失業率，如何趕走他們？民族主義者痛苦擁抱一個虛幻的政治圖騰「愛爾蘭」，不惜為此流血犧牲。
保皇派(新教徒)是北愛的統治階級、既得利益者。他們的祖先源自十七世紀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大規模殖民，過去他們是莊園的大地主；北愛工業化後，他們是實業家、經理人。不論今昔，他們的權力都與英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英國政府一直視他們為包袱，不斷犧牲他們的黨派利益與愛爾蘭妥協。究竟新教徒痛苦擁抱的政治圖騰「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在哪裡？許多新教徒至今仍滿腹疑惑。然而，他們和天主教徒一樣，隨時準備流血犧牲。
是同路人，才有權談生存
每年一到了七月，北愛街頭便隱隱浮游著暴動的氣味。這個季節是新教徒傳統的「遊行節」，紀念一六九０年七月十二日這天，新教國王威廉三世在博因河戰役(Boyne)中擊敗天主教國王詹姆斯二世，奠定新教徒在愛爾蘭的統治地位，政治挑釁意味極為濃厚。
整整一個月，每個週末都有遊行。七月十二日這天，更有超過十萬名群眾走上街頭，大多是新教秘密會社橙帶黨(Orange Order)的成員。他們身著黑衫、頭戴黑色圓頂禮帽、胸前有圍兜般的橙色大圓領、戴白手套、腰間佩劍。隊伍間旌旗招揚，上面大書「莫忘勝利」「永不退讓」等字樣，浩浩蕩蕩地沿著「傳統路線」前進。在傳統路線上，現在有愈來愈多的天主教住宅區，可以想見，衝突往往一觸即發。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支遊行隊伍強行通過天主教徒聚集的加凡治路，被警察阻擋，激憤的橙帶黨人號召北愛新教徒進行「市民不合作運動」，全面封鎖主要道路、機場、鐵路，焚燬車輛；警方為求息事寧人，決策逆轉，改為疏散抗議的天主教群眾，護衛遊行隊伍通過該區。這次換天主教社群大為光火，暴動在北愛全境展開，棍棒與石塊共舞，汽油彈與塑膠子彈齊飛，和平進程為之中斷。
自從一九六八年北愛衝突搬上國際檯面以來，已有三千餘人在大大小小的恐怖行動中喪命，成為陪祭的犧牲；其中六成是新教徒，四成是天主教徒。外人不能理解，為什麼古老的歷史記憶還會在現代引起這麼大的騷動？一名新教徒說：「遊行並不光是在街上走走而已，它關係著我們是否在此地有生存的權利。」
生存的權利？在世界許多地方，這意謂著工作、活下去的權利，與自由表達的權利；在北愛爾蘭(以及其他國族衝突嚴重的地方)，只有抽象的象徵－－歷史事件、國家名稱、宗教、膚色等等 才最與生存權利相關。
在某個扭曲的意義下，這種看法不無道理。如一位北愛記者所說，在這個社會生存，「最重要的事莫過於辨別陌生人的身分，確定他是哪一邊的人。」有沒有工作，可能就靠它；謀殺，也可能就靠它。
有許多辦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譬如說，天主教徒總是將字母H念成「haltCh」，而新教徒的姓氏總是以Mac開頭，如麥克唐納(MacDonard)。天主教徒稱北愛大城倫敦德里(Londonderry)為「德里」，而新教徒則暱稱為「倫敦」。你可以假裝不經意地使某人拼出某個音，或說出一個地名，讓他自曝身分；當然，每個人都知道這些把戲，也發展出種種對策，在特定情況下達到對自己最有利的效果。
政治權、經濟權以及活下去的人權，都不及「確定他是哪一邊的人」來得重要；反之，只要是自己人，即可享有所有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跨越宗派的和平運動、勞工運動便沒有多大影響力。當失業率高漲、工作愈來愈難找的時候，最重要的規則就是將工作保留給同一邊的人。一個發音、一項事物的習慣名稱，果然都跟「生存權利」息息相關。
製造敵人以獲得安全感
如何理解北愛糾纏綿延數十年的族群衝突及國家定位之爭？六０年代經濟現代化無法改變它；七、八０年代政治民主化也鮮少影響它。相反的，隨時點燃的暴力引信吞噬、抵銷了所有發展。一切都必須追溯到本世紀初，歷史給這塊土地下的誼咒。
一九二０年北愛「政治實體」首度在歷史上形成時，便充滿了誼咒：英國與南愛認定這只是過渡現象；天主教徒公開否認北愛政府統治的正當性；新教徒統治者強烈感受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危機感。這個「實質上的國家」是否有能力維持法律與秩序？她是否能夠生存下來？沒有人看好。
此一憲政僵局影響北愛社會的所有層面；保皇派政府只信任它所代表的三分之二人口(新教徒)，並用武力鎮壓反對人士(戒嚴法到一九二四年才解除)；天主教徒全面退出政府公職和政治參與，使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強烈挑戰，例如第一屆北愛議會及皇家厄斯特警察(RUC)的成立，沒有一名天主教徒加入，英國仍有犧牲北愛的打算，因此，保皇派政府的前途完全繫於它如何向英國證明其統治實力，以及相對獨立於英國的地位。
各方面的影響都加深保皇派政府走投無路、四面楚歌的恐懼，也更強化了封閉、鷹派的傾向，在支持者新教徒社群中，種下根深柢固的期待－－政府必須以強硬手段處理天主教社群的不滿。因此每當保皇派政府顯露開明改革的意圖時，它便面臨根基瓦解的危機，一九六０年代的歐尼爾政府即是一例。
暴力、仇恨、誤解其實都來自歷史記憶深處的集體恐懼。民族主義者在北愛是受壓迫的少數族群；然而，若將保皇派放進整個愛爾蘭，他們也是屈居劣勢的少數族群，難怪雙方都有恐懼的好理由；也難怪僅僅是族群象徵的衝突，卻總是挑起最原始的生存威脅，進而需要強烈地區分敵我界線以獲得安全感。
一九六０年代的歐尼爾政府曾經試圖打破封印在這塊土地上的魔咒。歐尼爾總理於一九六六年對下議院演說時，他說：「如果欠缺所有公民的承認及參與，一個現代化、工業化的社會就無法發揮潛力……讓我們至少在工作時團結起來，為下一代創造更好的機會。」
他左打極端民族主義者，右打頑固的保皇派，企圖為體制內的溫和改革殺出一條血路。在此同時，新教社群中產生「普世教會運動」(以平等的方式聯合各宗教教派)，天主教中產階級也願意在體制內尋求政治平權。兩個陣營內都各自分化出不同的政治態度；天主教徒不見得就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新教徒也不盡然都是維護既得利益的保皇派。原先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刻板印象，逐漸顯露是恐懼投射出來的偏見。
溫和改革、族群和解需要強力的經濟支撐，那些嘗試理解的人都擁有安全穩固的經濟生活，因此願意冒險打破政治藩籬。但在北愛現代化過程中敗下陣來的工人階級便不是如此，由失業引發的生存威脅很快地轉為族群仇怨。
十年和解毀於一旦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場溫和的平權遊行出發了；誰曉得這竟是一連串腥風血雨的導火線。平權運動的路線與橙帶黨預定的遊行路線剛好牴觸，雙方都不願改道，小衝突迅即蔓延成大暴動。九０年代最好戰、最教條的團體及人物都在這段時期崛起、揚名立萬，如愛爾蘭共和軍的臨時派、或新教街頭煽惑家派斯里牧師等等。
不到十個月，歐尼爾總理請辭下台；不到一年，英國派兵綏靖，維持公共秩序；兩年之後，發生震驚國際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事件，北愛政府無力解除危機，三個月後，英國政府正式接管北愛。此後，英國政府被迫走上第一線，直接與愛爾蘭共和軍對壘，十年和解毀於一旦，族群衝突又回到原點。
為何局面如此迅速惡化？在北愛的特殊歷史淵源中，尋求共識艱辛之至；但相互對立的激進團體卻極易從不斷升高的對抗中攫取利益，它們就像共生的兩方一般，彼此滋養，相互依存。
極端團體的形象及作為，往往讓有偏見的人證明自己的看法是對的。愛爾蘭共和軍愈是激進，就愈是勾起新教徒的恐懼，「所有天主教徒都是恐怖分子」的偏見便愈是流傳，新教極端團體的勢力也愈發坐大，反之亦然。看似勢不兩立的團體，事實上是以極短的時間彼此壯大，中間路線很快就沒有生存的空間。
凝聚北愛的新神話
九０年代展開的新一波和平進程，反映全球化以及區域整合的新趨勢。一方面，全球通訊、金融、貿易的快速整合，使得大多數國家都集中精力迎接新挑戰，傳統「主權」爭議顯得相當落伍；另一方面，歐洲聯盟的區域整合也使愛爾蘭人獲得新的身分及信心，年輕一輩的人往往以「歐洲人」的身分為傲，不再劃地自限。
比起以前無數次的失敗，這一次的和平談判究竟有什麼特殊之處，值得人們寄予厚望？根據《經濟學人》的分析，兩派在國家定位的終極目標上，仍如以往般各執一端、水火不容；但他們對於手段的選擇，表現出極大的轉變。
所有參與談判的派系都認可「非暴力」原則，尤其是愛爾蘭共和軍及其政治組織新芬黨(Sinn Fein)認為，在短期內，替北愛的天主教社群爭取政治權利，其重要性遠超過擁抱一個遙不可及的「愛爾蘭」。因此，九０年代的曙光其實是六０年代失敗改革路線的復活，只是，三十年的虛耗令人扼腕。
如同北愛一位政論家樂觀地評論，北愛需要一個「凝聚人心的新神話」，這個神話不該再是「獨立建國」－－那只會讓五四%與四三%的人口陷於永久的內戰－－而應該是「和平而尊重多元的社會」。歷史上第一次，這一天似乎就這麼具體地呈現在北愛人民眼前，等待他們掌握，
台灣在國家形構、族群衝突的歷史上，與北愛爾蘭都有幾分神似之處；而台灣能夠在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的同時，達成族群和解，更是不知比北愛幸運幾百倍。然而，隨著台灣國際地位愈趨孤立、危機感日益沈重之時，統獨爭議是否會再次而起，仍難下定論。尤其，激化的兩極意識形態最易在混亂失序中得勢，擠壓中間政治的生存空間，北愛的失敗與成功都值得我們再三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