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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解開北愛的魔咒?

文 / 夏傳位    
199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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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解開北愛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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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想像一個不可能的場面:台灣在西元兩千年以公民投票決定未來,五四%人口決定台灣獨立,四三%堅持統一;屈居劣勢的「統派」拒絕接受結果,政治談判破裂,政黨代表退出協商。體制內管道無法消弭歧見,雙方各自分裂出激進武裝團體,從事街頭暴動、暗殺,軍隊失控,政府崩潰在即,內戰一觸即發……。

那將會是什麼樣的場面?

北愛爾蘭在長達數十年的紛擾中,所面臨的正是這個局勢。占五四%人口的新教徒是堅決的聯合派(unionist)或保皇派(loyalist)意指以「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為唯一效忠對象:而占四三%人口的天主教徒則是主張南、北愛爾蘭統一的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鍾情於愛爾蘭共和國。

假如「民族自決」是近代最基本的人權之一、那麼雙方從各自的角度來看都是對的(五四%的人並沒有權力否決四三%的人權);如果雙方的「自決權」都要實現,就必須全盤否定另一方的存在,這是北愛問題最基本、也最難解的弔詭。

民族主義者(天主教徒)在歷史上一直是社會底層的受壓迫者,他們從帝國殖民的角度看這個問題:「英國人掠奪我們的土地。」「趕走英國人」。然而,世居在這個島上數百年之久的新教徒怎麼辦?他們與天主教徒說同樣的語言、忍受同樣的高失業率,如何趕走他們?民族主義者痛苦擁抱一個虛幻的政治圖騰「愛爾蘭」,不惜為此流血犧牲。

保皇派(新教徒)是北愛的統治階級、既得利益者。他們的祖先源自十七世紀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大規模殖民,過去他們是莊園的大地主;北愛工業化後,他們是實業家、經理人。不論今昔,他們的權力都與英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英國政府一直視他們為包袱,不斷犧牲他們的黨派利益與愛爾蘭妥協。究竟新教徒痛苦擁抱的政治圖騰「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在哪裡?許多新教徒至今仍滿腹疑惑。然而,他們和天主教徒一樣,隨時準備流血犧牲。

是同路人,才有權談生存

每年一到了七月,北愛街頭便隱隱浮游著暴動的氣味。這個季節是新教徒傳統的「遊行節」,紀念一六九0年七月十二日這天,新教國王威廉三世在博因河戰役(Boyne)中擊敗天主教國王詹姆斯二世,奠定新教徒在愛爾蘭的統治地位,政治挑釁意味極為濃厚。

整整一個月,每個週末都有遊行。七月十二日這天,更有超過十萬名群眾走上街頭,大多是新教秘密會社橙帶黨(Orange Order)的成員。他們身著黑衫、頭戴黑色圓頂禮帽、胸前有圍兜般的橙色大圓領、戴白手套、腰間佩劍。隊伍間旌旗招揚,上面大書「莫忘勝利」「永不退讓」等字樣,浩浩蕩蕩地沿著「傳統路線」前進。在傳統路線上,現在有愈來愈多的天主教住宅區,可以想見,衝突往往一觸即發。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支遊行隊伍強行通過天主教徒聚集的加凡治路,被警察阻擋,激憤的橙帶黨人號召北愛新教徒進行「市民不合作運動」,全面封鎖主要道路、機場、鐵路,焚燬車輛;警方為求息事寧人,決策逆轉,改為疏散抗議的天主教群眾,護衛遊行隊伍通過該區。這次換天主教社群大為光火,暴動在北愛全境展開,棍棒與石塊共舞,汽油彈與塑膠子彈齊飛,和平進程為之中斷。

自從一九六八年北愛衝突搬上國際檯面以來,已有三千餘人在大大小小的恐怖行動中喪命,成為陪祭的犧牲;其中六成是新教徒,四成是天主教徒。外人不能理解,為什麼古老的歷史記憶還會在現代引起這麼大的騷動?一名新教徒說:「遊行並不光是在街上走走而已,它關係著我們是否在此地有生存的權利。」

生存的權利?在世界許多地方,這意謂著工作、活下去的權利,與自由表達的權利;在北愛爾蘭(以及其他國族衝突嚴重的地方),只有抽象的象徵--歷史事件、國家名稱、宗教、膚色等等 才最與生存權利相關。

在某個扭曲的意義下,這種看法不無道理。如一位北愛記者所說,在這個社會生存,「最重要的事莫過於辨別陌生人的身分,確定他是哪一邊的人。」有沒有工作,可能就靠它;謀殺,也可能就靠它。

有許多辦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譬如說,天主教徒總是將字母H念成「haltCh」,而新教徒的姓氏總是以Mac開頭,如麥克唐納(MacDonard)。天主教徒稱北愛大城倫敦德里(Londonderry)為「德里」,而新教徒則暱稱為「倫敦」。你可以假裝不經意地使某人拼出某個音,或說出一個地名,讓他自曝身分;當然,每個人都知道這些把戲,也發展出種種對策,在特定情況下達到對自己最有利的效果。

政治權、經濟權以及活下去的人權,都不及「確定他是哪一邊的人」來得重要;反之,只要是自己人,即可享有所有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跨越宗派的和平運動、勞工運動便沒有多大影響力。當失業率高漲、工作愈來愈難找的時候,最重要的規則就是將工作保留給同一邊的人。一個發音、一項事物的習慣名稱,果然都跟「生存權利」息息相關。

製造敵人以獲得安全感

如何理解北愛糾纏綿延數十年的族群衝突及國家定位之爭?六0年代經濟現代化無法改變它;七、八0年代政治民主化也鮮少影響它。相反的,隨時點燃的暴力引信吞噬、抵銷了所有發展。一切都必須追溯到本世紀初,歷史給這塊土地下的誼咒。

一九二0年北愛「政治實體」首度在歷史上形成時,便充滿了誼咒:英國與南愛認定這只是過渡現象;天主教徒公開否認北愛政府統治的正當性;新教徒統治者強烈感受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危機感。這個「實質上的國家」是否有能力維持法律與秩序?她是否能夠生存下來?沒有人看好。

此一憲政僵局影響北愛社會的所有層面;保皇派政府只信任它所代表的三分之二人口(新教徒),並用武力鎮壓反對人士(戒嚴法到一九二四年才解除);天主教徒全面退出政府公職和政治參與,使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強烈挑戰,例如第一屆北愛議會及皇家厄斯特警察(RUC)的成立,沒有一名天主教徒加入,英國仍有犧牲北愛的打算,因此,保皇派政府的前途完全繫於它如何向英國證明其統治實力,以及相對獨立於英國的地位。

各方面的影響都加深保皇派政府走投無路、四面楚歌的恐懼,也更強化了封閉、鷹派的傾向,在支持者新教徒社群中,種下根深柢固的期待--政府必須以強硬手段處理天主教社群的不滿。因此每當保皇派政府顯露開明改革的意圖時,它便面臨根基瓦解的危機,一九六0年代的歐尼爾政府即是一例。

暴力、仇恨、誤解其實都來自歷史記憶深處的集體恐懼。民族主義者在北愛是受壓迫的少數族群;然而,若將保皇派放進整個愛爾蘭,他們也是屈居劣勢的少數族群,難怪雙方都有恐懼的好理由;也難怪僅僅是族群象徵的衝突,卻總是挑起最原始的生存威脅,進而需要強烈地區分敵我界線以獲得安全感。

一九六0年代的歐尼爾政府曾經試圖打破封印在這塊土地上的魔咒。歐尼爾總理於一九六六年對下議院演說時,他說:「如果欠缺所有公民的承認及參與,一個現代化、工業化的社會就無法發揮潛力……讓我們至少在工作時團結起來,為下一代創造更好的機會。」

他左打極端民族主義者,右打頑固的保皇派,企圖為體制內的溫和改革殺出一條血路。在此同時,新教社群中產生「普世教會運動」(以平等的方式聯合各宗教教派),天主教中產階級也願意在體制內尋求政治平權。兩個陣營內都各自分化出不同的政治態度;天主教徒不見得就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新教徒也不盡然都是維護既得利益的保皇派。原先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刻板印象,逐漸顯露是恐懼投射出來的偏見。

溫和改革、族群和解需要強力的經濟支撐,那些嘗試理解的人都擁有安全穩固的經濟生活,因此願意冒險打破政治藩籬。但在北愛現代化過程中敗下陣來的工人階級便不是如此,由失業引發的生存威脅很快地轉為族群仇怨。

十年和解毀於一旦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場溫和的平權遊行出發了;誰曉得這竟是一連串腥風血雨的導火線。平權運動的路線與橙帶黨預定的遊行路線剛好牴觸,雙方都不願改道,小衝突迅即蔓延成大暴動。九0年代最好戰、最教條的團體及人物都在這段時期崛起、揚名立萬,如愛爾蘭共和軍的臨時派、或新教街頭煽惑家派斯里牧師等等。

不到十個月,歐尼爾總理請辭下台;不到一年,英國派兵綏靖,維持公共秩序;兩年之後,發生震驚國際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事件,北愛政府無力解除危機,三個月後,英國政府正式接管北愛。此後,英國政府被迫走上第一線,直接與愛爾蘭共和軍對壘,十年和解毀於一旦,族群衝突又回到原點。

為何局面如此迅速惡化?在北愛的特殊歷史淵源中,尋求共識艱辛之至;但相互對立的激進團體卻極易從不斷升高的對抗中攫取利益,它們就像共生的兩方一般,彼此滋養,相互依存。

極端團體的形象及作為,往往讓有偏見的人證明自己的看法是對的。愛爾蘭共和軍愈是激進,就愈是勾起新教徒的恐懼,「所有天主教徒都是恐怖分子」的偏見便愈是流傳,新教極端團體的勢力也愈發坐大,反之亦然。看似勢不兩立的團體,事實上是以極短的時間彼此壯大,中間路線很快就沒有生存的空間。

凝聚北愛的新神話

九0年代展開的新一波和平進程,反映全球化以及區域整合的新趨勢。一方面,全球通訊、金融、貿易的快速整合,使得大多數國家都集中精力迎接新挑戰,傳統「主權」爭議顯得相當落伍;另一方面,歐洲聯盟的區域整合也使愛爾蘭人獲得新的身分及信心,年輕一輩的人往往以「歐洲人」的身分為傲,不再劃地自限。

比起以前無數次的失敗,這一次的和平談判究竟有什麼特殊之處,值得人們寄予厚望?根據《經濟學人》的分析,兩派在國家定位的終極目標上,仍如以往般各執一端、水火不容;但他們對於手段的選擇,表現出極大的轉變。

所有參與談判的派系都認可「非暴力」原則,尤其是愛爾蘭共和軍及其政治組織新芬黨(Sinn Fein)認為,在短期內,替北愛的天主教社群爭取政治權利,其重要性遠超過擁抱一個遙不可及的「愛爾蘭」。因此,九0年代的曙光其實是六0年代失敗改革路線的復活,只是,三十年的虛耗令人扼腕。

如同北愛一位政論家樂觀地評論,北愛需要一個「凝聚人心的新神話」,這個神話不該再是「獨立建國」--那只會讓五四%與四三%的人口陷於永久的內戰--而應該是「和平而尊重多元的社會」。歷史上第一次,這一天似乎就這麼具體地呈現在北愛人民眼前,等待他們掌握,

台灣在國家形構、族群衝突的歷史上,與北愛爾蘭都有幾分神似之處;而台灣能夠在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的同時,達成族群和解,更是不知比北愛幸運幾百倍。然而,隨著台灣國際地位愈趨孤立、危機感日益沈重之時,統獨爭議是否會再次而起,仍難下定論。尤其,激化的兩極意識形態最易在混亂失序中得勢,擠壓中間政治的生存空間,北愛的失敗與成功都值得我們再三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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