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翻開報紙，打開電視，迎面而來的多是天災人禍消息。
很多人覺得，這類新聞太多了。
做為一名新聞記者，我和一般人一樣，讀得有點累了。我的同業《中央日報》的女士和先生們也有同感，他們發出了批評。
四月六日《中央日報》第二版「活水集」專欄，以「新聞災禍」為題評論說：「……任何一個社會，每天不可能只有一兩件有價值的新聞。可是很奇怪的，我們的媒體，不管是電子的還是平面的，每天最強調的新聞，不是災禍，就是兇殺。」又說：「災禍或兇殺……，夠條件成為新聞；可是，它有必要、有理由成為當天最重大、最凸顯的新聞嗎？」最後結論指出：「媒體天天指責這個、批評那個。可是追究台灣社會的亂源，最後被指責、批判的，恰恰是媒體自己！」認定媒體是「台灣社會的亂源」，這是對新聞界很嚴厲的指控。惟不知這是出於《中央日報》的自我反省，還是與同業的砥礪切磋？
事實如此，誰也掩飾不了
就在同一天，《中央日報》上暴露「社會黑暗面」的新聞還真是不少。以這天《中央日報》第一疊報紙為例，請看下面的統計：
第一版：共三條新聞，有兩條屬於天災人禍：中科院弊端，收押一少將：火警車禍頻起，二十八人喪生。
第二版：七條政治要聞，無災難新聞。
第三版：九條新聞，有兩則報導軍中弊案，一為聯勤，一為中科院。
第四版：十二條新聞，屬於天災人禍者有二：今年環境痛苦指數為七五．三七分；全聯社弊案，代理商人頭掛名。
第五版：八條新聞，全屬災禍：五條報導台中市火災，死十二人；三條報導中山高速公路連環車禍，九死四傷。
第六版：九條綜合新聞，無天災人禍消息。
第七版：十一條新聞，非黃即黑。包括六國中生預謀殺同學埋屍、六歲女童遭性侵害、婆婆逼媳婦賣淫、男扮檳榔西施送法辦、盜領好友存款、擄女童、偽造文書、沿街打劫，以及三起火災的報導。
第八版：七條兩岸三地新聞，無天災人禍的報導。
第九版：九條國際新聞，屬於災難者四條：馬克蘭礦災，六十三人喪生；烏干達首都驚爆，四死六傷；美機相撞，五人喪生；聖嬰肆虐，菲南二十六人喪生。
第十版：八條教育學術新聞，無災禍消息。
第十一版：讀者投書，無新聞。
第十二版：資訊專刊，無新聞。
第十三版：十一條皆屬財經新聞。
第十四、十五版：證券圖表，無新聞。
第十六版：廣告。
根據上述統計分析，這一天《中央日報》第一疊的十六個版面中，除了評論和專欄之外，總共有八十三條新聞，天災人禍的消息為三十條，占三六．一四%，比率不能說不高。尤其第五版和第七版，兩個整版都是災禍和兇殺。
這樣說，並非挑同業的眼。《中央日報》為國民黨所經營，有為國民黨的施政美化、宣傳和辯護的責任。現在《中央日報》也這樣報導了，恰可證明目前「災禍和兇殺」問題之嚴重，使大家必須正視，誰也掩飾不了；連《中央日報》都不得不把它當做「最重大、最凸顯的新聞」來處理。
媒體報導災禍和兇殺新聞，是因為社會上發生了這樣的事，社會大眾為了瞭解他們生活環境的真相，需要知道這些資訊。即使新聞界不報導，這些事件也並非不存在。掩耳盜鈴或可逃避於一時，但民眾早晚必須面對真實情況。到那時，他們的處境可能更艱險、生活恐怕更不快樂。
傳播媒體「教唆犯罪」？
新聞學理和實證上都承認，對犯罪新聞如報導不恰當、沒分寸，會使人模仿，或得到啟發。所以新聞界應該自律，應該瞭解自己的社會責任，處理犯罪新聞不能聳動，不能描述犯罪方法，也不能含有任何暗示性。這些專業規範都要嚴格遵守。
不過「專業規範」的用意不在掩飾事實;即使對規範遵守得不充分，媒體最多或可被批評為「推波助瀾」，使紊亂的社會增添了亂的程度，也未必應負主要責任，更不可能成為一亂源」。
湊巧的是，四月六日《中央日報》提出批評的同一天，英文《中國郵報》也有一篇類似觀點的社論，題目《使人「驚悚」的新聞報導太多了》(Too much reporting of ’shock’ news)。它說：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婦女因綁架罪被捕，她供稱，來台後看電視，受太多綁架新聞的影響，自己也想幹一票。郵報因而認為，也許這位大陸婦人被台灣的電視教壞了。
但事實是否如此呢？如大家所知，在大陸，新聞報導是受政府嚴格管制的，出現在大陸媒體上的消息，都是「正面」和「光明」的，很少犯罪新聞：但是大陸上的犯罪案件卻也不少。像「千島湖事件」，其手段之兇殘，台灣都沒出現過呢！再譬如火車搶劫，我們只在好萊塢的西部片中看過，但在大陸卻一度十分一流行」。
不僅現代如此，再放眼古代看看：漢朝魏相諫伐匈奴的奏章中指陳一些「內憂」時曾說：「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以當時戶口人丁的數目，以古代人民對家庭倫理信仰之深，而子弟殺父兄和妻殺夫者(尚不包括「夫殺妻」？)一年竟有兩百二十人，恐怕不是小數字。那時自然還沒有傳播媒體「教唆犯罪」。
這些事例可以反證，新聞報導與犯罪之間沒有直接的、絕對的關聯。每一個社會的治亂，有共同的條件，也有不同的原因，十分複雜，很難簡約指述某些人或某些行業是社會亂源。
政治人物應負很大責任
不管是不是亂源，就台灣社會的亂象而言，誰應該負較重要的責任呢？依我看，是政治人物。
拿眼前例子來說：法務部長廖正豪呈請辭職，行政院長蕭萬長批示「慰留」，但找不到廖本人，無法退回辭呈；而總統和副總統卻能找得到人。廖正豪接受勸說，打消辭意，蕭萬長卻是從媒體處得知他不辭了。在廖正豪之前，交通部長蔡兆陽辭職，蕭萬長起先不准，後來又不得不接受，但卻必須「奉命」留蔡為政務委員。廖、蔡都因不滿蕭的領導而辭職，但蕭身為閣揆，對閣員既無法留，也無法不留。
這樣的行政倫理，這樣的政治責任，之所以如此混亂荒謬，原因不僅在於人事的鬥爭，也在於制度的扞格。修憲時某些人夸夸其談的「雙首長制」的好處，現在碰到實際運作，都一一被拆穿了。
廖正豪辭職，還牽涉被通緝的前嘉義縣議長蕭登標的案子，謂有人因此案對廖不滿，害得蕭萬長趕忙澄清。廖正豪曾說過一句名言：「全台灣三分之二的民代有黑道背景。」如果沒有根據，廖正豪當然不敢說得這麼肯定。像蕭登標這樣的人，不僅選上議員，還選上議長，那麼請問：是誰提名、輔選的？不都是政黨嗎？
廖正豪的前任馬英九，雖末辭職，但被迫去職。他去職的原因，是查賄選太積極，使地方的樁腳們受不了。賄選當然要錢、而某些政黨的候選人偏偏就是有錢。這就是大家所瞭解的一金權政治」。
「黑道治國」和「金權政治」，是執政者現在實行統治權的兩條主軸。這兩條動脈直入政治中樞的心臟，破壞了執政黨和政府的免疫系統，使其組織機能缺少抵抗力，任何疾病都可隨時入侵。現在社會各種亂象雖然光怪陸離，但一言以蔽之，大多肇因於此。
想想看，政治人物紊亂了價值體系，破壞了道德規範，言行不一，勾心鬥角，爭權奪利；讓這樣的一群人治理國家、領導社會，怎麼能有好結果？而這些政治人物為了規避責任，為了轉移大眾注意力，動輒嫁禍於媒體，指控是媒體把社會搞亂了。媒體背個黑鍋本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是元兇跑了，真正原因沒有找到，社會秩序就不能重回正常軌道。
我的結論是：犯罪新聞的確多了些，媒體在專業規範上有應自省的地方，在工作技術上也有要改進的地方；但無論如何它不夠資格稱為「社會亂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