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來往於咖啡店好幾次，……我該到哪去？外頭的那小鎮還沒有個名字，我們不知道這小鎮是否將被排除在小說之外，或者，整個故事將永遠被籠罩在這片漆黑之中。
——卡爾維諾《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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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縷紅色老靈魂，出沒在人聲不絕的咖啡館。老靈魂一點也不顯得老，只是像個旁觀者，有屬於自己的審視座標。「我看到的東西，總是與其他人看到的不同，很想把它講出來，」身著紅色薄毛衣的作家朱天心，頭大、眼眸如貓般有神。手扶著臉，她說到不敢單獨與女兒坐計程車，使人確定了一些畏死老靈魂的來歷。幾位時髦的藝文界人士過來打招呼，比較起來，朱天心顯得質樸許多。「知識分子、流亡者和作家三者可以互相替換，」她最近讀了薩依德（E. Said）的《知識分子論》，書中把知識分子比擬為放逐者或邊緣人，呼應了朱天心走出青春的荷塘微波、進入傖俗城市多年的作家身影。
多少人能跟上朱天心？
寫字用力到手會痛的朱天心，並不迴避坑坑疤疤的現實，她，起而迎戰。從「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校園暢銷作品《擊壤歌》，到「屈原行吟澤畔」的城市嚴肅作品《古都》，她寫作已逾二十年。後十年，朱天心選擇一條知識分子的路，更是非分明地追述過往、針砭現世、憂懼未來。當不退卻地面對社會實況化為嚴謹豐富的文學寫作時，朱天心從《我記得……》
起，屢屢得獎。去年的新作《古都》就同時獲頒《中國時報》開卷版年度十大好書、《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及金鼎獎。「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之前，從沒有把她放在眼裡，」尋常下午，窗外樹色森森，一位學院派文學評論者在舊式書房般的研究室裡，如獲寶物似地談論朱天心的近作。朱天心儼然成為台灣中生代重量級小說家。「近幾年，哪一個作家有這樣持續優秀的表現？」頗具傲氣的作家張大春只推舉張貴興、朱天心，頂多加上自己。
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梅家琳則指出：「《古都》是未來談台灣現代文學不能漏掉的一部作品。」但是，《古都》的銷售量不到一萬本，一般讀者興趣缺缺。二十七歲、從事傳播業的徐小姐談起對朱天心的印象：「總覺得她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二十六歲的新進作家陳慶佑，讀過朱天心近期作品後則擔心：「到底有多少人可以跟上朱天心的腳步 ？」他形容她細緻的用典與深刻的社會反省是「文字鍊金術」，已經刻意地在篩選讀者。張大春打趣說，一言以蔽之：「天心作品的改變，就是愈來愈難讀懂。」
與生俱有道德癖
在三三書坊時，朱天心是有名的快筆，一下午可以寫出上萬字的作品；現在，一天了不起寫一千字。面對書籍銷售數字和寫作字數一般成類似比例下滑，朱天心淡淡地表示：「這是可以預料、求仁得仁的事。」有別於三三書坊時代年輕的恣意潑灑，朱天心正建立另一個理性批判的里程碑。她以接近邊緣的姿態，透過行動，藉由作品與社會做不同的抗爭。曾經「像傳染病一樣」，和高中文藝社同學陷入《擊壤歌》中「生死與共，亂世兒女情懷」的二十二歲年輕作家孫梓評，讀到朱天心的新作，眼睛一亮，「用一百字可以說完故事大綱，」近似散文的小說，不顧慮地暴露作者自己的反諷批評，感受到朱天心的爆發力。朱天心從不妥協。朱天心的先生、臉譜出版公司發行人謝材俊回憶三三書坊時代，在雜誌上有一些輪流執筆的命題文章，朱天心就不願意寫。「難以委屈她的筆，去寫自己沒有感受的事，」他表示，朱天心也成為當時三三作家中，最沒有張愛玲或胡蘭成影子的寫手。
「她有與生俱來的道德癖和理想性格，」一位藝文界友人表示，她可以因為朋友的道德瑕疵，不給理由、和對方斷絕來往。她的道德理性，甚至對親人也無二致。走出《擊壤歌》，朱天心首先面對的是「無所事事」的壓力。台大歷史系畢業後，也曾「假裝做一做事」，在自家開的三三書坊擔任發行的工作。她自己送書，常常必須拎著兩個裝了一百多本書的白蘭洗衣粉大袋子，騎機車或搭公車到重慶南路書店。「這個工作不花自己腦筋，又可以交代，」她形容當時的心情。這也造成後來她脊椎痠痛。這個工作維持不久，但又不想升學或就業，朱天心用「消去法」決定還是投身寫作。但是在「舊的不想重複，新的一片迷茫」的情況下，她停筆了四、五年，直到《我記得……》出版。
「調子愈來愈悲涼」
本來認為國內外已有許多寫得很好的作者，不是非寫不可。到六年前，《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出書之後，朱天心才有信心，覺得好像可以持續寫下去，「相對於急速發展的功利社會，自己是反其道而行的人。」
朱天心離開校園後，從不身處主流或政治正確之中。評論家詹宏志以「斷裂」來分析朱天心從《我記得……》以後的文風轉向。她在作品中大量描寫解嚴後的社會現象，並痛下批評，甚至干犯大不諱，替反對運動神話「除魅」，引起爭論。針對《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鄉土文學論者以她的外省籍身分，嚴詞批評她反革命，她也不假辭色、為文反擊，堅持其理性批判的立場。梅家琳分析，本土派論述興起，朱天心原來的優越感崩解，眷村的向心意識開始散佚，不再順理成章，作品「調子愈來愈悲涼」。《古都》主角來回京都和台北，呈現流亡者與原鄉人的雙重視角，超越了省籍情結與區隔，其他短篇也有類似的企圖。
解嚴後的政治風向轉變與社會變動的劇烈，在在刺激了朱天心的理性觀察，使初期的部分作品連自己都覺得「陷刻少恩」︵苛刻︶。因為許多人都覺得理所當然的狀況，卻常常讓朱天心義憤不已，甚至失眠。當記憶被抹去時，朱天心感到自己開始流亡。《古都》中，她就哀痛陳水扁砍行道樹；看到重慶南路中華書店改建成Friday’s餐廳，她一陣心驚；「當台北變得與其他東亞新興城市一模一樣時，也無需談什麼本土化了。」她表示，對反對黨的高標準來自於原先的高期望。小說中她直率地批評陳唐山將高污染工業引進台南，這樣的作為與國民黨執政時沒有不同；而新黨將朱高正開除黨籍時，她更語調激憤地為文批評新黨是一言堂。「像是拿刀與人迎戰，」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講師黃錦樹觀察，朱天心的文字態度非常激烈而直接。
戀慕過往的老靈魂
或許因為不滿現實，老靈魂特別戀慕過往。在朱天心的作品當中，可以找到過去的思想行徑、氣味、穿著、零食、巷弄、流行歌曲等。「其他人都忘記，只有她還記得，」黃錦樹闡釋老靈魂的特質。有一段時間，朱天心還跑遍書局和光華商場舊書攤，蒐集二二八的相關史料，為其中不為人知的故事而感動。文學評論家王德威指出：「主流的歷史是選擇性記憶過去的歷史，或說穿了，是遺忘絕大部分過去的歷史。」朱天心試圖以「偽百科全書」式的書寫方法，喚回真正的歷史。雖然習慣回憶過往，朱天心還是對現世懷有希望。所以她知無不言，且參與社民黨、省長輔選和反修憲等政治活動。立法委員朱高正回憶成立社民黨時，「所有藝文人士裡，天心投入最深，」每週的決策委員會議她都不曾缺席。
在幫朱高正競選省長時，面對習慣聽台語的選民她通常先說抱歉，然後
用國語演講，批評國民黨的土地等政策。聽眾可以站著不動聽半小時以上 。「通常要選民聽十五分鐘不動，都不是簡單的事，」朱高正說。自覺從職業、籍貫、政治思考到社會關懷，都與台灣大環境主流價值互有扞格，反而讓朱天心創作能量源源不絕。朱天心的姊姊、同為作家的朱天文觀察妹妹：「愛憎分明，非常有話要說，」她覺得這是作家的一項無形資產。
同住一個屋簷下，朱天文並不覺得朱天心有所謂的斷裂，反而覺得她永遠目光炯炯，一念耿耿，「像是一面鏡子始終沒有染上灰塵，始終是光亮的。」而朱天心對社會事物尖銳敏感的觀照，不時讓朱天文深覺妹妹是「畏友」。
朱天心舉一個故事：二次大戰中，一個波蘭知識分子被德軍關入集中營之前，典獄長問他有什麼要說，他回答，「沒有，因為我當時沒有說話。」
「至少，我現在就說了我想說的話，」朱天心表示。
每天走四萬步，除了讀不懂的微積分外，無所不讀的朱天心，正值寫作的盛年，在以利筆刻畫出當代台灣城市的容顏時，仍保有知識分子的驕傲與清澈。
朱天心小字典
■朱天心
山東臨朐人，一九五八年三月生於高雄鳳山，雙魚座，本月正滿四十歲。
朱天心生於寫作的家庭，父親朱西甯是抗戰文學重要作家，母親劉慕沙是知名日文翻譯，姊姊朱天文也是中生代著名作家。
■三三書坊
始於國學家胡蘭成的易經課，學員後來組成「三三集刊」，成立出版社。前後期成員包括朱天文、馬叔禮、謝材俊、朱天心、林俊穎、盧非易、楊照等大多還是學生的文學愛好者。因胡蘭成與張愛玲的淵源及寫作風格的關係，評論家將之歸類為「張派」的一支。
■咖啡館
是朱天心寫作期駐留的地方。她通常選擇來客不多、服務不殷勤的店埋頭創作。一天寫滿一千字，才會點一塊蛋糕，獎勵自己。
︵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