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教育的過程中，我們一直被教導該獨立思考以及如何獨立思考；等到從學校畢了業，出了社會，我們也以為自己已經具備獨立思考以及正確判斷的能力。經過些許年，工作上的挫折逐漸銷蝕我們的熱情，我們也開始懷疑當初的選擇是否錯誤，這時候有誰能給我們適時而有用的建議呢？
捫心自問找答案
回到1903年前。當時未滿20歲的少年軍官卜卡斯覺得軍人這個職業與他寫詩的意趣相違，於是冒昧寫信給在文壇已負盛名的里爾克尋求意見。里爾克的回應是：「....沒有人能給你出主意，沒有人能夠幫助你。只有一個唯一的方法，請你走向內心。探索那叫你寫的緣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盤在你心深處；你要坦白承認，萬一你寫不出來，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這是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靜的時刻問問自己：『我必須寫嗎？』」
和來信者素昧平生的里爾克，在面對卜卡斯詢問「詩寫得好不好」時，直言對方的詩「沒有自己的特色」。不僅如此，針對青年詩人和外界所有能夠評價他的力量，里爾克還說：如果卜卡斯對於雜誌社編輯退他的詩作感到不安，「那麼，我請你，把這一切放棄吧！」如此率直真誠的里爾克，當時也不過是個28歲的青年人。
卜卡斯終究沒有如願成為詩人，但他卻做了一件嘉惠後世的善舉：他把里爾克寫來的十封信出版成書（1929年），那就是《給青年詩人的信》。
此書不僅幫助年輕人藉此思考詩與藝術、青春與愛的人生議題，「Letters to a Young Poet」的書名，也成為出版社製作「成長書籍」的一種規格。美國有名的非小說出版社「Basics Books」便套用這個格式，出版一系列「指導的藝術」（Art of Mentoring）。從法律、新聞、宗教、社會運動，到烹飪、健身、治療、打高爾夫，讓前輩專家以導師的身分，為年輕一輩提供受用不盡的經驗談。
從現在開始實踐
當然不是所有的導師都能像里爾克，不到30歲就對青年人產生醍醐灌頂的功效；《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一書作者尤薩，在1997年撰寫本書時已經61歲。尤薩一如卜卡斯，十幾歲就被家人送進軍校；他總是懷抱著有一天能夠當上作家的夢想，卻因為不知如何付諸實踐而感到苦悶。可憐他沒有卜卡斯的幸運，可以和自己心儀的詩人魚雁往返並得到指導；他雖然也曾動念寫信給福克納、海明威、卡繆或沙特，卻因為膽怯與悲觀──反正他們也不會回信給一個住在祕魯的無名小卒──以致過了好長一段憤怒青年的歲月。
這一代的文藝青年何其有幸，能夠不用鼓起勇氣去向前輩求教，就可以在尤薩的十二封信當中，看到一位當代的偉大小說家如何評論他所推崇的前輩（或同輩）小說家。然而在談完所謂風格、時間、表現這類文學評論經常出現的觀念之後，尤薩提醒未來的小說家們：再怎麼嚴格與準確的評論，也無法將創作的全貌說個明白。誰也無法教你怎麼創作。因此，尤薩最後的建議就是：忘掉這十二封信所談的內容，開始提筆寫吧！
替自己定位
也許會有讀者希望閱讀來自專業人士的建議，因為這是一個標舉著「你的唯一生存之道就是專業」的時代，談那麼多熱情和「不寫就活不下去」，是不是太不切實際了？那麼法律這一行夠講求實際了吧？在《給青年律師的信》一書中，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德修茲卻說：「熱情和專業精神之間並沒有矛盾。」熱情是原動力，專業精神則是執行任務的手段。
聽到一個美國律師談他對工作的熱情，很容易聯想到美國人對律師的惡劣評價：勢利眼、不誠實、死要錢；果真如此，美國司法史上就不會出現那些極力維護民主制度與個人自由的大法官（如何姆斯），也不會出現全世界的法律人都但願自己能夠像他那樣帶種的丹諾。遠的不說，這位曾經幫超級有錢人如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和重量級拳王泰森辯護的德修茲，執業的一半時間都在打無償官司，因為他相信每一名被告，都應該得到積極的辯護，偏偏缺乏資源的窮人（和中產階級）得不到這樣的辯護。
關於熱情，身為猶太人的德修茲提出中國人的一句話：「亂世為人，不如太平為犬。」他卻認為活在亂世是一種福氣。除非是碰到納粹屠殺猶太人這樣的浩劫，否則每個人都有能力決定讓自己活得豐富精采，或是一成不變。這段話不只適用於即將進入灰色地帶的法律人，也適用於對自己曾經有所期待的青年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