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縣的拜耳投資案與台南縣的濱南案等衝突意見躍上選舉後的新聞頭條，城鄉發展的課題在地方選舉綠化效應之際將更為人所關注。關注的重心在於，城鄉的發展不再只是政治人物就能決定，但民粹手段（如公投）能主宰其分際嗎？也許我們該先探討一下城鄉發展的分際吧！
台灣的現代化論者皆以劉銘傳建設台灣做為起點，日據時期的都市改正計畫為實質環境都市化的濫觴，同時代的產業聚落成形則使台灣城鄉發展層次較為分明。戰後的農地改革及以農養工政策，漸漸將土地使用區隔出強弱之分，也使都市化的條件趨於成熟。
七○年代的「外銷兼外匯」與「客廳即工廠」的政策導向，將工業化與都市化推向一個不可回頭的趨勢。南北兩大都會圈一個往服務業高層次產業、一個往製造業大規模化的條件區隔發展，使得都會生活圈成形，台北盆地與高屏南帶狀呈現高強度發展，吸走全台灣最主要資源。
八○年代起金錢遊戲使土地投資成為一本萬利的熱潮，也使都會生活圈變質為泡沫發展的祭品；北部從基隆到桃園，乃至新竹都成為台北市的衛星城，沿高速公路、鐵路、省道，幾無鄉下或郊區可言。南部則從嘉義以南到屏東市周遭也是如此。所以中產社會雖儼然成形，但生活品質卻日益低落。
伴隨著政治的解嚴，中產階級漸漸形成壓力團體。但在政經資源幾為執政黨及新舊財團所壟斷的情勢下，衝突日深的除了政治外，公共空間及城鄉景觀亦為人所詬病。
鄉村追逐城市
直至九○年代，由於政經條件的變遷，在野勢力及社會公共勢力長期運用選舉及運動、一躍成為執政者或主導團體後，這種金錢及土地惡質遊戲才稍有扭轉能力。而且當城市發展過於飽和、亟欲疏散發展密度之際，鄉村卻仍一意朝表象的城市規模前進。比如在某些小鎮上，為了執行拓寬道路的都市計畫，竟鏟掉富有共同記憶與自我風格的老街屋（如北埔、新化）。結果多出的兩公尺不到的馬路，卻被更凌亂的車陣占據。
城鄉朝都會形態發展，在台灣可說是一種非自主卻有意識的活動。受到歷史背景及政治力量的推動，使土地表達的是物質慾的滿足。都會沒有足夠的綠地，建築物充塞在任意切割的區塊，縱有好山好水也被坡地的開發、堤防的阻隔、垃圾場的設置與河川砂石的任意開採而破壞。大部分的人踡跼在鴿籠式的公寓與各式加蓋的違建物之中。衛星城市的住宅區更因政府管制力薄弱及基本的公共設施不足，活像難民村。
不過，九○年代末，在一些有心人引進社區發展概念（如社區總體營造運動）、有機式的城鄉發展（如保存舊市街、活絡地方產業）以及有意識的建築活動（如宜蘭的高品質公共建築）等觀念後，大抵可看出稍有扳正惡質發展的現象。
只看到商品而看不到建築
近年來都會尺度的增大及城鄉生活圈形態的差異，也可分析出幾點城鄉課題來加以探討。
一是都會多核心發展。以台北盆地而言，淡水河以東的都市產業集中，以西則為衛星城市密集。就台北市來說，各個時代的發展重心由早期的番署市、大稻埕，到日據時代的城內延平北路沿線，以至戰後的西門町、中山北路沿線，再延伸至東區、天母、信義計畫區等次生活核心。乃至晚近朝南港經貿園區、基河路、大直與內湖發展，都有每個時代的特色。
一般而言，這種都會型的大尺度空間（約三十至五十公里），會各自形成生活據點。都市捷運的網路架構成形後，這種現象將更為明顯，未來的次生活圈將更能代表都會。屆時，人的移動都會在地底下，只有在網路會合點（如兩條捷運交會或捷運與其他交通工具會合之處）才會冒出地面。因此，都市意象可能將由線性改為點性，大家不再記憶著中山北路沿線各棟著名建築，反而對中山站、雙連站、民權西路站周遭有著強烈印象。有如東京只被記憶著上野、池袋、新宿、K谷、東京等站名一般。
其次是大型複合空間成為都會新貴。因為交通動線的改變，都會圈只會形成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形態，而非均質發展。所以只有像巨蛋、南港經貿園區、板橋新火車站區、京華購物中心這種大型開發案才會主導各種資源的投入，而不是既成的黃金區。因為沒有腹地就沒有機會。超大規模的開發案或工商綜合區在成型後，市區內半大不小的商業行為將有生態上的轉變；大的點會把線性的中小點橫掃而空，小商店消失了，屆時都會圈的強弱就相當多元。
此外，都會填充建築(Infill Architecture)與社區建築的形式將被強化成為主流意識。眾所周知，台灣的建築(Architecture)已淪落至房子(Building)乃至商品的層次，完全沒有建築的層次可言。甚至可能只看到商品而看不到房子、建築、空間，而且在商品背後還看不到品質。
但是，在都會過度開發之際，山坡地建築的反噬已從偶例漸成慣例。於是在既成的都市涵構中，如何用心去填充其間偶爾空出的空間，使之可與周遭環境相容，已經成為建築專業者與關心都市景觀的人們最大的課題。比如，迪化街、三峽老街那種歷史涵構很強的地區，如何使新建築在既成的歷史空間感創造出一種和諧、共存的新建築就成為一種挑戰。
社區居民的家園意識
衍生的是社區意識的覺醒與興旺。未來不再是建築業者及建築師的英雄時代，因為許多人再也忍受不了社區環境的無政府狀態。他們會出面協調一些公共事務，發展社區公約、制定社區規範。所以社區建築的觀念不論對創造者或使用者而言，都是在時間的淬煉下慢慢成形；台北的民生社區、主婦聯盟在芝山岩地區、福林社區及其他地區都有這種傾向。社區居民對自我家園的認同感愈來愈濃烈，就會創造出有別於以往以行政單位為區隔的地區性風格與特色。
反之，鄉村建築的活力在有意識的喚醒下仍具生機。台灣由於放棄農村與投機風興盛，所以農村建築的合院農宅、小庭院農宅竟千篇一律興建出近似都市街屋的建築形態。明明是獨立式家屋，卻只有正面貼上磁磚、留出陽台，其餘三面幾乎不整理。此外農村地景如開放式農宅、草堆、竹叢、背山面水、前有樹籬後有樹叢的特質，也漸漸地被透天厝取代。這種惡質的農宅發展，除非有意識地由有心人（包括農宅主人、建築師）研究現代農宅知識，才可能有一種新的農宅文化。
宜蘭縣就是透過良好的公共建築，喚起大家對實質環境的信心，並推展至校園建築。也有一些民間農會的建築也起來響應。他們喊出「宜蘭新建築運動」的口號，希望在世紀末建構出農村建築與農村景觀的新視野。
但回響與呼應仍不普及，且因太依賴行政或政治的影響，若真正要未來農宅的自主意識與理想得以將台灣地景改觀，恐怕仍要一段漫長的時間。
城鄉景觀在台灣絕不是一個好的、美的建構經驗，但惡質化久了，也有一些火花反撲。也許要到達自主的表達也要像政治革命一樣，需要跨世紀的長時間，甚至更長。因為一個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至多十來年，但一棟房子少說要一個甲子才會倒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