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觸到自由主義的思想，是大學時代閱讀殷海光先生的作品。殷海光的思維方式，代表了六○年代台灣社會的最佳心靈之一。然而，他晚年的聰明智慧，全然耗盡在爭取言論自由的議題上。在正常的社會，他應該是一位傑出的哲學家；但是在反常的社會裡，他竟然只能扮演政論家的角色。每當回顧那個時代，我不能不抱持憑弔的心情，畸形的政治環境，殘酷地毀掉一位具有深沉思考的學者。
東方土壤無法孕育自由主義？
對自由主義有較為深入的理解，大約是在美國留學的期間。
我在華盛頓大學選修了一門「俄國史」，教授正好是殷海光的好友屈萊果先生（Donald W. Treadgold）。在俄國史的教室中，我體會到這位美國教授為自由主義所做的闡釋與辯護。屈萊果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東方社會的自由主義傳統，有其零落不堪的歷史。幾乎每位自由主義的信奉者，最後的下場都相當慘。在俄國如此，在中國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