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觸到自由主義的思想，是大學時代閱讀殷海光先生的作品。殷海光的思維方式，代表了六○年代台灣社會的最佳心靈之一。然而，他晚年的聰明智慧，全然耗盡在爭取言論自由的議題上。在正常的社會，他應該是一位傑出的哲學家；但是在反常的社會裡，他竟然只能扮演政論家的角色。每當回顧那個時代，我不能不抱持憑弔的心情，畸形的政治環境，殘酷地毀掉一位具有深沉思考的學者。
東方土壤無法孕育自由主義？
對自由主義有較為深入的理解，大約是在美國留學的期間。
我在華盛頓大學選修了一門「俄國史」，教授正好是殷海光的好友屈萊果先生（Donald W. Treadgold）。在俄國史的教室中，我體會到這位美國教授為自由主義所做的闡釋與辯護。屈萊果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東方社會的自由主義傳統，有其零落不堪的歷史。幾乎每位自由主義的信奉者，最後的下場都相當慘。在俄國如此，在中國亦是如此。
台灣的自由主義思潮，是由胡適介紹進來的。雷震創辦《自由中國》，為這個思想發揚光大，其中以殷海光的推動力量最大。李敖創辦《文星》延續了這個傳統，台籍學者彭明敏，都可納入這個傳統的脈絡之中。我在海外閱讀彭明敏所寫的英文回憶錄《自由的滋味》，益加證實屈萊果教授所言不虛。自雷震以降的自由主義者，無不受到政治暴力的凌辱與損害。
容忍比自由還重要
我體認了自由主義可貴的精神，是在這些信仰者遭到政治迫害時，並不動搖信心，也不以暴易暴，而是繼續爭取更大的自由空間。他們手無寸鐵，卻堅定不移。胡適在晚年提出「容忍比自由還重要」的說法，曾經使我對他產生很大的誤解。由於受到自己的意識形態影響，以為胡適提倡的容忍是要容忍當時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因此，曾有一段時間，我對胡適思想有了偏見。這幾年來，重新閱讀他的作品，才知道他所謂的容忍，是指寬容。寬容，是消極或積極的自由，自然還有討論的餘地。不過，這種情操與氣質誠然是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
解嚴以前，台灣社會確實存在著不寬容的精神；而這樣的不寬容又落在當權者的手上。可以想見，許多政治上的冤案、錯案、假案，便是如此製造出來。解嚴可說是自由主義在台灣的成就。島上的知識分子，集合共同的智慧與毅力，終於突破了威權體制。過去十年中，戒嚴文化不斷地退潮與淡化，更證明了自由主義傳統是可以在台灣建立起來的。東方社會不適合實行自由主義嗎？未必如此。
誰傷害了自由主義的傳統
自由主義在台灣獲勝之際，是不是意味著不寬容的精神從此就消失無蹤？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在報紙上看到彭明敏公開指控許信良要求中共「支援五十萬美金」和「訓練暗殺團」，內心頗為震撼。彭明敏在自由主義運動中，一直被公認為象徵性的領導者。過去他也曾經受到扭曲、不公的待遇，以至流亡海外長達二十年。凡受過政治迫害的自由主義者，應該比任何人都還能體會「寬容比自由還重要」的精神。如今，彭明敏以過去任意為別人冠「通匪」帽子的手段，用來對付黨內同志，令我感到不寒而慄。據說，他是為了反對許信良主張「三通」的說法，才使用莫須有的事實來對抗。如果這項傳說是真的，那麼彭明敏不僅傷害了自己的領袖氣質，也傷害了自由主義。
我相信現階段台灣社會存在著政策辯論的空間，我也相信現階段的政策辯論能夠超越意識形態的箝制。台灣的內政與外交，都不能避開中國問題不談。
在邁進二十一世紀後，海峽兩岸的問題將是台灣政治現實的關鍵。三通的議題是否達到成熟的時期，應該是可以公開討論並主張的。動輒以「通匪」的罪名來指控政治對手，輕易以「中共代理人」的說法來羞辱不同的政黨，那是戒嚴時期最懶惰也最幼稚的模式。企圖以這樣的模式套在解嚴之後的台灣，無疑是一種倒退的思考。
對於自由主義的信仰，我還是沒有動搖。彭明敏曾經可能是領導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人物之一；但是，當他表現出不寬容的態度時，我想他的時代畢竟已經過去了。自由的追求，絕對不會因為權力的干涉而稍有遲緩，也絕對不是少數自我主義者的阻撓就會停止的。
台灣剛剛穿越過一九九七年縣市長的選舉，政治版圖面臨了重大的調整。各個政黨的勢力容或有些許消長，各個政治人物的實力也許有稍微起伏；但無論客觀條件如何變化，台灣之朝向自由主義的境界邁進，應該是無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