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有沒有革命的條件？在現階段提出這樣的問題，不能不說是一種時空倒錯。可是，二十年前我在海外政治運動中，曾經為這個問題辯論過。那時候參加爭論，我非常投入，相當認真其事。現在回頭來看，不免覺得惘然。只是那時候有那時候的心情，也並非全無意義。至少，在鍛鍊個人的思辨能力上，助益甚鉅。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把過多的時間與精力投注在不著邊際的議題之上，終究是徒勞無功。知識分子善於雄辯，並不在解決現實中的問題，而只是為了解決情緒上的苦悶。
意識形態不切實際
凡是對台灣稍有瞭解，都知道這個社會並不存在革命的條件。我能夠有這樣的覺悟，當然是在回到台灣之後。從前遠在海外，全然與現實脫節，往往把自己鎖在一個狹隘的思考空間。離開台灣愈遙遠，許多問題就變得愈單純，對於島上住民的觀察也變得愈簡化。我會迷信革命，並沒有特別令人信服的理由，只因為那是簡化一切複雜問題的最佳方式。當時，海外曾經流行過一種說法，只要戒嚴體制終結，台灣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基於這樣的認識，又有另一種說法是，中華民國一旦失去戒嚴的依賴，也將是革命成功、獨立建國的時候。
戒嚴體制終止十年之後，台灣問題並沒有解決，中華民國也沒有崩潰。事實證明，知識分子的革命論，只不過是一種空想。我被引導去相信革命的論調，無非是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從不否認自己是一個台灣意識論者，堅持這種政治立場，為的是希望建立一種以台灣為本位的思考方法。然而，意識形態有時就像宗教信仰一般，只能視為精神的寄託，而不能用來處理世俗的事務。信仰陷入愈深，對現實的理解自然就愈偏頗。我會主張革命，乃是由於我認為台灣意識是至高無上的，也是不容懷疑的，凡與台灣意識相悖的，我往往視之為寇讎；這就無可避免地決定了我觀察台灣問題的態度。#
我那種簡單的思考方式，自然是很方便的。對於各種議題的分析，只要採取雙元對立的二分法就可著手進行；不是朋友，便是敵人；不是中國，便是台灣；不是革命，便是反動。我把如此方便的邏輯思維，套用在政論的撰寫之上，並且也擴及歷史研究與文學探索。由於立場已經預設，任何思考的結果也就可以預期。那是我生命中最教條、也最僵化的階段。#
會形成我的政治意識，當然不是僅由我一個人追求而來；在很大的程度上，我身處的錯誤時代，也應該為我帶來強烈的形塑力量。如果不是生在這樣的時代，我就不可能抱持如此的意識形態。然而，時代的錯誤，應該可以透過人的智慧來糾正。能夠使錯誤得到糾正的，絕對不是意識形態或是宗教信仰，而是對於問題癥結的理解與研究。倘若認為意識形態可以解決現實問題，那只不過是在錯誤的基礎上鑄造另一個錯誤。
解決問題必須務實
統獨的爭執，曾經從八０年代初期延伸到九０年代中期。所謂統獨的政治意識，其實也是兩種不同宗教信仰的對峙。我必須承認，在海外期間我扮演過台獨運動者的狂熱角色。為此，我參加過無數次的論戰。卷帙浩繁的文字，除了使雙方的意識形態更為強化外，全然沒有為共同面臨的問題找到出路。在過去政治封閉的環境中，統獨議題的爭執有它階段性的意義。至少在開拓言論自由的版圖方面，這種政治意識的辯論具有正面的作用。#
台灣社會在解嚴之後，開始呈現價值多元化的現象。許多政治言論不再是禁區，因此，意識形態的角逐，也漸漸從對立的狀態轉變為共存的局面。看待社會內部的問題，就不可能單純從意識形態出發，而必須務實地從技術、專業、政策的層面去理解。在意識形態當道的時代，對問題的看法總是過於偏重立場與信仰。遇到環保問題，就必先區分統獨；遇到農民問題，也還是先區分統獨。至於女性、工人、族群等等的議題，也都擺脫不了統獨意識的糾葛。#
社會內部的種種議題，往往是超越黨派與政治意識的。一個政黨獲勝，或是一種意識形態居於優勢，並不意味著社會問題就可解決。即使國民黨下台，輪到意識形態不同的民進黨或新黨執政，存在於島上的女性問題、環保問題也並不從此就消失，更不保證就可獲得改善。在一個多元而開放的社會，若只空談意識卻無法解決問題，絕對是不得人心的。#
我見證到部分知識分子仍堅持停留在陳舊的時代，仍年年擁抱戒嚴時期的受難心態。他們在判斷問題時，常常意識先行或意識掛帥，動不動就批判這個、批判那個。他們甚至如此傲慢地發言：「我比你的台獨還台獨。」這不能不使人想起舊時代的陳腔濫調：「我比你的愛國還愛國。」這種意識上的尺寸之爭，已近乎思想檢查的行徑。這種政治鬥爭，便是他們所認為的革命與批判。#
意識形態是不是已經到了黃昏時期，我未敢確定。我比較相信的是，台灣已進入一個資訊高度發達的社會，沒有人能夠堅持他的意識形態高於其他人的意識形態。意識，只是一種心理狀態，並不是人格的一部分，更不是道德的化身。我曾經迷惑過，也曾經狂亂過。我很清楚，現在已經到了多談問題、少談意識的年代。我年輕時期的迷信，從此不復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