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氣爽的九月下旬，台灣南端屏東縣里港鄉，清潔隊長蔡榮華一早就進入緊急危機處理。
九點多，幹過警察、柔道初段、高頭大馬的蔡榮華接到檢舉電話。村民憤怒地發現，空地有一攤來歷不明的垃圾。蔡榮華立即行動，「偵訊」還在現場的怪手司機，查明這多達六、七噸的垃圾來源，循線找上「出口」的外縣市相關單位，軟硬兼施逼使對方保證自行清除。處理這場垃圾大戰的火苗，花了大半天時間，幸好及時撲滅。
蔡榮華處理的只是台灣從南到北、由東到西、由本土到離島、超過百起垃圾大戰的一樁。這一年來，垃圾問題，已經讓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長挨告，縣市環保局長記過，鄉鎮長判刑。
今年《遠見》雜誌民情調查中，垃圾問題也是北、高兩市外，二十一縣市居民最憂心的環保議題。
「其實目前有危機的垃圾場，只有五十五處，」自稱過去一年來「搏命演出」，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長陳永仁肯定地說。問題是，為什麼這只有總數六分之一的垃圾問題，卻演變成一場縣市與縣市爭、鄉鎮與鄉鎮爭、村里與村里爭，甚至少數人與多數人的戰爭，割裂為政者「生命共同體」的美好理想。
為什麼？
四十八歲的台中市文山里民江義雄有一堆「免費」的福利。因為住在垃圾掩埋場和焚化爐區一千五百公尺內，他與其他七、八千家住戶，每個月免付水電基本費，免費安裝熱水器，還有一個即將完工的室內溫水游泳池，使用也免費。
但是，曾是皮件代工業者、目前改賣速食早餐的江義雄最放不下的，還是垃圾。「為什麼第二座焚化爐預定地，還是在文山里？」每次開著他的二手雷諾紅色廂型車，加足馬力衝上海拔一百多公尺的大肚台地垃圾場，額頂微禿的江義雄心中就有痛。這片土地從小時候滿山滿谷翠綠相思林，到一期、二期、三期垃圾掩埋場相繼開發，面貌完全無法與俯視高樓林立的台中市、郊區相比。江義雄最想問的是：「這樣對文山里公平嗎？」
這樣的問題，其實也是無數因垃圾引發抗爭的民眾心聲。他們的處境甚至不如江義雄幸運。
在南投，海拔四百公尺高的竹山鎮，過去二十五年來，垃圾一直倒入當地中和里旁，濁水溪、清水溪會口的河道。上一回，鎮公所找尋新的垃圾掩埋場時，場址還是落在中和里。憤怒的居民圍路抗爭，只換來一次解決、每戶一萬兩千元的回饋金。「說是讓我們買消毒水和修紗窗，」在晚秋的夕陽下，看著庄裡三、四歲孩童在曬穀場上揮舞著蒼蠅拍，生長在中和里、五十九歲的楊士翹難掩怒意。
月光山下，荖濃溪畔，高雄縣美濃鎮吉洋里民的感覺，又更苦澀。今年六月，獲知鎮公所有意在當地設垃圾掩埋場後，當地人從柔性呼籲水源地不宜做垃圾場，到兩百餘人、近五分之一里民湧上堤防，圍堵垃圾車三天，甚至收起垃圾桶，家家戶戶自行清理垃圾的悲壯，換來的卻是省府準備重畫堤防線，利用吉洋里外三不管「新生地」，開發垃圾掩埋場的傳聞。
從亢奮、激情、煎熬、迷惘到悲情，人民衝撞的，事實上是個解嚴十年後，仍以舊法令、舊制度苦撐的政府機器。
導火線，是去年賀伯風災後，政府通令全國，從今年六月起，設在行水區（河川）的垃圾場一律封閉。這紙命令雖然十分「環保」，落實下來卻是荒腔走板。
例如，按照廢棄物清理法規定，院轄市、省轄市外，執行地方垃圾清除的是全省三百○九個鄉鎮市，但是鄉鎮市本身就是整套垃圾清除體系中，執行能力最弱的環節。根據統計，今年三月，全國還有七十九個鄉鎮市（超過總數四分之一），將垃圾倒在行水區，即使到上個月，仍有五十五個鄉鎮市，垃圾處於「緊急」狀態。
上級急急如律令，下面卻無法執行，演變成一場大風吹、踢皮球的公文遊戲。當中央發出妥善處理垃圾、避免製造公害、影響環境衛生的公文後，省立即行文縣市，縣市再知會鄉鎮，扛不下責任的鄉鎮民政課又行文村里辦理，村里長想不出辦法，乾脆找鄰長來，通知各鄰各戶自行負責。採取這套做法的，北起桃園、南到屏東，不是新聞。
問題是，基層一旦撐不下去，皮球往回踢，垃圾就開始沿著四通八達的公路網流竄，到處搧風點火。
與很多縣市的環保局官員一樣，台中市環保局祕書王進崇有好長一段時間，上班上到高速公路交流道，為的是稽查外縣市潛入偷倒的垃圾車，截獲的垃圾從台北縣、桃園縣到新竹縣都有。「只要是大卡車三、四輛連著來，就要提高警覺，」四十六歲、談吐溫文的王進崇解釋他的查緝心得。
一位家住桃園龍潭，在台北市念書的研究生，一方面同仇敵愾地支持家鄉父老掘地挖坑，抵制中壢市垃圾進入，又碰到台北同學質疑：「為什麼桃園垃圾要倒到台北市垃圾場？」整個人充滿「沒面子」「荒謬」「分裂」的挫折感。
台南縣三十一鄉鎮市，垃圾場亮紅燈的多達十一個。基於人人自危、兔死狐悲心理，縣政府召集各鄉鎮市長，訂定自救公約、策略聯盟地分攤垃圾。「就像標會、零存整付、風險分攤，」台南縣政府新聞室主任盧慶榮解釋。在他的觀察中，垃圾已成為地方首長的「夢魘」，「沒有鄉鎮長敢說自己的垃圾不會出問題。」
垃圾所以從星星之火演變成年度大戲，原因之一是清除處理成本被低估。以衛生掩埋場和焚化爐比較完善的台北市為例（也是市民較不擔心垃圾問題的主要城市），根據環保署一項委託研究顯示，處理每公噸垃圾的成本高達兩千一百九十九元，實際徵收垃圾處理費用所占比率，卻不到兩成（一九‧一％）。同樣的，一座焚化爐的興建成本高達三、四十億元，也不是處處仰賴中央補助的地方政府所能自主。
「台北人幸運，因為政策方向明確，而且有人有錢，」前台北市環保局長、東海大學教授林俊義感慨地說，在環保局長任內，他與議員衝突，堅持垃圾清運費率不能降低，關鍵就在：「這是一個成本昂貴的政策。」
走出北、高兩個院轄市，其他地方普遍處在缺人又缺錢的飢餓狀態中。
像嘉義縣治所在的朴子市，四萬五千人編制清潔隊不到五十人。照顧設在稻田中、五分多面積的佳禾里垃圾場，污水處理場的責任，就完全落在清潔隊員侯涂水蝦肩上。
五十八歲的侯涂水蝦每天一早操作堆高機，將垃圾車運來的垃圾堆上垃圾丘，空檔時間抓起掃把掃馬路，再衝到馬路對面污水處理場，開動馬達讓垃圾滲出水曝氣，減少臭味。黃昏下班前還要在四周田中走一回，揀拾風吹散落的垃圾袋，「否則農民會抗議，」站在圍牆比人高、裡面垃圾丘又比圍牆高兩倍多的垃圾場，侯涂水蝦比劃著說。
今年春節，清潔隊長擺一桌慰勞隊員。侯涂水蝦高高興興地準備提早三十分鐘下班，好換裝赴宴，卻碰上接連而來的垃圾車，眼睜睜地看著飯局泡湯。「我比媽祖婆還要忙，」一年到頭都是斗笠、包頭巾、口罩，一張臉蒙得只剩下兩隻眼睛露在外面，侯涂水蝦猛然爆出不平之鳴。
忙不過來的清潔隊員，不成文的規定也特別多。像屏東里港，清潔隊員要請婚喪喜慶和病假，得「先加班、再請假」。儘管如此，清潔隊長蔡榮華一聽到隊員要請假，頭就痛。而中部地區一個鄉鎮，因為清潔隊員嚴重不足，鎮公所腦筋動到大學生頭上，出現大學生開垃圾車、賺外快的景觀。
垃圾處理的執行人力不足，規畫人才甚至更缺。由於懂土木工程的人才紛紛往熱門的工務局、建設局、甚至公路局跑，嘉義市環保局一個土木技士缺，一擱就是四年，直到名目改成環保技士，缺額才補齊。
有心協助鄉鎮解決垃圾問題的縣市長，照樣卡在法律規定、難有作為。像桃園縣長呂秀蓮，三月上任就遇上兩次名揚國際的垃圾大戰。她每天奔走各鄉鎮，協調溝通到深夜，最大難題就是「清潔隊員不聽我指揮」。
另一方面，省與中央編列預算，補助地方解決垃圾問題，看似善意，卻產生意想不到、提著汽油桶救火的反效果。
在北部，一個由中央全額補助的焚化爐，預算由二十九億節節增高，目前已達五十三億元。五月下旬，桃園縣長呂秀蓮要補貼中壢市購地設置垃圾場，兩天之內，地價連三漲，從最初談的一億四千五百萬躍增到四億元。「出這個主意的人是天才，答應這個主意的人是白癡，」談起往事，餘怒猶在的呂秀蓮說。
會出現這些荒唐的現象，理由很簡單，利之所趨，使垃圾成為黑白兩道利益勾結的禁臠。部分縣市的垃圾轉運業務，甚至有立法委員操盤。有一次，一位桃園縣民追蹤垃圾車到苗栗海邊，突然插進兩部小轎車，下車的人亮出手槍，一句「不要管那麼多」的狠話，嚇得他拔腿往回跑。
即使在平靜的農村，垃圾造成利益消長也吹皺一池春水。像桃園縣政府有意以三千萬元，購買某地一公頃農地做為垃圾掩埋場，消息傳出，群情譁然。因為垃圾場一建，周邊農地馬上連一千萬都不值。「農民眼見『田僑仔』夢想一夕幻滅，不跟你拚命才怪，」員本里自救會成員呂德明解釋。
被環保署列為「緊急」地區的嘉義市，近一年來，環保局長、祕書四處奔走，「祕密」接觸過不下二、三十處可能做為垃圾掩埋場的地點，但是只要消息一曝光，馬上引來地主以外的當地居民抗議。回想全市垃圾堆在停車場、省與中央再三叮嚀不能影響環境衛生、市民抱怨、地方居民抗爭的情景，嘉義市環保局祕書侯德城只能用「焦頭爛額」形容。
「中央以為草地人很好唬，」經歷過多次抗爭場面的嘉義市清潔隊員劉資雄苦笑著說，「沒想到草地人反而特別『蕃』。」
地方不瞭解的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光景，照樣適用在主管全國環保政策的環保署。
香港商北軒環保事業顧問公司台灣分公司專案經理鍾德明（Sean Gilbert）觀察，環保嚴，廠商叫；放寬了，環保團體抗議。「環保署角色，本來就難為，」美國籍、在台灣三年半且說得一口流利國語的鍾德明兩手一攤。
比較各國經驗，鍾德明認為，台灣的環保政策要成功，前提是「李登輝總統支持，人民支持，」形成一種「社會價值」。
從政府到人民，少了這種價值，從環保政策到垃圾政策，其實是個左支右絀的應急方案，無法從源頭處理環境污染課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也是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蕭新煌就注意到，每次行政院提升競爭力小組開會時，只要談到發展工業、交通建設等所有與經濟成長有關的項目，都好商量，一觸及環保、社會福利問題，就會有預算不夠的反對聲音。
「左手做環保，右手反環保，結果是，生態照樣破壞，人民照樣沒有信心，」本身是行動小組委員的蕭新煌感慨地說。
自我矛盾的中央政策也帶來更多垃圾處理負擔。在有香蕉王國之稱的旗山，一位里長就忿忿不平地指出，日本人向台灣進口香蕉，從包裝到墊材都限定，必須使用紙板和紙條；「我們買家電，政府為何不能比照要求，禁止廠商使用保麗龍襯墊。」立法委員蘇煥智審查進出口稅率也發現，環保署鼓勵社會回收廢紙，進口廢紙的稅率卻是零，「等於搶著要外國的垃圾。」
此外，修法呼聲雖然不斷，廢棄物清理法卻擠不進法案塞車的立法議程內。談起上次修訂已經是十三年前的廢棄物清理法，台大法律系教授、專研環保法規的葉俊榮焦急地說，「法律是活的，要成長，要取得人民信心，才能有實效性。」
從記者時代就關心垃圾問題的綠色消費者基金會祕書長方儉，更質疑環保署的心態，「他們似乎認為有錢、有技術，垃圾就會解決。」
問題是，當整套法令制度跟不上社會腳步，政府又難有作為時，垃圾已成為一種簡單的多數與少數衝突，甚至是整個社會最弱勢的最痛。
像中和里抗議垃圾繼續倒在當地時，竹山鎮其餘二十七里同聲譴責中和里。南投縣議員楊靜華出面召開公聽會，更招來「把全鎮垃圾放在她家門口」的恐嚇。東吳大學物理系畢業、還不到三十歲的楊靜華搖搖頭，「這裡是沒有法律的地方。」
感受不到「公平正義」的中和里，長久以來，也成為即使反對黨候選人不到，照樣能開出七、八成支持票的「鐵票箱」。
在中南部，不敢公然倒入河床的垃圾，改向產業道路、山林、墳墓區流竄。嘉義縣殯儀館藍瓦白漆的牆角，除了垃圾坑外，還有長達二、三十公尺的垃圾堆。「反正死人不會抗議，」東石高中教師蔡哲仁諷刺地說。
關心台灣環境生態的靜宜大學副教授陳玉峰，不久前還在中橫公路上看見一條落差一、兩百公尺的「新」瀑布。走近看，才知道是濫倒形成的垃圾流，「我們的法規要整人時，一定能讓你死，但從來就不是個全面執行的東西，」坐在阿里山紅檜枯枝裝飾的客廳，陳玉峰邊說邊搖頭。
如何重塑一個後垃圾風暴的社會呢？
過去一年來，有問題的垃圾場不知跑過多少回，更不知道談過多少次垃圾問題，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長陳永仁一字一句地說，「只要政府單位在處理垃圾時，嚴守環保標準不造成二次公害，老百姓不刻意為反對而反對；尤其選舉時，不拿這個東西來作文章，現在台灣大家認為最難的垃圾問題，我個人認為不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參與南投竹山中和里自救會活動，台大數學系副教授蔡聰明開始蒐集、分析全省上百起垃圾抗爭的材料。「各地有各地的特點，原因理由都不一樣，」土生土長的竹山中和里子弟蔡聰明搖著頭說，「官員說，抗爭都是為了想拿錢，不正確。」為了要弄清楚事實真相，蔡聰明發動台灣教授協會，舉辦一場就叫「廢棄物處理」的學術研討會，形成民間與學界的「另類觀點」。
這種情況也反應在美濃吉洋里的抗爭事件中。四個月前，當吉洋里居民堵路抗爭時，只有初中學歷的林作福里長依法論法，讓鎮公所、縣政府、省水利局，以至省、縣議員連番協調無功而返。「我們依法論法，找出吉洋里不適合做垃圾掩埋場的理由，」五十一歲的林作福很有信心地說。林作福以身作則談環保，家中使用省水馬桶以節約用水，還有一個正就讀環境科學研究所的姪子，提供他最新的環保資訊。
深夜臨睡前，南投縣埔里鎮的田野調查工作者廖嘉展，習慣性地走近自家有機廢棄物回收處理桶，他彎下腰，打開蓋子，聞聞發酵中的廚餘與樹葉撲鼻的酸味，等待新一批有機肥的誕生。「體制有它的頑固性，改變它最好的辦法就是做給它看，」廖嘉展清淡的語氣透露無奈。
台北縣環保局技正高俊輝處理過新莊焚化爐、汐止垃圾清運等大型群眾抗爭運動。每次衝撞都是一次自省的機會。「民眾不是不講理，只是犯一個毛病，看你（官方）說不出個道理，就害怕、就反對，」三年來，長期傾聽民眾反對聲音，有東北人直爽脾氣的高俊輝發現，「如果公務員來了，前後都說一樣的話，老百姓馬上想到，又要被害一次。」
人民深沈的「被迫害情結」，也令台北縣環保局力求突破。上個月起，環保局開始遊走全縣，推銷一個地利共享、高標準生活品質、多功能社區型態的大型開發污水處理場。「不先預設廠址，地方求我們來，我們才來，」從舉辦公聽會，民眾溝通，高俊輝強調一切公開，塑造雙贏的政策。
「百姓是國力所在，你把百姓當刁民、敵人，誰來配合你？」高俊輝解釋。
五彩繽紛的旗幟、標語、貼紙到看板陸續出現，台灣再度進入熱熱鬧鬧、人民當家作主的選舉季節。另一方面，此起彼落、火爆一年的垃圾大戰，似乎正在謝幕。
在台灣，垃圾大戰反映出怎樣的社會價值？處理選舉與垃圾大戰，我們又需要什麼樣的社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