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30 年後，下一個世代問你，「25 ∼ 35 歲的那一大段時間，你到底在幹什麼？」你會怎麼回答？緊張？啞口無言？還是拿出一疊照片，開始話當年？
有沒有想過，答不出來的你，真的沒做過什麼？
做自己、Be yourself，都是再熟悉不過的文字，「管別人怎麼說，我就是要做自己」，但是「做自己」，要「做」
什麼？
美國六、七○年代，流行嬉皮文化，表面，年輕人們聚集，創作、搖滾、玩樂、閒晃⋯⋯；背後，卻是反戰、表達對社會極度不滿，其中，音樂是一種抒發主張的聲音。
還記得李安導演的《胡士托風波》，原來在紐約一事無成的男主角，為了要讓家鄉有場轟轟烈烈的音樂節，東奔西走，最後，音樂節成功了，因此找到心中的自由。
六、七○的台灣，和「自由」還沒有太大關係，叛逆一點的，留個及肩長髮，可能就會在路上被警察攔下來問話，其中就包括我們這次對談的主角─馮光遠。
從美軍電台聽西洋音樂，馮光遠從中聽到而學來的反叛，不只那頭被警察抓的長髮，反映在他後來經營的《給我報報》，一樣極盡對社會、政治、時事嘲諷之能事，呼喊自由。
「I don’t care」，是馮光遠最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用嘲諷、搞笑的方式，讓人讀完哈哈大笑的《給我報報》，其實是他用詼諧的方式，面對時勢不滿的轉化，更是對社會的關心和使命感。20 年來沒有間斷的《給我報報》，成為大學生、文藝青年們心目中，最敢講的報紙。
當年讀《給我報報》的大學生裡，就包括了樂評人馬世芳。父親是作家亮軒，母親是資深廣播人陶曉清，馬世芳從小就在西洋音樂中耳濡目染長大。
生於七○年代，雖沒有機會親炙當年美國嬉皮、搖滾音樂的盛世，因為熱愛，馬世芳從高中就開始研究巴布迪倫（Bob Dylan）的歌曲，也開了自己的廣播節目，在空中介紹自己的音樂研究。也許是太喜歡音樂了，馬世芳看待音樂，還多了一份搖滾樂手的「硬蕊」精神。就像他的節目「音樂五四三」，開宗明義就講：「 在這裡什麼音樂都有可能，就是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當嬉皮、搞笑又嚴肅的馮光遠，碰上專注、嚴謹又熱情的馬世芳，因為音樂的洗滌，不管時代怎麼改變，都不會左右兩人「做自己」的決心，在文章和音樂的國度，有所成就，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胡士托」。
當下個世代抬起頭問起，兩人曾經做過的事，會清楚地告訴你，「那一大段時間，我到底做了什麼。」以下是兩人對談精華：
「做自己」的反叛呼喊
1963年，巴布迪倫的《時代正在改變》唱著：「 慢的終將變快，當道的終將過氣，那些老規矩，都已不合時宜，領先的終將落後，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不管是六、七○年代，或現在，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主張要「做自己」，走自己的一條路，儘管時代一直改變，年輕世代，仍然高聲呼喊著。
馮光遠（以下簡稱「馮」） ：我和你，都聽音樂。搖滾樂，一直洗滌我們的（心靈）。看你的歌單，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怎麼這個年輕人，聽那麼多老成的東西，有點surprise，你是我們這年代的老靈魂。
馬世芳（以下簡稱「馬」） ： 你們那時候，搖滾樂的震撼，一重一重飄洋過海到台灣，好像可以遠遠聽到爆炸聲，遠遠看到原子彈所釋放的光，傳到這裡已是五百光年，但還是可以感受熱度。比光遠成長的時代，我，那時台灣沒有太多代理專輯，只好找搖滾樂的翻版錄音帶，一捲50 到70 元，隨身聽外接塑膠喇叭或小耳機。
馮：我聽音樂，非常直覺式，聽「音樂」本身，反而不是歌詞。美國嬉皮時期，音樂反映了苦悶和不認同。Bob Dylan 的音樂講很多那時候的生活，跟原本的主流價值背道而馳。比如留長髮，那時憑頭髮就評斷好人壞人。
像Marvin Gaye 的《What’s going on？》歌詞就講，「每個人都認為我們是錯的，很簡單，因為我們的頭髮是長的。」我就曾被一個警察抓到，叫我去理髮。我跟他講，那是頭皮上面的東西，那警察還真的被我說服了。當時，政治沒什麼好反叛，因為都被洗腦了，可是音樂，你沒辦法洗我的腦，我就覺得西洋音樂好聽、披頭四好聽。
馬：我喜歡聽細節的content（內容），我也沒這麼講究，好像懷舊就要弄個老唱機，然後每天在那邊洗唱片。
發燒友跟收藏家是不一樣的動物，收藏家會為收藏而收藏，但是收藏到的時候，你就會「役於物」，會為了「所謂」而來，不是為了音樂的content、歌或旋律。很多收藏家可能花1 萬美元，去標一張1938 年的老唱片，不可能拿去聽的，因為唱針每走一次，唱片就會壞一點。
馮：你天生聽到某些音樂、看到某些景象，就會感動。講到Bob Dylan（巴布迪倫），其實我當年最喜歡的一張是《Self Portrait》跟《Desire》，當年Bob Dylan 剛出道，多少人在批他的音色，說這種人怎麼可以出來唱歌。可是他們不知道，一個新音樂文化誕生了。
馬：其實真正屌的搖滾樂，用最廉價的器材、很爛的收音設備，還是聽得出來他這個歌很屌，可能是八軌帶、錄音帶、翻版唱片、CD，我的iPod 裡塞滿了音樂，mp3也好聽。電腦喇叭也OK。這跟吃東西一樣，路邊攤的乾麵和滷蛋，也有高下之分，但有機會吃米其林三星餐廳，你也吃得出為什麼貴，講得出個道理。
馮：嬉皮文化，對我是成立的。每一個世代，都有比較邊緣的部分，美國年輕人反抗父母，離開家鄉到城市，那個決心毅力，不是這一代人可以想像的。有些反叛，你不怕被抓起來關，甚至被整個group 遺棄。
馬：那一代人，一旦他們發現可以做自己，接著電影、電視、服裝、藝術、設計、建築、繪畫，全部開始爆炸。音樂，可能是這一切綜合起來的出口。
尋找心中的胡士托
1969 年，Crosby, Stills, Nash & Young 樂團的《Woodstock》寫著：「 我要去Yasgur’s農場，參加一個搖滾樂團我要去那裡，解放我的靈魂……」
年輕的馮光遠，身體流著嬉皮血液，濃度從未減淡，一路「做自己」，嘲諷政治時事的《給我報報》一寫就是20
年；嬉皮文化正熱的年代，馬世芳剛出生，但是持續對音樂的熱愛，讓他有強烈關心台灣的責任感，兩人，在自己的領域，完成了一場胡士托盛典（「胡士托音樂節」，一場嬉皮、搖滾樂迷心中的盛典）。
馬：每一代年輕人都有他們的不甘願。七○年代之前，有一小撮台灣青年冒著被關的危險，去追求他們認同的東西，那固然很壯烈，但不一定只能是那種壯烈。每個世代最精采的那些作品，裡面其實都有某種「生死交關」的東西，有了這個，作品才會有厚度。
馮：我們有興趣的，是因大量美軍而來的次文化，譬如我們都在聽美軍電台。那時候我們在台藝辦電影，一場票五十塊錢，我周邊人包括我自己，很幸運能看更多東西。我和鄭在東（編按：台灣知名藝術家）賺的錢幾乎都拿去買唱片，那時候我就買了很多原版唱片， Tom Waits 的第一張唱片我相信我是台灣第一個發現的。
馬：我進台大時，讀到《台大人文報》上，一篇訪問「黑名單工作室」的文章，我就想，「哇！原來進台大可以寫這種文章」，我也開始寫校園文化觀察。主要和當時社會動盪氣氛有關係，大學生希望對校園圍牆外的社會有一些參與感，其實無法真正參與到哪裡去，反而是種文藝的宣洩。
《給我報報》1990 年出來時，給我們這一輩的刺激， 是很大很大的解放和啟發。《給我報報》史上最經典的一戰，就是「犀牛皮事件」。我們第一次感覺到，可以「搞笑」去面對沉重、難搞、巨大，各式各樣愁眉苦臉的事。
用笑去消解，貪汙、政權轉折、政客可笑荒唐的發言。
馮：KUSO，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只是以前沒有這個名詞。《給我報報》，是搞笑式的寫作，就是parody。其實很早以前已經有人寫，魯迅的阿Q，就是parody，它是諷刺人生，諷刺那時候的政治。我們感到非常驕傲的就是，剛開始沒有人在玩這種東西，後來愈來愈多人知道，最後變成一種潮流。
馬：廣播做了這麼久， 我沒有放過我不喜歡的歌，沒說過言不由衷的話，沒訪過不想訪的人。節目裡，我每年訪問幾十位創作音樂人，不管是獨立樂手或歌手，他們常帶樂器到節目裡面來，現場唱， 我必須跟上台灣創作音樂的場景，對我來說，關心台灣創作音樂，好像變成一種責任感。
30年後 不需問我做過什麼
1986 年，羅大佑在《未來的主人翁》專輯內頁寫到：「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後來的人更好走，否則，三十年後風水在轉的時候，我們可別再聽到我們曾經抬頭問的那一句話︰『這一大段時間，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馮光遠和馬世芳，對於寫作、音樂研究，不管讀者、聽眾、觀眾現在給的是掌聲，或是噓聲，抱著使命感，30年後，做過的事，會替自己告訴後代，「我做了什麼」。
馬：羅大佑那一段話大概是說，三十年風水輪流轉之後，後代看著我們這一代，千萬不要讓他們問我們，「過去那段時間，你們都在幹嘛？」，他有這樣的自許、焦慮。
馮：做《給我報報》，我莫名其妙寫了很多東西，那時候也沒有什麼部落格，也沒有什麼地方發表，可是有些東西我必須要把它寫出來，永遠就是火線在哪裡，就要去批判。我用好笑的觀念寫出來，可是我是嚴肅的，做搞笑的批判，要有這種guts。《給我報報》， 變成舞台劇《睜眼說瞎話》，我跟演員說，「睜眼」就是要「真的去演」，才會進步。談到使命感，嬉皮對社會是關心的，其實是很入世的，雖然他的做法好像顯得很不care，但事實上，還是很在意說戰爭啊。就像我做了這事情，感覺好像很嘲諷，可是，真正裡面還是很在意、很關心的嘛。
馬：其實廣播做那麼多年，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聽，五千人、五萬人、五十萬人，但是中國聽眾透過網路在分享，留言、交換意見，我看了很新鮮，因為沒有想到我在台灣做的廣播節目，他們會那麼有興趣。
我不會假裝不在乎聽眾、觀眾、讀者。他們說喜歡，我一定高興，說不喜歡，一定會難過啊。現在要慢慢學的是，如果我有一些東西還可以，謝謝你喜歡。有人不喜歡，心裡會刺一下，但要知道別人這樣說有他的道理，不要被拉著走，心裡要篤定，要具體知道，下一步還可以怎麼樣。
馮：所謂的「作品」，李安講得最好，橘子跟蘋果要怎麼比較？太多人去在意批評，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知道自己的斤兩，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我做到這了，很棒。外人給你掌聲、給你什麼，我覺得是extra、bonus，有當然更好，沒有，你每天去想會瘋掉。
馬： 明白自己的斤兩和能耐，充分運用自己的能力，真的不容易。不是過，就是不及；不是高估，就是低估自己。羅大佑第一張專輯1982 年出來，現在，30 年過去了，我不會問他這個問題，因為，我太清楚他們那代人做了什麼事情。我當然希望再過30 年，我的後代不要來問我這句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