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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沒 有不痛不癢

文 / 許綠芸    攝影 / 陳志亮、蔡仁譯
201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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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沒 有不痛不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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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30 年後,下一個世代問你,「25 ∼ 35 歲的那一大段時間,你到底在幹什麼?」你會怎麼回答?緊張?啞口無言?還是拿出一疊照片,開始話當年?

有沒有想過,答不出來的你,真的沒做過什麼?

做自己、Be yourself,都是再熟悉不過的文字,「管別人怎麼說,我就是要做自己」,但是「做自己」,要「做」

什麼?

美國六、七○年代,流行嬉皮文化,表面,年輕人們聚集,創作、搖滾、玩樂、閒晃⋯⋯;背後,卻是反戰、表達對社會極度不滿,其中,音樂是一種抒發主張的聲音。

還記得李安導演的《胡士托風波》,原來在紐約一事無成的男主角,為了要讓家鄉有場轟轟烈烈的音樂節,東奔西走,最後,音樂節成功了,因此找到心中的自由。

六、七○的台灣,和「自由」還沒有太大關係,叛逆一點的,留個及肩長髮,可能就會在路上被警察攔下來問話,其中就包括我們這次對談的主角─馮光遠。

從美軍電台聽西洋音樂,馮光遠從中聽到而學來的反叛,不只那頭被警察抓的長髮,反映在他後來經營的《給我報報》,一樣極盡對社會、政治、時事嘲諷之能事,呼喊自由。

「I don’t care」,是馮光遠最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用嘲諷、搞笑的方式,讓人讀完哈哈大笑的《給我報報》,其實是他用詼諧的方式,面對時勢不滿的轉化,更是對社會的關心和使命感。20 年來沒有間斷的《給我報報》,成為大學生、文藝青年們心目中,最敢講的報紙。

當年讀《給我報報》的大學生裡,就包括了樂評人馬世芳。父親是作家亮軒,母親是資深廣播人陶曉清,馬世芳從小就在西洋音樂中耳濡目染長大。

生於七○年代,雖沒有機會親炙當年美國嬉皮、搖滾音樂的盛世,因為熱愛,馬世芳從高中就開始研究巴布迪倫(Bob Dylan)的歌曲,也開了自己的廣播節目,在空中介紹自己的音樂研究。也許是太喜歡音樂了,馬世芳看待音樂,還多了一份搖滾樂手的「硬蕊」精神。就像他的節目「音樂五四三」,開宗明義就講:「 在這裡什麼音樂都有可能,就是沒有不痛不癢的歌」。

當嬉皮、搞笑又嚴肅的馮光遠,碰上專注、嚴謹又熱情的馬世芳,因為音樂的洗滌,不管時代怎麼改變,都不會左右兩人「做自己」的決心,在文章和音樂的國度,有所成就,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胡士托」。

當下個世代抬起頭問起,兩人曾經做過的事,會清楚地告訴你,「那一大段時間,我到底做了什麼。」以下是兩人對談精華:

「做自己」的反叛呼喊

1963年,巴布迪倫的《時代正在改變》唱著:「 慢的終將變快,當道的終將過氣,那些老規矩,都已不合時宜,領先的終將落後,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不管是六、七○年代,或現在,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主張要「做自己」,走自己的一條路,儘管時代一直改變,年輕世代,仍然高聲呼喊著。

馮光遠(以下簡稱「馮」) :我和你,都聽音樂。搖滾樂,一直洗滌我們的(心靈)。看你的歌單,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怎麼這個年輕人,聽那麼多老成的東西,有點surprise,你是我們這年代的老靈魂。

馬世芳(以下簡稱「馬」) : 你們那時候,搖滾樂的震撼,一重一重飄洋過海到台灣,好像可以遠遠聽到爆炸聲,遠遠看到原子彈所釋放的光,傳到這裡已是五百光年,但還是可以感受熱度。比光遠成長的時代,我,那時台灣沒有太多代理專輯,只好找搖滾樂的翻版錄音帶,一捲50 到70 元,隨身聽外接塑膠喇叭或小耳機。

馮:我聽音樂,非常直覺式,聽「音樂」本身,反而不是歌詞。美國嬉皮時期,音樂反映了苦悶和不認同。Bob Dylan 的音樂講很多那時候的生活,跟原本的主流價值背道而馳。比如留長髮,那時憑頭髮就評斷好人壞人。

像Marvin Gaye 的《What’s going on?》歌詞就講,「每個人都認為我們是錯的,很簡單,因為我們的頭髮是長的。」我就曾被一個警察抓到,叫我去理髮。我跟他講,那是頭皮上面的東西,那警察還真的被我說服了。當時,政治沒什麼好反叛,因為都被洗腦了,可是音樂,你沒辦法洗我的腦,我就覺得西洋音樂好聽、披頭四好聽。

馬:我喜歡聽細節的content(內容),我也沒這麼講究,好像懷舊就要弄個老唱機,然後每天在那邊洗唱片。

發燒友跟收藏家是不一樣的動物,收藏家會為收藏而收藏,但是收藏到的時候,你就會「役於物」,會為了「所謂」而來,不是為了音樂的content、歌或旋律。很多收藏家可能花1 萬美元,去標一張1938 年的老唱片,不可能拿去聽的,因為唱針每走一次,唱片就會壞一點。

馮:你天生聽到某些音樂、看到某些景象,就會感動。講到Bob Dylan(巴布迪倫),其實我當年最喜歡的一張是《Self Portrait》跟《Desire》,當年Bob Dylan 剛出道,多少人在批他的音色,說這種人怎麼可以出來唱歌。可是他們不知道,一個新音樂文化誕生了。

馬:其實真正屌的搖滾樂,用最廉價的器材、很爛的收音設備,還是聽得出來他這個歌很屌,可能是八軌帶、錄音帶、翻版唱片、CD,我的iPod 裡塞滿了音樂,mp3也好聽。電腦喇叭也OK。這跟吃東西一樣,路邊攤的乾麵和滷蛋,也有高下之分,但有機會吃米其林三星餐廳,你也吃得出為什麼貴,講得出個道理。

馮:嬉皮文化,對我是成立的。每一個世代,都有比較邊緣的部分,美國年輕人反抗父母,離開家鄉到城市,那個決心毅力,不是這一代人可以想像的。有些反叛,你不怕被抓起來關,甚至被整個group 遺棄。

馬:那一代人,一旦他們發現可以做自己,接著電影、電視、服裝、藝術、設計、建築、繪畫,全部開始爆炸。音樂,可能是這一切綜合起來的出口。

尋找心中的胡士托

1969 年,Crosby, Stills, Nash & Young 樂團的《Woodstock》寫著:「 我要去Yasgur’s農場,參加一個搖滾樂團我要去那裡,解放我的靈魂……」

年輕的馮光遠,身體流著嬉皮血液,濃度從未減淡,一路「做自己」,嘲諷政治時事的《給我報報》一寫就是20

年;嬉皮文化正熱的年代,馬世芳剛出生,但是持續對音樂的熱愛,讓他有強烈關心台灣的責任感,兩人,在自己的領域,完成了一場胡士托盛典(「胡士托音樂節」,一場嬉皮、搖滾樂迷心中的盛典)。

馬:每一代年輕人都有他們的不甘願。七○年代之前,有一小撮台灣青年冒著被關的危險,去追求他們認同的東西,那固然很壯烈,但不一定只能是那種壯烈。每個世代最精采的那些作品,裡面其實都有某種「生死交關」的東西,有了這個,作品才會有厚度。

馮:我們有興趣的,是因大量美軍而來的次文化,譬如我們都在聽美軍電台。那時候我們在台藝辦電影,一場票五十塊錢,我周邊人包括我自己,很幸運能看更多東西。我和鄭在東(編按:台灣知名藝術家)賺的錢幾乎都拿去買唱片,那時候我就買了很多原版唱片, Tom Waits 的第一張唱片我相信我是台灣第一個發現的。

馬:我進台大時,讀到《台大人文報》上,一篇訪問「黑名單工作室」的文章,我就想,「哇!原來進台大可以寫這種文章」,我也開始寫校園文化觀察。主要和當時社會動盪氣氛有關係,大學生希望對校園圍牆外的社會有一些參與感,其實無法真正參與到哪裡去,反而是種文藝的宣洩。

《給我報報》1990 年出來時,給我們這一輩的刺激, 是很大很大的解放和啟發。《給我報報》史上最經典的一戰,就是「犀牛皮事件」。我們第一次感覺到,可以「搞笑」去面對沉重、難搞、巨大,各式各樣愁眉苦臉的事。

用笑去消解,貪汙、政權轉折、政客可笑荒唐的發言。

馮:KUSO,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只是以前沒有這個名詞。《給我報報》,是搞笑式的寫作,就是parody。其實很早以前已經有人寫,魯迅的阿Q,就是parody,它是諷刺人生,諷刺那時候的政治。我們感到非常驕傲的就是,剛開始沒有人在玩這種東西,後來愈來愈多人知道,最後變成一種潮流。

馬:廣播做了這麼久, 我沒有放過我不喜歡的歌,沒說過言不由衷的話,沒訪過不想訪的人。節目裡,我每年訪問幾十位創作音樂人,不管是獨立樂手或歌手,他們常帶樂器到節目裡面來,現場唱, 我必須跟上台灣創作音樂的場景,對我來說,關心台灣創作音樂,好像變成一種責任感。

30年後 不需問我做過什麼

1986 年,羅大佑在《未來的主人翁》專輯內頁寫到:「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後來的人更好走,否則,三十年後風水在轉的時候,我們可別再聽到我們曾經抬頭問的那一句話︰『這一大段時間,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馮光遠和馬世芳,對於寫作、音樂研究,不管讀者、聽眾、觀眾現在給的是掌聲,或是噓聲,抱著使命感,30年後,做過的事,會替自己告訴後代,「我做了什麼」。

馬:羅大佑那一段話大概是說,三十年風水輪流轉之後,後代看著我們這一代,千萬不要讓他們問我們,「過去那段時間,你們都在幹嘛?」,他有這樣的自許、焦慮。

馮:做《給我報報》,我莫名其妙寫了很多東西,那時候也沒有什麼部落格,也沒有什麼地方發表,可是有些東西我必須要把它寫出來,永遠就是火線在哪裡,就要去批判。我用好笑的觀念寫出來,可是我是嚴肅的,做搞笑的批判,要有這種guts。《給我報報》, 變成舞台劇《睜眼說瞎話》,我跟演員說,「睜眼」就是要「真的去演」,才會進步。談到使命感,嬉皮對社會是關心的,其實是很入世的,雖然他的做法好像顯得很不care,但事實上,還是很在意說戰爭啊。就像我做了這事情,感覺好像很嘲諷,可是,真正裡面還是很在意、很關心的嘛。

馬:其實廣播做那麼多年,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聽,五千人、五萬人、五十萬人,但是中國聽眾透過網路在分享,留言、交換意見,我看了很新鮮,因為沒有想到我在台灣做的廣播節目,他們會那麼有興趣。

我不會假裝不在乎聽眾、觀眾、讀者。他們說喜歡,我一定高興,說不喜歡,一定會難過啊。現在要慢慢學的是,如果我有一些東西還可以,謝謝你喜歡。有人不喜歡,心裡會刺一下,但要知道別人這樣說有他的道理,不要被拉著走,心裡要篤定,要具體知道,下一步還可以怎麼樣。

馮:所謂的「作品」,李安講得最好,橘子跟蘋果要怎麼比較?太多人去在意批評,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知道自己的斤兩,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我做到這了,很棒。外人給你掌聲、給你什麼,我覺得是extra、bonus,有當然更好,沒有,你每天去想會瘋掉。

馬: 明白自己的斤兩和能耐,充分運用自己的能力,真的不容易。不是過,就是不及;不是高估,就是低估自己。羅大佑第一張專輯1982 年出來,現在,30 年過去了,我不會問他這個問題,因為,我太清楚他們那代人做了什麼事情。我當然希望再過30 年,我的後代不要來問我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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