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像是聖經中潘朵拉的盒子，把各種社會力量從桎梏中釋放。陪著台灣社會走過解嚴這段眾聲喧嘩的十年，替奔騰的社會力提供出口的，是三個外國作家－－哥倫比亞籍的馬奎斯、捷克的米蘭．昆德拉與日本的村上春樹。十年台灣，從這三位風格迥異其趣的作家身上，汲取養分，為滿潮的生命力找到出口。
習慣馬奎斯、昆德拉式沈重的人，或許覺得村上春樹的喃喃囈語太輕佻：但是，村上春樹卻是台灣社會這兩三年來，後勁最強的文壇祭酒。
正如一位資深廣告人體會，現在做廣告如果不賣上幾句村上腔，「就很遜」；近兩三年，競逐各文學獎的小說，也充斥著村上春樹的姊妹作；網路文學版上，有好幾個專門的村上討論區，村上迷坦承台灣村上研究已達氾濫地步。各大學圖書館村上作品永遠缺書，預約一本書要好幾個月。村上的書，三年來銷售已超過五十五萬冊(不合無版權的翻譯作品)，意外拯救了出版社可能要裁撤的文學線。
專門翻譯村上作品的賴明珠試圖解釋村上春樹現象，她認為當今商品文化高懸，村上的書經常提到讀者熟悉的商品、符號、導演、音樂，這些軟調的情緒與影像化的文字，與浮泛在年輕世代的虛無、自我，可以產生共振。
賣向最高點
「回到辦公室恍惚地望著報紙一直到時鐘指向一點為止。然後為下午，又重新再一次削了六隻鉛筆，把Seven Stars香菸剩下的濾嘴全部摘掉排在桌面上。」沒錯，村上的主角，大概都是這種調調，有點痞，音樂、文學、電影、商品品牌樣樣都能談上一些，像個「all you can eat」的大拼盤。一位就讀研究所、鎮日泡在網路上和人探討村上的村上狂觀察，喜歡村上的人，幾乎和村上主角有相似的屬性 喜歡就是喜歡，沒有道理。
有人說，村上現象是台灣進人後現代社會的寫照；前年，中共在台海上空試射飛彈，信合社、農會陸續爆發擠兌風波，社會家國充滿不確定；就在這一年，出版商一口氣推出五本村上作品，村上熱到最高點。
對村上的熱情還從文學延燒到商品；今年，時報出版社打算成立村上讀友會，村上成為第一個在台擁有讀友會的外國作家；去年底，看中數萬書迷的潛在市場，魔岩唱片出版兩張村上爵士樂合輯，原本預估可賣到數萬張，不到三個月，就超出目標。
「出村上專輯不會有太大風險。」魔岩唱片企畫謝守勤肯定，他認為村上形象很符合現代爵士樂風，都市味很重，重視表演者(角色)內心的表達。
「村上提供一個管道，滿足現代人的偷窺欲望。」像其他村上迷一樣，謝守勤認為村上的主角就是他本人，讀他的小說，就是在偷窺他的生活。
兩年前，謝守勤當兵時，開始接觸村上的書，三個月內就買齊全部村上作品。不像看馬奎斯、昆德拉，胸口會覺得悶，他看村上的書不會有壓力。村上的書還讓學外交的謝守勤，感應到年輕人對台灣十年民主發展的失望，只能像書中主角一樣，經由性、音樂、生活瑣事，從巨大的沈重中解脫。
五十八年次的謝守勤感覺，村上把都市年輕人的失落感、孤獨感表現得很透徹。他抓住年輕人做什麼都不對的情緒，雖然並沒有提出解答，「但單是寫這個過程，就可以得到共鳴。」外號克林的他肯定。
虛無得很有力
村上的輕，烘托出對社會整體無力感的重。
即將從心理系畢業的曾惠貞坦言，讀村上，雖然會覺得頹廢、無力，「好像被他拖下去」，但是，「現在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呢？我們最有力的表現就是頹廢。」曾惠貞剴言，看夠社會的亂象，只有村上能讓她喘口氣舒緩情緒。
作家王浩威分析，村上小說的流行，說明台灣社會已出現「自我」(self)；村上營造的氛圍，雖然虛無，但卻「虛無得很有力」。而村上對自我生活著墨最多，吸引標榜自我的讀者，顯示台灣社會擺回自戀文化的趨向。
這種自我的自覺，或許是對解嚴初，社會瀰漫的集體理想主義的「反叛」。
當時，引領集體理想主義的精神導師，正是馬奎斯與昆德拉。他們各自以「百年孤寂」、「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一本定江山，雖然二人被傳送最廣的(不似村上，本本熱賣數萬本！)，就只有這兩本解嚴初期的代表作，但他們卻是當時滿腦社會改革理想的熱血青年，不能不讀的聖經。
解嚴後一年，昆德拉以布拉格之春為背景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在台出版。就在那年，蔣經國逝世、五二０農民運動、為抗議萬年國會，立委朱高正跳桌；政治、社會面臨資源重分配的混亂。昆德拉夾議夾敘的散文小說，哲學化的邏輯思考，造成一股探討「輕與重、靈與肉」的旋風；這本政治意識濃厚的小說，也突破數十萬冊的銷售量。
一位民國七十六年剛進大學念法律的藝文圈人，熱情地跟著當時參與學運的同學人手一本昆德拉，句句斟酌昆德拉透析的政治理念；咀嚼昆德拉和歷史對話的論述，充滿哲學意味的悲喜劇、黑色幽默，讓面對社會巨變的他，不致恐慌。「謝謝昆德拉的加持，豐富我參與的那段革命歲月。」現從事翻譯、寫文章的他感性地說。
馬奎斯的對台灣知識分子的撞擊，則遠在戒嚴時期就已經發酵。
被革命的爽快
美麗的少女死後升天？已故的祖母還經常回家和家人對話？馬奎斯超現實地敘述邦迪亞家族百年孤寂，曾讓許多台灣本上作家不禁拍案：「原來政治小說可以寫得這麼有想像力。」
馬奎斯魔幻寫實的國族神話，替七０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後，逐漸僵硬的文學寫作，打通任督二脈，為政治寫作指點迷津；馬奎斯創造的國族神話，不僅影響以台灣歷史創作為志業的本土作家，還啟發新銳導演的電影創作，如侯孝賢以林煥文家族史為背景的「悲情城市」；陳玉勳的「熱帶魚」，魔幻寫實的技，也「很馬奎斯」。
從馬奎斯用拉美情調打造魔幻國族神話、昆德拉對政治的嘲弄，到村上著眼於自我生活，解嚴十年的台灣，走過史詩、交響樂、爵士三階段，不同作家的流行，是社會不停變貌的顯影。
曾翻譯多本西洋文學作品的GQ副總編輯王祥芸，就體切地走過這三階段。大學時代曾是野百合的學運健將、五十八年次的她談到，馬奎斯開發她的精神狀態，讓她對政治產生浪漫的想像；昆德拉啟蒙她的政治自覺意識；讀村上她則找到一種輕鬆、自在。
「讀他們束西有種被革命的爽快，每個人生命中都有這三個作家的時代，他們的陰靈還在我們的心中。」特別偏好昆德拉的王祥芸解釋。
解嚴時，剛從美國回台的詩人羅智成解析，解嚴十年是整個台灣社會從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的過程，十年前，文學搶搭解嚴列車，推動文化理想主義，那時社會處於背負龐大價值體系的現代主義，無法擺脫泛理想主義的壓力。
馬、昆都是現代主義最後一抹燦爛的火光；村上則擎舉後現代主義的火炬，走進強調拼揍、顛覆、銷解的後現代社會。到村上，台灣社會已經揚棄馬、昆的偉大議題，將注意力集中在自我生活，生活瑣事變成生命象徵符號來書寫。
活出自我不扭捏
正如羅智成觀察，村上現象的出現，值台灣文化界分崩離析，沒有也不可能再出現像馬、尼那樣大師級的影響人物。村上的反負擔，是後現代台灣社會的必然趨勢。
從事文學寫作的醫生王浩威則解讀，這三位作家先後影響解嚴十年的思潮，馬奎斯象徵集體主義的召喚；接著，昆德拉對理想主義的不屑、失望；最後到村上，台灣社會終於脫解理想主義的魔咒，真的「不扭扭捏捏，敢於自我。」曾有文化學者形容，最近文化圈隱然出現一幫頗有波西米亞味道的「文化痞子」、「棄業青年」，他們終究能夠擺脫傳統(在馬奎斯、昆德拉小說中承載的歷史、家國沈重！)的焦慮，一輩子只想當個「村上春樹式的痞子」，對所謂理想、沈重，已經無所謂了。
解嚴時還是慘綠的文藝青年，如今已是報紙副刊主筆的作家蔡詩萍，對於這三位影響一時的作家情有獨鍾。他表示，解嚴摒棄神聖化的圖像，馬奎斯、昆德拉啟發台灣創作者用小說寫史寫評論。讀馬讀昆的世代，關心的是台灣民主何去何從，想在人師書中尋找答案。讀村上的一代則在乎生命的感觸，村上寫書不在為時代提供解答，而是提供時代的感受；讀村上不必問懂不懂，只要問喜不喜歡。
「讀村上讓我耽溺於中年人的感傷，讓我的感傷得到更大的依靠。」經歷過解嚴歲月、即將邁人四十歲的蔡詩萍說，在「進取」的部分，他深受馬昆二人影響，對政治、歷史能有較靈活的想法；而村上，則給他私人生活感受的共鳴。
從馬奎斯、昆德拉思索如何自時代、歷史的沈重突圍，轉為村上娓娓訴說生活瑣事的輕盈，台灣社會在解嚴十年，風風火火走過民主狂飆，從滿腔家國到虛無鏢紗的個人生活；傾注三位作家功力而成的十年台灣這本小說，從家國跳到個人，從沈重傾向輕盈。
不管你喜不喜歡，懂不懂，這本小說，你也是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