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攀上充滿希望的人生巔峰，死亡的陰影卻突然橫亙身前，一位37歲的天才神經外科醫師勇敢直視死亡，在所剩時間不多的急迫中，奮力一探生命的最根本價值。
在死亡面前，是什麼讓人值得一活？
當人生未來變成有限的現在式，你選擇如何活？
當生命逐漸消逝，迎接新生命的降臨，意義何在？
死亡，什麼也沒改變，也改變了一切；我必須學會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視死神為令人肅然的巡迴訪客，即使心中了然我終將一死，沒死以前我還是活著的。?~~保羅．卡拉尼提
2014年，36歲的保羅醫師即將完成十年之久的神經外科醫師訓練，科學研究並獲得美國神經外科學會最高研究獎，即將獲得史丹福醫學院外科教授職位並主持自己的研究室。他的人生正邁向生命的高峰，卻被診斷出患有第四期肺癌。頭一天他是醫生，還在治療瀕死的病人，第二天他是病人，掙扎求生。他跟妻子原先設想的未來，就此完全蒸發。
保羅醫生原本醉心文學，取得史丹福文學碩士，因想探索生命本質，轉而學醫，念完耶魯醫學院後，他選擇成為神經外科醫生，在人類身分、意義認同的最關鍵部位－－大腦從事手術。
在確診自己罹患末期疾病後，這位才華洋溢的年輕神經外科醫師從醫師、病人、兒子、伴侶、父親等不同身分，審視自己37年的生命歷程，思索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即便最後身體極度不適，保羅醫師仍奮力寫作，最後他於2015年3月過世，留下這本深刻且令人感動的書。《當呼吸化為空氣》飽含文學、醫學、哲學的省思，將引領我們思考自己的價值與有限的生命。
面對未知與隨時可能降臨的人生終點，保羅醫師寫著：
1.我生命的一章似乎結束了；也許整本書都在收尾。與其成為牧師般的角色，協助另一個生命轉型，我發現自己才是那頭迷失而惶恐的羊。重病不僅改變生命，更是粉碎生命。感覺這不太像天啟（一道刺眼的疾光，照亮「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比較像某個人剛剛丟下燃燒彈，夷平往前的道路。現在，我得繞道而行。
2.我逐漸了解，面對我終將死亡的事實，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什麼也沒有改變，也改變了一切。作家貝克特所寫的七個字，開始不斷縈繞於我的腦中：?我沒有辦法繼續下去。我會繼續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
3.死亡永遠是贏家。不過你仍然可以繼續奮鬥，你永遠無法觸及完美，但是你可以相信那條漸近線，永不止息地朝它努力。
4.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起碼已經學到一件事，一件希波克拉底、奧斯勒都沒提到的事情：醫師的職責不是峻拒死亡，也不是使病人回復舊有生命，而是敞開雙臂擁抱生命已經分崩離析的病人及家屬，而且努力使他們重新站起去面對、去弄清楚他們本身存在的意義。
5.當初以怎樣的奮鬥與痛楚來到世間，我們不清楚，可是要離開世間，通常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下是保羅留給世界最後的話語：
我翻看一張張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片子，診斷不言可喻：肺臟滿布腫瘤無數脊柱畸形，有一葉肝臟被侵蝕。癌症，擴散極廣。我是神經外科住院醫師，最後一年的訓練剛開始。過去六年來，這類片子我看過無數次，即使希望渺茫，也試圖從中找到某種能幫助病人的治療方案。可是，這次不同：我看的是自己的片子。
我不在放射科，沒穿白袍，沒戴無菌手套。身上套著病人的罩袍，我被綁在點滴注射架上，正在用護士留在我病房裡的電腦，妻子露西（她是內科醫師）在我身邊。我從頭再看一遍每組片子：肺窗，骨窗，肝窗，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從前到後，完全按照我受過的訓練，彷彿能找到什麼東西改變診斷結果。
我倆一起躺在病床上。
露西靜靜地說， 彷彿是唸台詞般：「你覺得， 有沒有任何可能是別種病？」
「沒有，」我說。
我們抱緊彼此，像年輕的情侶。過去一年我們一直在猜，可是拒絕相信，甚至拒絕談論，癌細胞正在我的身體裡生長。
大約六個月前，我的體重開始下降，背痛狂烈。早上更衣時，皮帶先是要上緊一個孔，後來則變成兩個。我去見自己的初診醫師。我穿著單薄的藍色罩袍，躺在冰冷的檢驗檯上，對醫師描述自己的症狀。「當然，」我說，「如果這是醫師檢定考試題目：三十五歲，原因不明的體重下降，新出現背痛症狀—答案很明顯是（C）癌症。可是，說不定這只是我最近工作量太繁重。誰知道呢？為了保險起見，我希望做核磁共振造影（MRI）。」
「我想應該先照X光，」她說。背痛做MRI太花錢，而且減少不必要檢驗近來成為全國降低醫療成本的一大重點。可是，掃描造影的價值要看你想知道什麼；尋找癌細胞，X光並沒有太大用處。然而，對不少醫師來說，還在早期階段就要求MRI檢驗是離經叛道的做法。她繼續說：「雖然敏感度不高，但我們應該從X光檢查開始。」
「那麼，照屈伸動態X光怎麼樣？也許是峽部脊椎滑脫？」
從牆上一面鏡子的反影，我看得到她上網搜尋。
「那是椎弓骨折的一種，多達百分之五的人患這種病，常引發年輕人背痛。」
「好吧，我會開檢驗單。」
「謝謝，」我說。
為什麼穿起外科醫師的外衣，我就充滿權威，而穿起病人的罩袍，就像隻綿羊？真相是，我比她更懂背痛。神經外科的訓練有一半跟脊柱異常相關。不過，峽部脊椎滑脫確實更可能。它的確以顯著的百分比侵襲青壯年，至於三十幾歲而脊柱長癌呢？機率不會高於萬分之一。就算機率百倍於此，還是要比峽部脊椎滑脫少見。也許，我只是自己嚇自己。
X光片看來沒問題。我們把症狀歸諸工作勞累和身體老化，訂好回診日期，我回去治療當天自己的最後一個病人。體重下降開始減緩，背痛變得可以忍受。吃點ibuprofen 止痛，能讓我健康地度過一天，畢竟一天工作十四小時的苦日子，所剩不多。
我從醫學生變為神經外科教授的路途，終點幾乎在望：我已經通過十年的磨鍊，一定要挨過接下來的十五個月，直到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我贏得前輩的尊敬，獲得國家級知名獎項，好幾家知名大學願意聘我。不久前，我在史丹福醫院的上司私下找我，他說：「保羅，我相信你申請任何工作，都會是排名第一的候選人。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們有個教授缺，要找像你這樣的人。當然，這種事不能打包票，可是你應該考慮這個職位。」
三十六歲的我，已經登上峰頂；眼前就是應許之地，從基列到耶利哥，直到地中海。我見到海上一艘漂亮的遊艇，露西、我、我們未來的孩子，週末駕它出海。我見到隨著日常工作腳步放緩，我發緊的背也鬆弛下來，生活變得較能掌握。我見到自己終於成為我本來承諾的丈夫角色。
接著，幾個星期以後，一陣陣嚴重的胸痛開始出現。
是我工作時撞到什麼嗎？無意間撞斷了一根肋骨？有些夜裡，我醒來發現床單全濕，被汗水浸透。體重又開始下降，現在速度更快，從一七五磅掉到一四五磅。咳嗽症狀出現，一直好不了。沒什麼好懷疑的了。一個星期六下午，露西和我在舊金山多洛雷斯公園裡，躺在陽光下，等候露西的姊妹。露西瞟一眼我的手機螢幕，上面顯示醫學資料庫的搜尋結果：「三十至三十五歲癌症發病率」。
「什麼？」她說。「我不曉得你真的在擔心這個。」
我沒回答。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你要不要告訴我？」她問。
她生氣，因為她也一直在擔心。她生氣，因為我不跟她談。她生氣，因為我承諾她一種生活，給她的卻是另一種。
「可不可以拜託你告訴我，為什麼你不跟我講心裡的事？」她問。
我關掉手機。「我們去買冰淇淋吃吧，」我說。
我們已經講好下星期要去紐約度假，見幾個老同學。也許睡個好覺、喝幾杯雞尾酒能幫點忙，使我們重新和好，替婚姻的壓力鍋洩掉一點壓力。可是露西的計畫變了。「我不跟你去紐約了，」出發前幾天她宣布。她要搬出去一個星期；她需要時間考慮我們的婚姻現況。她的聲音平穩，使我更覺得頭暈目眩。
「什麼？」我說。「別這樣。」
「我太愛你，所以才這麼困惑，」她說。「可是我擔心，對於我們的關係，我們兩個人的期望不一樣。我覺得，我們的溝通不夠。我不想靠意外才發現你在擔心什麼。我告訴過你，我感到很孤立，而你並不認為有問題。我需要找別的解決方法。」
「事情不會有問題的，」我說。「這都是因為住院醫師訓練的緣故。」
事情真的這麼糟了嗎？神經外科訓練是所有醫學專科裡要求最高、最嚴的一科，一定是它造成我們的婚姻緊張。
不知道有多少個夜裡，我很晚才從醫院回家，露西已經上床，我癱在客廳地板，疲憊不堪；不知道有多少個早上，當我在黑暗中出門工作時，她還沒睡醒。可是我們的職業生涯現在正在抵達高峰—好多大學都願意同時聘請我們兩人，我到神經外科，她到內科。我們已經度過人生旅程中最艱難的一段。我們不是已經討論過十幾次了嗎？難道她不明白，現在把事情弄擰，是最糟的時刻？難道她不懂我只剩一年的住院醫師訓練，而且我愛她，我們距離兩人一直期待的共同生活只有一步之遙？
「如果只是住院醫師的壓力，我可以承受，不是問題，」她說。「我們已經承受這麼久，都走到今天了。問題是，如果不只是住院醫師的壓力呢？
你真的認為等你成為神經外科教授主治醫師，事情就會變好嗎？」
我提議放棄這趟旅行，彼此更加開誠布公，去見幾個月前露西建議的婚姻諮商師，可是她堅持她需要時間—獨處的時間。這時，這團困惑的模糊分際蒸發了，只剩下冷硬的邊緣。好，我說。假如她決定離開，那麼我就當作關係結束。假如結果我有癌症，我不會告訴她—她可以自由選擇未來的人生。
啟程到紐約前，我暗自安排了幾項檢查，排除某些年輕人常見的癌症。（睪丸癌？沒有。黑色素瘤？沒有。白血病？沒有。）神經外科病房很忙，一如平常。星期四晚上溜走，滑入星期五早晨，我在開刀房連續待了三十六個小時，非常複雜的病例一個接著一個：巨型動脈瘤、顱內動脈繞道、腦動靜脈畸形。當主治醫師走進來，我暗道一聲感謝，終於有機會靠著牆讓背舒緩幾分鐘了。上飛機前去照胸部X光的唯一空檔，是在我離開醫院回家前的路上。我想，就兩個可能，我得了癌症，那麼這會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朋友；否則，我沒得癌症，那麼就沒有理由取消旅行。
我衝回家，抓起行李。露西開車送我到機場，告訴我她已經約好婚姻諮商的時間。
我在登機門傳簡訊給她：「真希望你在這裡。」幾分鐘後，答覆傳來：「我愛你。你回來的時候，我會在這裡的。」
飛行途中，我的背僵硬極了，好不容易挨到中央車站，準備搭火車前往紐約上州的朋友住處，這時全身一陣一陣痛楚襲來。過去幾個月，我的背抽搐的劇烈程度不一：從可以忽略的小痛，到咬牙說不出話，再到痛得令我蜷曲倒地狂叫。現在趨近疼痛尺度的最高點。我躺在候車區一張硬長椅上，感到背部肌肉收縮變形，我用力呼吸，控制痛感。ibuprofen 完全沒轍。哪條肌肉抽搐，我就叫出那條肌肉的名字，設法逼回眼淚：erector spinae（豎脊肌）、rhomboid（菱形肌）、latissimus（背闊肌）、piriformis（梨狀肌）??警衛走過來。「先生，你不能躺在這裡。」
「抱歉，」我喘著氣，一個字一個字說。「背??嚴重??抽搐。」
「你還是不能躺在這裡。」
抱歉，可是我正在死於癌症。
這些字在我的舌尖打轉，可是，如果不是呢？也許，伴隨背痛患者一生的就是這種痛。我對背痛懂得不少，解剖上也好，生理上也好，還有病人形容各種痛所用的詞語—可是，以前我不懂背痛的感覺。也許，這就是了。
也許。也許，我不想用那個喪氣的字眼。也許，我只是不願意大聲說出癌症兩個字。
我設法站起來，一拐一拐地走到月台。
我抵達冷泉鎮朋友家時，是下午四、五點，十多個老友在那裡歡迎我，他們的歡呼聲裡夾雜著小孩快樂的喧嘩。接下來是擁抱，還有一杯凍得冰涼的褐色冒泡飲料傳到我的手裡。
我本來期望遠離開刀房幾天，足夠的睡眠、休息、放鬆—簡單地說，正常生活的滋味—可以使我的症狀回到背痛、疲倦的正常尺度。可是一兩天後，我很清楚痛苦不會緩解。
我睡過早餐時間，蹣跚地走到午餐桌旁，看著一盤盤飽滿的豆子燉肉、蟹螯，卻無法下嚥。到了晚餐，我筋疲力竭，已經準備再上床睡覺。有時候，我念書給孩子聽，可是多數時間，他們在我的身上和身旁遊戲，跳躍喊叫。（「小朋友，我看保羅叔叔需要休息。你們到那邊去玩好不好？」）我記得，十五年前的某個休假日，我在夏令營當老師。當時我拿著一本《死亡與哲學》正在閱讀。以前我常笑那個不搭調的場面：年方二十，置身大樹、湖泊、高山的優美景致，周遭鳥語啁啾，混雜快樂的四歲兒童的尖叫，卻埋首於一本談論死亡的黑色小書。只有現在，就在此刻，我感受到兩個情境互相對應：不是太浩湖，而是哈德遜河；不是陌生人的子女，而是朋友的子女；不是談論死亡的書，而是我這具即將死亡的身體，把我隔絕在周遭的生命之外。
第三晚，我去見主人邁克，告訴他我打算縮短行程，隔天動身回家。
「你看起來不是太好，」他說。「沒事吧？」
「拿杯威士忌，我們坐下來談談怎麼樣？」我說。
在他的壁爐前面，我說，「邁克，我想我得了癌症。而且，不是好的那種。」
這是我第一次脫口道出這個字眼。
「嗯，」他說。「這不是什麼搞怪惡作劇吧？」「不是。」
他停頓了一會兒。「我不曉得該怎麼問。」
「好吧，我猜想，首先我應該說，我得了癌症還不能說是事實。我只是相當確定而已，很多症狀都指向這個診斷。明天我會回去弄清楚。我希望是自己搞錯了。」
邁克提議幫我把行李郵寄回去，這樣我就不必一路提著。第二天一早他開車送我去機場，六個小時後，我在舊金山著陸。當我跨出飛機，手機響了。是初診醫師打來告訴我胸部X光結果：我的肺臟顯影不清，看起來一團模糊，彷彿相機的快門開太久。醫師說，她不確定為什麼。
她多半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
露西來機場接我，可是我等到了家才告訴她。我們坐在沙發上，當我告訴她的時候，她也知道。她頭靠上我的肩膀，我們之間的距離消失無蹤。
「我需要你，」我輕聲耳語。
「我永遠不會離開你，」她說。
我們打電話給一個好友，他是醫院的神經外科主治醫師，請他安排我住院。
我拿到塑膠手環，所有病人都要戴的手環，穿上熟悉的淺藍色醫院罩袍，經過我認識的幾個護士面前，登記住進病房—這幾年來我看過數以百計個病人的同一間病房。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坐在病人身旁，解釋疾病末期的診斷和複雜的手術；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恭喜病人治癒，見到他們重回原有生活的欣喜；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宣告病人死亡。我曾經在椅子裡坐過，在洗手檯洗手，在白板上寫下指示，更改日程。在極度疲乏的時刻，我甚至曾經渴望躺在這張床上睡覺。現在我躺在那裡，無比地清醒。
一個年輕的護士，我沒見過的，伸頭進來。
「醫師很快就會來。」
就那一句話，我曾經想像的未來，一個即將實現的未來，幾十年奮鬥的終極目標，從此蒸發。
書名：當呼吸化為空氣
作者： 保羅．卡拉尼提
出版社：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