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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死亡的5個思索

一名37歲外科醫生最後的生命洞察
文 / 吳柏學    
201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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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死亡的5個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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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攀上充滿希望的人生巔峰,死亡的陰影卻突然橫亙身前,一位37歲的天才神經外科醫師勇敢直視死亡,在所剩時間不多的急迫中,奮力一探生命的最根本價值。

在死亡面前,是什麼讓人值得一活?

當人生未來變成有限的現在式,你選擇如何活?

當生命逐漸消逝,迎接新生命的降臨,意義何在?

死亡,什麼也沒改變,也改變了一切;我必須學會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視死神為令人肅然的巡迴訪客,即使心中了然我終將一死,沒死以前我還是活著的。?~~保羅.卡拉尼提

2014年,36歲的保羅醫師即將完成十年之久的神經外科醫師訓練,科學研究並獲得美國神經外科學會最高研究獎,即將獲得史丹福醫學院外科教授職位並主持自己的研究室。他的人生正邁向生命的高峰,卻被診斷出患有第四期肺癌。頭一天他是醫生,還在治療瀕死的病人,第二天他是病人,掙扎求生。他跟妻子原先設想的未來,就此完全蒸發。

保羅醫生原本醉心文學,取得史丹福文學碩士,因想探索生命本質,轉而學醫,念完耶魯醫學院後,他選擇成為神經外科醫生,在人類身分、意義認同的最關鍵部位--大腦從事手術。

在確診自己罹患末期疾病後,這位才華洋溢的年輕神經外科醫師從醫師、病人、兒子、伴侶、父親等不同身分,審視自己37年的生命歷程,思索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即便最後身體極度不適,保羅醫師仍奮力寫作,最後他於2015年3月過世,留下這本深刻且令人感動的書。《當呼吸化為空氣》飽含文學、醫學、哲學的省思,將引領我們思考自己的價值與有限的生命。

面對未知與隨時可能降臨的人生終點,保羅醫師寫著:

1.我生命的一章似乎結束了;也許整本書都在收尾。與其成為牧師般的角色,協助另一個生命轉型,我發現自己才是那頭迷失而惶恐的羊。重病不僅改變生命,更是粉碎生命。感覺這不太像天啟(一道刺眼的疾光,照亮「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比較像某個人剛剛丟下燃燒彈,夷平往前的道路。現在,我得繞道而行。

2.我逐漸了解,面對我終將死亡的事實,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什麼也沒有改變,也改變了一切。作家貝克特所寫的七個字,開始不斷縈繞於我的腦中:?我沒有辦法繼續下去。我會繼續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

3.死亡永遠是贏家。不過你仍然可以繼續奮鬥,你永遠無法觸及完美,但是你可以相信那條漸近線,永不止息地朝它努力。

4.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起碼已經學到一件事,一件希波克拉底、奧斯勒都沒提到的事情:醫師的職責不是峻拒死亡,也不是使病人回復舊有生命,而是敞開雙臂擁抱生命已經分崩離析的病人及家屬,而且努力使他們重新站起去面對、去弄清楚他們本身存在的意義。

5.當初以怎樣的奮鬥與痛楚來到世間,我們不清楚,可是要離開世間,通常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下是保羅留給世界最後的話語:

我翻看一張張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片子,診斷不言可喻:肺臟滿布腫瘤無數脊柱畸形,有一葉肝臟被侵蝕。癌症,擴散極廣。我是神經外科住院醫師,最後一年的訓練剛開始。過去六年來,這類片子我看過無數次,即使希望渺茫,也試圖從中找到某種能幫助病人的治療方案。可是,這次不同:我看的是自己的片子。

我不在放射科,沒穿白袍,沒戴無菌手套。身上套著病人的罩袍,我被綁在點滴注射架上,正在用護士留在我病房裡的電腦,妻子露西(她是內科醫師)在我身邊。我從頭再看一遍每組片子:肺窗,骨窗,肝窗,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從前到後,完全按照我受過的訓練,彷彿能找到什麼東西改變診斷結果。

我倆一起躺在病床上。

露西靜靜地說, 彷彿是唸台詞般:「你覺得, 有沒有任何可能是別種病?」

「沒有,」我說。

我們抱緊彼此,像年輕的情侶。過去一年我們一直在猜,可是拒絕相信,甚至拒絕談論,癌細胞正在我的身體裡生長。

大約六個月前,我的體重開始下降,背痛狂烈。早上更衣時,皮帶先是要上緊一個孔,後來則變成兩個。我去見自己的初診醫師。我穿著單薄的藍色罩袍,躺在冰冷的檢驗檯上,對醫師描述自己的症狀。「當然,」我說,「如果這是醫師檢定考試題目:三十五歲,原因不明的體重下降,新出現背痛症狀—答案很明顯是(C)癌症。可是,說不定這只是我最近工作量太繁重。誰知道呢?為了保險起見,我希望做核磁共振造影(MRI)。」

「我想應該先照X光,」她說。背痛做MRI太花錢,而且減少不必要檢驗近來成為全國降低醫療成本的一大重點。可是,掃描造影的價值要看你想知道什麼;尋找癌細胞,X光並沒有太大用處。然而,對不少醫師來說,還在早期階段就要求MRI檢驗是離經叛道的做法。她繼續說:「雖然敏感度不高,但我們應該從X光檢查開始。」

「那麼,照屈伸動態X光怎麼樣?也許是峽部脊椎滑脫?」

從牆上一面鏡子的反影,我看得到她上網搜尋。

「那是椎弓骨折的一種,多達百分之五的人患這種病,常引發年輕人背痛。」

「好吧,我會開檢驗單。」

「謝謝,」我說。

為什麼穿起外科醫師的外衣,我就充滿權威,而穿起病人的罩袍,就像隻綿羊?真相是,我比她更懂背痛。神經外科的訓練有一半跟脊柱異常相關。不過,峽部脊椎滑脫確實更可能。它的確以顯著的百分比侵襲青壯年,至於三十幾歲而脊柱長癌呢?機率不會高於萬分之一。就算機率百倍於此,還是要比峽部脊椎滑脫少見。也許,我只是自己嚇自己。

X光片看來沒問題。我們把症狀歸諸工作勞累和身體老化,訂好回診日期,我回去治療當天自己的最後一個病人。體重下降開始減緩,背痛變得可以忍受。吃點ibuprofen 止痛,能讓我健康地度過一天,畢竟一天工作十四小時的苦日子,所剩不多。

我從醫學生變為神經外科教授的路途,終點幾乎在望:我已經通過十年的磨鍊,一定要挨過接下來的十五個月,直到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我贏得前輩的尊敬,獲得國家級知名獎項,好幾家知名大學願意聘我。不久前,我在史丹福醫院的上司私下找我,他說:「保羅,我相信你申請任何工作,都會是排名第一的候選人。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們有個教授缺,要找像你這樣的人。當然,這種事不能打包票,可是你應該考慮這個職位。」

三十六歲的我,已經登上峰頂;眼前就是應許之地,從基列到耶利哥,直到地中海。我見到海上一艘漂亮的遊艇,露西、我、我們未來的孩子,週末駕它出海。我見到隨著日常工作腳步放緩,我發緊的背也鬆弛下來,生活變得較能掌握。我見到自己終於成為我本來承諾的丈夫角色。

接著,幾個星期以後,一陣陣嚴重的胸痛開始出現。

是我工作時撞到什麼嗎?無意間撞斷了一根肋骨?有些夜裡,我醒來發現床單全濕,被汗水浸透。體重又開始下降,現在速度更快,從一七五磅掉到一四五磅。咳嗽症狀出現,一直好不了。沒什麼好懷疑的了。一個星期六下午,露西和我在舊金山多洛雷斯公園裡,躺在陽光下,等候露西的姊妹。露西瞟一眼我的手機螢幕,上面顯示醫學資料庫的搜尋結果:「三十至三十五歲癌症發病率」。

「什麼?」她說。「我不曉得你真的在擔心這個。」

我沒回答。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你要不要告訴我?」她問。

她生氣,因為她也一直在擔心。她生氣,因為我不跟她談。她生氣,因為我承諾她一種生活,給她的卻是另一種。

「可不可以拜託你告訴我,為什麼你不跟我講心裡的事?」她問。

我關掉手機。「我們去買冰淇淋吃吧,」我說。

我們已經講好下星期要去紐約度假,見幾個老同學。也許睡個好覺、喝幾杯雞尾酒能幫點忙,使我們重新和好,替婚姻的壓力鍋洩掉一點壓力。可是露西的計畫變了。「我不跟你去紐約了,」出發前幾天她宣布。她要搬出去一個星期;她需要時間考慮我們的婚姻現況。她的聲音平穩,使我更覺得頭暈目眩。

「什麼?」我說。「別這樣。」

「我太愛你,所以才這麼困惑,」她說。「可是我擔心,對於我們的關係,我們兩個人的期望不一樣。我覺得,我們的溝通不夠。我不想靠意外才發現你在擔心什麼。我告訴過你,我感到很孤立,而你並不認為有問題。我需要找別的解決方法。」

「事情不會有問題的,」我說。「這都是因為住院醫師訓練的緣故。」

事情真的這麼糟了嗎?神經外科訓練是所有醫學專科裡要求最高、最嚴的一科,一定是它造成我們的婚姻緊張。

不知道有多少個夜裡,我很晚才從醫院回家,露西已經上床,我癱在客廳地板,疲憊不堪;不知道有多少個早上,當我在黑暗中出門工作時,她還沒睡醒。可是我們的職業生涯現在正在抵達高峰—好多大學都願意同時聘請我們兩人,我到神經外科,她到內科。我們已經度過人生旅程中最艱難的一段。我們不是已經討論過十幾次了嗎?難道她不明白,現在把事情弄擰,是最糟的時刻?難道她不懂我只剩一年的住院醫師訓練,而且我愛她,我們距離兩人一直期待的共同生活只有一步之遙?

「如果只是住院醫師的壓力,我可以承受,不是問題,」她說。「我們已經承受這麼久,都走到今天了。問題是,如果不只是住院醫師的壓力呢?

你真的認為等你成為神經外科教授主治醫師,事情就會變好嗎?」

我提議放棄這趟旅行,彼此更加開誠布公,去見幾個月前露西建議的婚姻諮商師,可是她堅持她需要時間—獨處的時間。這時,這團困惑的模糊分際蒸發了,只剩下冷硬的邊緣。好,我說。假如她決定離開,那麼我就當作關係結束。假如結果我有癌症,我不會告訴她—她可以自由選擇未來的人生。

啟程到紐約前,我暗自安排了幾項檢查,排除某些年輕人常見的癌症。(睪丸癌?沒有。黑色素瘤?沒有。白血病?沒有。)神經外科病房很忙,一如平常。星期四晚上溜走,滑入星期五早晨,我在開刀房連續待了三十六個小時,非常複雜的病例一個接著一個:巨型動脈瘤、顱內動脈繞道、腦動靜脈畸形。當主治醫師走進來,我暗道一聲感謝,終於有機會靠著牆讓背舒緩幾分鐘了。上飛機前去照胸部X光的唯一空檔,是在我離開醫院回家前的路上。我想,就兩個可能,我得了癌症,那麼這會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朋友;否則,我沒得癌症,那麼就沒有理由取消旅行。

我衝回家,抓起行李。露西開車送我到機場,告訴我她已經約好婚姻諮商的時間。

我在登機門傳簡訊給她:「真希望你在這裡。」幾分鐘後,答覆傳來:「我愛你。你回來的時候,我會在這裡的。」

飛行途中,我的背僵硬極了,好不容易挨到中央車站,準備搭火車前往紐約上州的朋友住處,這時全身一陣一陣痛楚襲來。過去幾個月,我的背抽搐的劇烈程度不一:從可以忽略的小痛,到咬牙說不出話,再到痛得令我蜷曲倒地狂叫。現在趨近疼痛尺度的最高點。我躺在候車區一張硬長椅上,感到背部肌肉收縮變形,我用力呼吸,控制痛感。ibuprofen 完全沒轍。哪條肌肉抽搐,我就叫出那條肌肉的名字,設法逼回眼淚:erector spinae(豎脊肌)、rhomboid(菱形肌)、latissimus(背闊肌)、piriformis(梨狀肌)??警衛走過來。「先生,你不能躺在這裡。」

「抱歉,」我喘著氣,一個字一個字說。「背??嚴重??抽搐。」

「你還是不能躺在這裡。」

抱歉,可是我正在死於癌症。

這些字在我的舌尖打轉,可是,如果不是呢?也許,伴隨背痛患者一生的就是這種痛。我對背痛懂得不少,解剖上也好,生理上也好,還有病人形容各種痛所用的詞語—可是,以前我不懂背痛的感覺。也許,這就是了。

也許。也許,我不想用那個喪氣的字眼。也許,我只是不願意大聲說出癌症兩個字。

我設法站起來,一拐一拐地走到月台。

我抵達冷泉鎮朋友家時,是下午四、五點,十多個老友在那裡歡迎我,他們的歡呼聲裡夾雜著小孩快樂的喧嘩。接下來是擁抱,還有一杯凍得冰涼的褐色冒泡飲料傳到我的手裡。

我本來期望遠離開刀房幾天,足夠的睡眠、休息、放鬆—簡單地說,正常生活的滋味—可以使我的症狀回到背痛、疲倦的正常尺度。可是一兩天後,我很清楚痛苦不會緩解。

我睡過早餐時間,蹣跚地走到午餐桌旁,看著一盤盤飽滿的豆子燉肉、蟹螯,卻無法下嚥。到了晚餐,我筋疲力竭,已經準備再上床睡覺。有時候,我念書給孩子聽,可是多數時間,他們在我的身上和身旁遊戲,跳躍喊叫。(「小朋友,我看保羅叔叔需要休息。你們到那邊去玩好不好?」)我記得,十五年前的某個休假日,我在夏令營當老師。當時我拿著一本《死亡與哲學》正在閱讀。以前我常笑那個不搭調的場面:年方二十,置身大樹、湖泊、高山的優美景致,周遭鳥語啁啾,混雜快樂的四歲兒童的尖叫,卻埋首於一本談論死亡的黑色小書。只有現在,就在此刻,我感受到兩個情境互相對應:不是太浩湖,而是哈德遜河;不是陌生人的子女,而是朋友的子女;不是談論死亡的書,而是我這具即將死亡的身體,把我隔絕在周遭的生命之外。

第三晚,我去見主人邁克,告訴他我打算縮短行程,隔天動身回家。

「你看起來不是太好,」他說。「沒事吧?」

「拿杯威士忌,我們坐下來談談怎麼樣?」我說。

在他的壁爐前面,我說,「邁克,我想我得了癌症。而且,不是好的那種。」

這是我第一次脫口道出這個字眼。

「嗯,」他說。「這不是什麼搞怪惡作劇吧?」「不是。」

他停頓了一會兒。「我不曉得該怎麼問。」

「好吧,我猜想,首先我應該說,我得了癌症還不能說是事實。我只是相當確定而已,很多症狀都指向這個診斷。明天我會回去弄清楚。我希望是自己搞錯了。」

邁克提議幫我把行李郵寄回去,這樣我就不必一路提著。第二天一早他開車送我去機場,六個小時後,我在舊金山著陸。當我跨出飛機,手機響了。是初診醫師打來告訴我胸部X光結果:我的肺臟顯影不清,看起來一團模糊,彷彿相機的快門開太久。醫師說,她不確定為什麼。

她多半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

露西來機場接我,可是我等到了家才告訴她。我們坐在沙發上,當我告訴她的時候,她也知道。她頭靠上我的肩膀,我們之間的距離消失無蹤。

「我需要你,」我輕聲耳語。

「我永遠不會離開你,」她說。

我們打電話給一個好友,他是醫院的神經外科主治醫師,請他安排我住院。

我拿到塑膠手環,所有病人都要戴的手環,穿上熟悉的淺藍色醫院罩袍,經過我認識的幾個護士面前,登記住進病房—這幾年來我看過數以百計個病人的同一間病房。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坐在病人身旁,解釋疾病末期的診斷和複雜的手術;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恭喜病人治癒,見到他們重回原有生活的欣喜;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宣告病人死亡。我曾經在椅子裡坐過,在洗手檯洗手,在白板上寫下指示,更改日程。在極度疲乏的時刻,我甚至曾經渴望躺在這張床上睡覺。現在我躺在那裡,無比地清醒。

一個年輕的護士,我沒見過的,伸頭進來。

「醫師很快就會來。」

就那一句話,我曾經想像的未來,一個即將實現的未來,幾十年奮鬥的終極目標,從此蒸發。

書名:當呼吸化為空氣

作者: 保羅.卡拉尼提

出版社: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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