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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總是真情流露

文 / 林蕙瑤    
199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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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總是真情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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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於一月十八日安詳地離開了,各界敬愛他的朋友都全力以赴地為他籌備後事。當我與大姊蕙瑛在漢聲雜誌社與黃永松先生談論有關訃聞排印時,黃先生突然說:「妳們不是有位妹妹在法國?妳父親很疼愛她的。去年我們最後在一起時是在一家電台錄音,妳父親看到我及吳美雲,即向我們撒嬌的說,他來前才大哭過一場。當時我們聽了都嚇一跳,問是怎麼一回事。妳父親說他臨出門前,小女兒剛去機場回巴黎。」我當時聽了黃先生的話,萬分感動。

這麼多年來,爸爸總是在我回台及離台的前三四天就開始難過流淚。他的邏輯是,回來的話,不管是停留多少天,總是又要走;從我回家的第一天起,他有如聯考前的倒數日期般計算還剩幾天。我年輕不懂事時,每次在離台前雖也難過,但總覺得爸爸的情緒頗戲劇化。他經常說離別是相聚的開始,以求安慰。爸爸因年事高、身體日衰,且四年前他因且腸癌住院開刀,元氣受損,才更了解他為何如此珍惜每次短暫相聚的愛心及苦心。父女情深純屬隱私,然爸爸卻因率真、坦誠的本性而不由自己地在外人面前自然流露。

我雖排行老么,但自小成長於大家庭的環境中,所以並無一般老么被特寵的感覺。幼時大部分時間是由家裡女傭陪伴,與父母相處的印象不太深刻。直到初高中時,因大姊已成家,媽媽、哥哥及二姊都在美國,只有我與爸爸倆人住台北。就是在此少女成長時期,我倆培養出一生深厚的父女感情。

相依不虛假

青少年期時,與爸爸兩人「相依為命」,漸漸注意到他的需要及生活上的點點滴滴。爸爸最得意並經常掛在口上的是,當他無意中提及郵票、漿糊、信封等快用完時,我就會自動買齊擺在他書桌上;偶爾,看到他特別喜愛的糕餅,也會買回給他吃;看到他刮鬍刀已舊,也會主動地補給;每晚入睡前一定會先向他道晚安。爸爸說這些看起來雖是小事,卻是他當時的家庭溫暖。

小時,我因滿好吃,曾長得較圓滾些,爸爸就說我是「最小最胖又最乖」。自此,「胖乖」及「胖妹」也就成為我小名。特別是「胖妹」更是成為我自十七歲離台赴美讀書,二十多年來爸爸來信開頭的稱呼。雖然,自我長大後,一向被認為「太瘦了,其實可以吃胖些」!由於爸爸才是一向胖大,因此過去幾年來,我乾脆將此暱稱還給了爸爸,我給他每封信開頭亦是「胖乖爸爸」。在日常生活中,我亦親暱的稱呼他「胖乖」。

台灣在一九七八年才開放觀光,在這之前,出國是件不易之事。而我於一九七二年赴美就讀高三時,父女分離真是依依不捨。爸爸常提起,那年四月我辦好赴美手續時,他很悲傷,尤其足有一次他帶團路經北投,看到一群景美女中學生自陽明山下山,他睜大眼睛看,希望能在遠處黃色制服群中找到我的身影。

當時打國際電話是件奢侈的事,靠頻繁書信的往來更加深父女之情。漸漸地,爸爸在心理上養成了依賴我的習慣,他在每封來信裡都會提到「世界上只有胖妹與爸爸倆人相依為命,其餘都是人海茫茫」。當然,他從不忘在來信中叮嚀我要用功讀書,充實自已,不要虛度時光。爸爸一向希望子女能念考古人類學,而我雖念完了碩士學位,選擇的竟然是企業管理,不免讓他在喜悅中帶絲失望。

大學剛畢業及念完碩士學位時,曾回台短暫定居過兩次,與爸爸重拾當年「相依為命」的快樂時光。

住家在長安東路一帶,該區逐漸自一般住宅區演變為「東洋風化區」。頓時,各式酒廊如雨後春筍,電動玩具店更是遍佈大街小巷,使我非常懷念小時候曾為高級住宅區有過風光時代的長安東路,爸爸卻對此區情有獨鍾。因為他在這裹住了四、五十年,一來習慣了,二來也有了感情。我曾試著向爸爸進行搬家洗腦運動,無奈爸爸懷舊,對住區四周的改變視若無睹,最後我也只好屈服。結果他依然是數十年如一目地過著「鬧中取靜」及「出污泥而不染」的學者生活。

繪畫亦是爸爸不為人知的天賦,興趣來時,他會幽默地將生活中大小事以素描表現出。歐巴桑於二十五年前來家中幫傭至今,爸爸教她辨識阿拉伯數字,她才學會看鐘、撕日曆及打電話。當年尚未有銀行自動轉帳忖款制度,爸爸常將水電費放在信封裡,信封上畫著一個水龍頭,滴著幾滴水。或於另一信封上畫一碗香噴噴的米飯,歐巴桑立刻領會是要付水電費及米錢。因此我們都非常佩服爸爸經常以人及物的特徵,透過繪畫來與歐巴桑溝通。

一九八三年中,我有機會去瑞士再進修。明知爸爸已屆七十而不宜遠遊,但在爸爸的鼓勵下,我又再次離台。因在外工作成熟許多,又因年齡的增長更珍惜每年二、三次探望爸爸的短暫時刻。因此,我排除請假的困難,每年必定回台北與爸爸及大姊共度春節,同享天倫之樂。爸爸也成為我每次回台期間作息的優先次序。外子雖是法國人,也很支持及體諒我們父女情深,尤其在我們出外旅行時,也經常提醒我不要忘了電話問候爸爸。

「小偷理論」

爸爸一向生活儉樸,打國際電話,對他而言,是件浪費的事。過去上多年來,他總以「我一切安好,勿念!國際電話費貴,不要多講,寫信即可」之短言,匆匆將我的電話掛掉。雖是每次吃「閉門羹」,但我知道他的一番好意,總是找盡理由,並以問話方式,使他不得不從回話中,點點滴滴的道出他心底的話,慢慢地,他也開始習慣每晚大約六點半左右,等待我的電話。有時因臨時有事,沒有如期打給他,第二天打去時,他會很委屈地告訴我他等了一夜一天的電話,令我憐惜不已。又有好幾次,我打電話回家,正好大姊及外甥嘉澍都回去陪他吃飯,我正暗自高興可以一網打盡,此時爸爸就會以他有急事需用電話為由,催促他們快快掛電話。

起初通信頻繁期間,他仍心疼電話費而匆匆結束,但日子久了,他的話匣也逐漸打開,於是巴黎台北間的距離也縮短,父女間的深情也更濃了。

我因工作調遷、出差及假期,有很多機會到處旅遊,每到一處總不忘寄當地的名勝古蹟風景明信片給他,希望與他分享旅遊的快樂。爸爸多年末出國,尤其開刀後,每日必須清洗人工造口,更換便袋而不敢參加必須過夜的古蹟考察之旅。因此,我總希望藉著這些明信片能引帶他神遊世界各國。

只有一次爸爸在大姊的鼓勵及陪同下,重遊在一九五五年自台灣搭船去歐洲途經的新加坡,記得當天我去機場接爸爸,老遠就看到他那胖胖的身影,左右手各攜一個「白蘭洗衣粉」袋子,裝滿了換洗衣物。爸爸因人高體胖,特地為他在當時剛開幕不久的五星級東方大飯店(The Oriental Hotel)訂了一個客廳睡房分開的大套房。記得,車子駛到飯店門口,幾個身著挺亮制服的印度人搶著要拿行李送進套房,結果汽車後座一打開,居然只有二個破舊的白蘭袋子。看著這幾位印度人錯愕的表情,我與大姊互望而會心一笑。爸爸雖儉樸,但此時卻也很開心並盡情地享受大套房的舒適及服務。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與爸爸在國外旅遊的珍貴經驗。

爸爸因疼愛我,經常為我掛心。回台探望他時,他總是催促我快快回巴黎,既嚴肅又憂心忡忡地說:「你每次回來這麼久,萬一公司裡的打字小姐知道你不在,邀請你先生去喝咖啡,那不就糟了嗎?」我笑著回答:「胖乖爸爸,您不用擔心,這年頭已沒有打字小姐了,一切都改用電腦。何況夫妻間要能互信,真要出事,在與不在都一樣,所以您不用操心。」爸爸一聽,更憂慮地說:「妳難道不懂「小偷理論」?妳難道不知小偷只在沒人在家時才來……。」如此的對話,經常弄得大家啼笑皆非,卻又覺得他的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爸爸生前雖去過全台北市各大新興飯店,但他最喜愛且有安全感的去處,就是國賓大飯店。

不為省錢妥協

三十幾年前台北市僅有幾家觀光大飯店時,爸爸就常去國賓。而後國賓曾經多次擴張及裝修,且換了數次經理及服務人員,但只要見過爸爸一次的員工,都會記得他。尤其是一樓的自助餐廳及咖啡廳,幾乎成為自家廚房。爸爸一向喜歡西餐廳的氣氛,他在此餐廳每次只吃幾片香脆的法國麵包,塗上厚厚的牛油塊,配上一杯香醇的熱咖啡,如此他就心滿意足了,自助餐廳經理每每忍不住的替他心疼,乃勸他不如自麵包店買回家吃更划算。而爸爸卻堅持吃西餐需有吃西餐的氣氛及伴侶,所以寧可有氣氛而絕不為省錢而妥協。他在國賓餐廳中都有固定的桌位。只要服務人員遠遠的見他拐著手杖一步一步蹣跚而來,無不立即前來幫忙扶行,且不須等他點菜,就將他喜愛的食物自動送上。而國賓也成了爸爸與所有女性朋友相約談話之固定場所。每次回台去國賓共餐,也成為我與爸爸的例行公事,去年十一月的一次午餐成了我倆最後一次在國賓的相聚。

去年十一月七日,離巴黎回台前,收到爸爸十月二十九日的來信,信中提及「……台北最近天氣變化大,我因此頭痛、喉痛、胸痛,甚至全身痛得像壞掉一樣……。」我將此信隨身帶回台北。回家看到他比前次更消瘦,背更彎駝,胃口奇差,步行亦困難,心裡一陣心酸,堅持要帶去醫院檢查。無奈爸爸那一陣子早已排滿了開會、審論文、寫稿、記者採訪等忙碌作息表,他說先服藥,過陣子較不忙時再去醫院總檢。在服用感冒藥居然稍有好轉,因此全家人,包括爸爸在內,都以為他是因為感冒而身體不適及食慾不振。

回巴黎前夕,如慣例全家人及數位好友聚餐,而爸爸那晚幾乎什麼也沒吃。回到巴黎的次日,我收到大姊的來電才得知爸爸住院。沒想到那一晚居然成為我們全家最後一次的聚餐。

回想他一個月前信裡所提及的一切疼痛,其實就是他體內癌細胞已在蔓延的徵候。而他卻忍痛並堅持他的工作及日常作息,苦撐到身體再也不能忍受癌細胞侵蝕的最後一刻。

當我隔日趕回台北看到爸爸時,他已因癌細胞侵蝕聲帶而失去他平日宏亮的聲音。經主治醫生診斷爸爸因肺腫瘤影響呼吸器官,缺氧又癌細胞已擴散到腦部,但因他年事已高,身體多病衰弱,不宜開刀切除腦部及肺腫瘤,乃宣告病危。當我及大姊被告知爸爸最多只剩二、三個月的生命,也有隨時就走的可能性,最好要有心理準備。死亡宣告在那一剎那帶來絞心之痛及生離死別的茫然,眼淚不禁泉湧而出,不敢相信所聽到是事實。爸爸這幾年身體雖不是很好,但以他一向超乎常人的生命力,絕對不可能就會如此輕易地離去,何況他還有許多事要做,而我們也還沒疼夠他!

有尊嚴地活

我們很幸運地能夠在加護病房內不受時間限定地陪伴爸爸。這段所剩不多的時間,是以後用什麼也換不回來的,我與大姊陪伴在他身邊並珍惜與他相處的每一分一秒。遠居英國的媽媽、哥哥及二姊也都回台探望爸爸。爸爸雖飽受癌細胞蔓延及插管之苦,但卻仍念念不忘許多尚未完成之事及對我們的關愛。我們看他那分對工作的執著及對生活的熱愛,實在不忍抹去他對生命最後一絲希望。我們也曾請教精神科主任是否應該告訴爸爸實情。但主任說通常在這種情況,病人與家屬間其實是「你知我知,心照不宣」。病人與家屬的心情都是一樣,抱著最後一絲希望。話說得太明,病人反而會因失去靠最後一線希望來維持他最後的生命力。因此,我們誰也沒有勇氣告訴爸爸已得了絕症,當時最大的希望就是他能平和、安詳且有尊嚴地度過所剩無幾的日子。

外子於去年聖誕節前自法國來台四天,探望住院已近一個月的爸爸。爸爸一看到他時,那雙大眼即溜溜轉轉,急欲表達對他女婿的歡迎,隨即以英文與他筆談許久,並再三叮嚀我一定要代他作東,介紹台北的美食給這位洋女婿,還說等他出院後要親自介紹台灣的民俗古蹟。看到爸爸在病危苦痛時刻,不忘疼愛晚輩的行徑,不禁令我感動萬分,但疼在心頭。

爸爸臨終前給我的最後兩個叮嚀是--「能不能做個女強人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做個有素養的女人。」「權勢、財富可以一夜之間失去,只有道德學識是永遠的。」

爸爸過世當天上午,等我及大姊抵達病房慣例地疼愛過他後,就突然停止呼吸及心跳,安寧地走了。看他生前勇敢地為自己的生命作最後掙扎,或許能安詳地走,是個解脫,也是個福氣。何況爸爸常說離別是相聚的開始。我很感謝爸爸讓我陪伴他走完他的最後七十二天。

爸爸走了,才深深感到,不論自己年紀多大,在爸爸面前永遠是小女孩。而今天爸爸不在了,我才真正的成長,並要面對及承擔人生的一切。

(林蕙瑤)

本文出自 1997 / 03 月號

第129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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