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於一月十八日安詳地離開了，各界敬愛他的朋友都全力以赴地為他籌備後事。當我與大姊蕙瑛在漢聲雜誌社與黃永松先生談論有關訃聞排印時，黃先生突然說：「妳們不是有位妹妹在法國？妳父親很疼愛她的。去年我們最後在一起時是在一家電台錄音，妳父親看到我及吳美雲，即向我們撒嬌的說，他來前才大哭過一場。當時我們聽了都嚇一跳，問是怎麼一回事。妳父親說他臨出門前，小女兒剛去機場回巴黎。」我當時聽了黃先生的話，萬分感動。
這麼多年來，爸爸總是在我回台及離台的前三四天就開始難過流淚。他的邏輯是，回來的話，不管是停留多少天，總是又要走；從我回家的第一天起，他有如聯考前的倒數日期般計算還剩幾天。我年輕不懂事時，每次在離台前雖也難過，但總覺得爸爸的情緒頗戲劇化。他經常說離別是相聚的開始，以求安慰。爸爸因年事高、身體日衰，且四年前他因且腸癌住院開刀，元氣受損，才更了解他為何如此珍惜每次短暫相聚的愛心及苦心。父女情深純屬隱私，然爸爸卻因率真、坦誠的本性而不由自己地在外人面前自然流露。
我雖排行老么，但自小成長於大家庭的環境中，所以並無一般老么被特寵的感覺。幼時大部分時間是由家裡女傭陪伴，與父母相處的印象不太深刻。直到初高中時，因大姊已成家，媽媽、哥哥及二姊都在美國，只有我與爸爸倆人住台北。就是在此少女成長時期，我倆培養出一生深厚的父女感情。
相依不虛假
青少年期時，與爸爸兩人「相依為命」，漸漸注意到他的需要及生活上的點點滴滴。爸爸最得意並經常掛在口上的是，當他無意中提及郵票、漿糊、信封等快用完時，我就會自動買齊擺在他書桌上；偶爾，看到他特別喜愛的糕餅，也會買回給他吃；看到他刮鬍刀已舊，也會主動地補給；每晚入睡前一定會先向他道晚安。爸爸說這些看起來雖是小事，卻是他當時的家庭溫暖。
小時，我因滿好吃，曾長得較圓滾些，爸爸就說我是「最小最胖又最乖」。自此，「胖乖」及「胖妹」也就成為我小名。特別是「胖妹」更是成為我自十七歲離台赴美讀書，二十多年來爸爸來信開頭的稱呼。雖然，自我長大後，一向被認為「太瘦了，其實可以吃胖些」！由於爸爸才是一向胖大，因此過去幾年來，我乾脆將此暱稱還給了爸爸，我給他每封信開頭亦是「胖乖爸爸」。在日常生活中，我亦親暱的稱呼他「胖乖」。
台灣在一九七八年才開放觀光，在這之前，出國是件不易之事。而我於一九七二年赴美就讀高三時，父女分離真是依依不捨。爸爸常提起，那年四月我辦好赴美手續時，他很悲傷，尤其足有一次他帶團路經北投，看到一群景美女中學生自陽明山下山，他睜大眼睛看，希望能在遠處黃色制服群中找到我的身影。
當時打國際電話是件奢侈的事，靠頻繁書信的往來更加深父女之情。漸漸地，爸爸在心理上養成了依賴我的習慣，他在每封來信裡都會提到「世界上只有胖妹與爸爸倆人相依為命，其餘都是人海茫茫」。當然，他從不忘在來信中叮嚀我要用功讀書，充實自已，不要虛度時光。爸爸一向希望子女能念考古人類學，而我雖念完了碩士學位，選擇的竟然是企業管理，不免讓他在喜悅中帶絲失望。
大學剛畢業及念完碩士學位時，曾回台短暫定居過兩次，與爸爸重拾當年「相依為命」的快樂時光。
住家在長安東路一帶，該區逐漸自一般住宅區演變為「東洋風化區」。頓時，各式酒廊如雨後春筍，電動玩具店更是遍佈大街小巷，使我非常懷念小時候曾為高級住宅區有過風光時代的長安東路，爸爸卻對此區情有獨鍾。因為他在這裹住了四、五十年，一來習慣了，二來也有了感情。我曾試著向爸爸進行搬家洗腦運動，無奈爸爸懷舊，對住區四周的改變視若無睹，最後我也只好屈服。結果他依然是數十年如一目地過著「鬧中取靜」及「出污泥而不染」的學者生活。
繪畫亦是爸爸不為人知的天賦，興趣來時，他會幽默地將生活中大小事以素描表現出。歐巴桑於二十五年前來家中幫傭至今，爸爸教她辨識阿拉伯數字，她才學會看鐘、撕日曆及打電話。當年尚未有銀行自動轉帳忖款制度，爸爸常將水電費放在信封裡，信封上畫著一個水龍頭，滴著幾滴水。或於另一信封上畫一碗香噴噴的米飯，歐巴桑立刻領會是要付水電費及米錢。因此我們都非常佩服爸爸經常以人及物的特徵，透過繪畫來與歐巴桑溝通。
一九八三年中，我有機會去瑞士再進修。明知爸爸已屆七十而不宜遠遊，但在爸爸的鼓勵下，我又再次離台。因在外工作成熟許多，又因年齡的增長更珍惜每年二、三次探望爸爸的短暫時刻。因此，我排除請假的困難，每年必定回台北與爸爸及大姊共度春節，同享天倫之樂。爸爸也成為我每次回台期間作息的優先次序。外子雖是法國人，也很支持及體諒我們父女情深，尤其在我們出外旅行時，也經常提醒我不要忘了電話問候爸爸。
「小偷理論」
爸爸一向生活儉樸，打國際電話，對他而言，是件浪費的事。過去上多年來，他總以「我一切安好，勿念！國際電話費貴，不要多講，寫信即可」之短言，匆匆將我的電話掛掉。雖是每次吃「閉門羹」，但我知道他的一番好意，總是找盡理由，並以問話方式，使他不得不從回話中，點點滴滴的道出他心底的話，慢慢地，他也開始習慣每晚大約六點半左右，等待我的電話。有時因臨時有事，沒有如期打給他，第二天打去時，他會很委屈地告訴我他等了一夜一天的電話，令我憐惜不已。又有好幾次，我打電話回家，正好大姊及外甥嘉澍都回去陪他吃飯，我正暗自高興可以一網打盡，此時爸爸就會以他有急事需用電話為由，催促他們快快掛電話。
起初通信頻繁期間，他仍心疼電話費而匆匆結束，但日子久了，他的話匣也逐漸打開，於是巴黎台北間的距離也縮短，父女間的深情也更濃了。
我因工作調遷、出差及假期，有很多機會到處旅遊，每到一處總不忘寄當地的名勝古蹟風景明信片給他，希望與他分享旅遊的快樂。爸爸多年末出國，尤其開刀後，每日必須清洗人工造口，更換便袋而不敢參加必須過夜的古蹟考察之旅。因此，我總希望藉著這些明信片能引帶他神遊世界各國。
只有一次爸爸在大姊的鼓勵及陪同下，重遊在一九五五年自台灣搭船去歐洲途經的新加坡，記得當天我去機場接爸爸，老遠就看到他那胖胖的身影，左右手各攜一個「白蘭洗衣粉」袋子，裝滿了換洗衣物。爸爸因人高體胖，特地為他在當時剛開幕不久的五星級東方大飯店(The Oriental Hotel)訂了一個客廳睡房分開的大套房。記得，車子駛到飯店門口，幾個身著挺亮制服的印度人搶著要拿行李送進套房，結果汽車後座一打開，居然只有二個破舊的白蘭袋子。看著這幾位印度人錯愕的表情，我與大姊互望而會心一笑。爸爸雖儉樸，但此時卻也很開心並盡情地享受大套房的舒適及服務。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與爸爸在國外旅遊的珍貴經驗。
爸爸因疼愛我，經常為我掛心。回台探望他時，他總是催促我快快回巴黎，既嚴肅又憂心忡忡地說：「你每次回來這麼久，萬一公司裡的打字小姐知道你不在，邀請你先生去喝咖啡，那不就糟了嗎？」我笑著回答：「胖乖爸爸，您不用擔心，這年頭已沒有打字小姐了，一切都改用電腦。何況夫妻間要能互信，真要出事，在與不在都一樣，所以您不用操心。」爸爸一聽，更憂慮地說：「妳難道不懂「小偷理論」？妳難道不知小偷只在沒人在家時才來……。」如此的對話，經常弄得大家啼笑皆非，卻又覺得他的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爸爸生前雖去過全台北市各大新興飯店，但他最喜愛且有安全感的去處，就是國賓大飯店。
不為省錢妥協
三十幾年前台北市僅有幾家觀光大飯店時，爸爸就常去國賓。而後國賓曾經多次擴張及裝修，且換了數次經理及服務人員，但只要見過爸爸一次的員工，都會記得他。尤其是一樓的自助餐廳及咖啡廳，幾乎成為自家廚房。爸爸一向喜歡西餐廳的氣氛，他在此餐廳每次只吃幾片香脆的法國麵包，塗上厚厚的牛油塊，配上一杯香醇的熱咖啡，如此他就心滿意足了，自助餐廳經理每每忍不住的替他心疼，乃勸他不如自麵包店買回家吃更划算。而爸爸卻堅持吃西餐需有吃西餐的氣氛及伴侶，所以寧可有氣氛而絕不為省錢而妥協。他在國賓餐廳中都有固定的桌位。只要服務人員遠遠的見他拐著手杖一步一步蹣跚而來，無不立即前來幫忙扶行，且不須等他點菜，就將他喜愛的食物自動送上。而國賓也成了爸爸與所有女性朋友相約談話之固定場所。每次回台去國賓共餐，也成為我與爸爸的例行公事，去年十一月的一次午餐成了我倆最後一次在國賓的相聚。
去年十一月七日，離巴黎回台前，收到爸爸十月二十九日的來信，信中提及「……台北最近天氣變化大，我因此頭痛、喉痛、胸痛，甚至全身痛得像壞掉一樣……。」我將此信隨身帶回台北。回家看到他比前次更消瘦，背更彎駝，胃口奇差，步行亦困難，心裡一陣心酸，堅持要帶去醫院檢查。無奈爸爸那一陣子早已排滿了開會、審論文、寫稿、記者採訪等忙碌作息表，他說先服藥，過陣子較不忙時再去醫院總檢。在服用感冒藥居然稍有好轉，因此全家人，包括爸爸在內，都以為他是因為感冒而身體不適及食慾不振。
回巴黎前夕，如慣例全家人及數位好友聚餐，而爸爸那晚幾乎什麼也沒吃。回到巴黎的次日，我收到大姊的來電才得知爸爸住院。沒想到那一晚居然成為我們全家最後一次的聚餐。
回想他一個月前信裡所提及的一切疼痛，其實就是他體內癌細胞已在蔓延的徵候。而他卻忍痛並堅持他的工作及日常作息，苦撐到身體再也不能忍受癌細胞侵蝕的最後一刻。
當我隔日趕回台北看到爸爸時，他已因癌細胞侵蝕聲帶而失去他平日宏亮的聲音。經主治醫生診斷爸爸因肺腫瘤影響呼吸器官，缺氧又癌細胞已擴散到腦部，但因他年事已高，身體多病衰弱，不宜開刀切除腦部及肺腫瘤，乃宣告病危。當我及大姊被告知爸爸最多只剩二、三個月的生命，也有隨時就走的可能性，最好要有心理準備。死亡宣告在那一剎那帶來絞心之痛及生離死別的茫然，眼淚不禁泉湧而出，不敢相信所聽到是事實。爸爸這幾年身體雖不是很好，但以他一向超乎常人的生命力，絕對不可能就會如此輕易地離去，何況他還有許多事要做，而我們也還沒疼夠他！
有尊嚴地活
我們很幸運地能夠在加護病房內不受時間限定地陪伴爸爸。這段所剩不多的時間，是以後用什麼也換不回來的，我與大姊陪伴在他身邊並珍惜與他相處的每一分一秒。遠居英國的媽媽、哥哥及二姊也都回台探望爸爸。爸爸雖飽受癌細胞蔓延及插管之苦，但卻仍念念不忘許多尚未完成之事及對我們的關愛。我們看他那分對工作的執著及對生活的熱愛，實在不忍抹去他對生命最後一絲希望。我們也曾請教精神科主任是否應該告訴爸爸實情。但主任說通常在這種情況，病人與家屬間其實是「你知我知，心照不宣」。病人與家屬的心情都是一樣，抱著最後一絲希望。話說得太明，病人反而會因失去靠最後一線希望來維持他最後的生命力。因此，我們誰也沒有勇氣告訴爸爸已得了絕症，當時最大的希望就是他能平和、安詳且有尊嚴地度過所剩無幾的日子。
外子於去年聖誕節前自法國來台四天，探望住院已近一個月的爸爸。爸爸一看到他時，那雙大眼即溜溜轉轉，急欲表達對他女婿的歡迎，隨即以英文與他筆談許久，並再三叮嚀我一定要代他作東，介紹台北的美食給這位洋女婿，還說等他出院後要親自介紹台灣的民俗古蹟。看到爸爸在病危苦痛時刻，不忘疼愛晚輩的行徑，不禁令我感動萬分，但疼在心頭。
爸爸臨終前給我的最後兩個叮嚀是－－「能不能做個女強人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做個有素養的女人。」「權勢、財富可以一夜之間失去，只有道德學識是永遠的。」
爸爸過世當天上午，等我及大姊抵達病房慣例地疼愛過他後，就突然停止呼吸及心跳，安寧地走了。看他生前勇敢地為自己的生命作最後掙扎，或許能安詳地走，是個解脫，也是個福氣。何況爸爸常說離別是相聚的開始。我很感謝爸爸讓我陪伴他走完他的最後七十二天。
爸爸走了，才深深感到，不論自己年紀多大，在爸爸面前永遠是小女孩。而今天爸爸不在了，我才真正的成長，並要面對及承擔人生的一切。
(林蕙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