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中央政府體制的構想，主要是基於三個大原則，第一是符合民主的原則，第二是使政權更為穩定，第三則是新的體制能更有效能，希望能有前瞻性的變化，未來有比較長治久安的體制來運作。
我們檢討這幾年來，行政與立法院的僵局，常常沒有辦法解決，現行體制也的確有一些困難，這主要是政黨政治的運作發生問題，怎麼樣從制度面著手，使政黨的互動更良性化、正常化。
首先我們認為必須引進內閣制的機制，很多憲法學者認為我們是內閣制，事實上我們是總統制，因為現行的覆議權是總統制的機制，而解散國會的權力和倒閣權才是內閣制，以我們目前的現狀，能引進內閣制的機制，反而可以促進政黨的良性互動，鞏固中央政府的體制。
因為有了解散權，立法委員就不敢違背黨的決策，就會產生黨的紀律性投票，立委為了怕被解散、重新改選，也就不會再跑票。而且未來二黨如果不過半，就必須組織聯合政府，政黨的聯盟承諾，也就會因此遵守。因為有了政黨合作、紀律性投票，和政黨的聯盟承諾，政治體制就會穩定，倒閣、解散國會反而不會發生。
總統不會變帝王
另外，還有人說總統擴權，事實上並沒有。雖然總統有解散國會的權力，但不是一天到晚在解散，因為解散的結果可能對他不利，解散權有嚇阻作用，但不會經常用到，反而促成政黨的良性互動。所以總統的解散權和立法院的倒閣權抵消，因為有倒閣權，政府也不敢懈怠，有互相嚇阻的作用。
大家以為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必經過立法委員同意是擴權，事實上立法委員有不信任案的投票權，所以可以建立一個傳統，就是新任行政院長的第一次施政報告，可以提不信任案投票，也就等於同意權繼續行使。
還有本來希望總統能主持國務會議，但是民進黨反對，沒有被接受。其實如果總統能主持國務會議，總統只不過是從幕後走到幕前。假使總統和行政院長屬於同一個政黨，以目前制度來說，總統早就可以透過國安會議和政黨中常會的主持，指揮行政院長；未來如果能主持國務會議，就是走到幕前來，總統必然是個參與者，而且是個仲裁者。總統、行政院長是若同一個政黨，總統參與者的角色就比較重，當總統和行政院長屬於不同政黨，仲裁者的角色就會比較大。在國務會議裡，總統可以潤滑不同黨派的衝突和爭執，事先做協調，到立法院就不會有黨派的鬥爭，就能使通過的政策或法案，在立法院減少對抗的機會。現在總統沒有這個權，將來可以預期，執政黨和在野黨的衝突就會比較大，這是我們覺得很遺憾的。
也有人說總統會變成帝王，沒有人牽制；實際上，權責相輔的觀念存在於內閣制，而總統制是分權，講求的是制衡，現在總統是人民直接選舉出來，總統應該是政治穩定的核心，如果行政、立法互相倒閣、解散，不穩定時，總統還是穩定的。
全世界總統被制衡的手段，一個是彈劾權，一個是任期，中華民國總統其實是全世界被牽制最多的，第一他任期很短，第二他會被監察院彈劾，第三是國民大會可以罷免，第四是他任命行政院長還要經立法院同意，第五將來如果公民複決制度建立，總統又多了一個被牽制的機制。所以總統變成帝王是不可能的。
有人認為這次國發會的共識是把所謂的「台灣意識」加入憲法，其實我並不這麼認為。我們原本是比較傾向雙首長的制度，只不過是把行政和立法的僵局，加進一些內閣制的措施，然後也把總統制的功能再具體一些，解決日前的狀況，沒有什麼台灣意識、中國意識，而是符合現在台灣的現況，制度沒有中國或台灣，而是必須要去修改成符合目前的現狀。
至於反對黨的功能是不是不見了？民主政治本來就是妥協的政治，不能一直堅持自已的意識形態，毫無協商的餘地，否則就是革命性政黨，不符合民主的要求。當執政黨提出他的主張，主要是看到兩個在野黨走的方向是兩個極端，所以提出一個中間的路線，能獲得其他政黨的接受，也就能達成共識，充分發揮協商和妥協的精神，我並不認為在野黨沒有發揮他的功效，新黨跑出去反對到底，不是也有功能嗎？
大家都往中間走
像這次立法權擴張，把審計權、彈劾權、調查權掌握到手裡，民進黨就是發揮他反對黨的角色，他們一直在攻這邊，也得到適度的滿足，這就是反對黨建設性的角色充分發揮，新黨就是比較消極性的角色。
在先進的民主國家裡，不論是美國、法國或日本，政黨通常都會往中間走，原來意識形態濃厚的現象會愈來愈減少，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有什麼差別？在先進國家，意識形態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最重要是爭取選民的支持，要爭取支持，大家都變成全民黨，自然都會往中間的路線走，彼此意識形態的差距就沒有了，大家爭的就是觀念的差距而已。觀念是可以常常改變的，大家不必爭得你死我活。其實台灣三黨意識形態哪有太大的差距？政黨彼此的合作是應該的，這是國家之福。現在國民黨和民進黨合作，有一個穩定的多數，來穩定整個政治局勢，這在所有國家都一樣。
憲法是不斷成長的，不是一次就完成，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新的問題出現，必須透過修憲解決。改良式雙首長制如果運作良好，就沒有必要再改，唯一可能的障礙，是如果左右共治的狀況出現，總統仲裁者的角色，沒有辦法在國務會議裡產生影響力，造成立法院裡產生鬥爭的現象。另外可能產生的問題是政黨政治不能產生良性的互動，機制沒有辦法建立，這才會是大問題。
我長期在歐洲留學，對歐洲、法國的問題有比較深的研究，在學校也教政治社會學，可能大家認為我是這方面的專家，才由我來總其成，其實大家都在提意見，只是我做最後的促成。過去我也向政府建議過，走雙首長制在修憲上會比較容易，走總統制或內閣制會比較困難，過去那個情勢還是相當困難，現在情勢可以走，政府也願意這樣做，所以我才會提出這個辦法出來。
當然最後還是要怎麼落實的問題，任何改革都會引起不同的批評，這是好現象，制度才能更完善，考量不同的角度，我們中間都還保留彈性。
(林志恆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