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八年，上海，一個從政法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在機關當小職員，畢業後好多年，一直買不起房子。他和師範大學畢業的妻子、孩子，只租了半間房子：他們住前半間，後半間住著一個自由撰稿人。換句話說，他們連一整間房子都租不起，還得和人合租。與他們相比，我幸福多了，起碼當年租屋時，可以單獨租一整間，而且房裡還有廚房和衛浴呢。
民國二十五年，還是上海，一對新婚夫婦，男的正在讀大學，女的大學肄業，從寧波來上海定居，在德華里的一座石庫門租客廳(石庫門的其他房間如臥室、閣樓、亭子間、灶披間，都租給別的房客了)，而且只租了客廳的前半間，準確地說，是客廳前面三分之二的地方。他們沒有衛浴，想上洗手間只能用塞在床底下的便桶代替。他們也沒有廚房，做飯的地方有兩個，一是樓下灶披間前面的空地，一是樓頂的天臺。
以上兩個例子沒名沒姓，再舉個有名有姓的例子吧。
大約民國十二年，女作家丁玲那時還沒成名，在北京奮力打拚。她一個小姑娘，獨自在一棟名叫「通豐公寓」的筒子樓裡租雅房。那雅房的布置是這樣的：「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溼溼的、發黴發臭的地，牆上有許多破破爛爛的報紙，窗紙上畫了許多人頭。」與丁玲比，我擁有了優越感：同樣是租住筒子樓，丁玲的地板發黴，我的地板不發黴。
一年後，丁玲和男朋友胡也頻同居，仍在北京租房。他們收入很低，入不敷出，好一點的房子租不起，又總是夢想著能租到既便宜又舒服的房子，所以常常搬家。他們在西山租過農舍，環境優美，貼近自然，聽得到蟲聲、鳥鳴、駝鈴和母雞下蛋時的咯咯聲，房租也不貴(每月九塊大洋，按購買力折合為三千多塊新臺幣)，就是謀生不方便(那時候郵政不發達，想投稿就得去市區)。後來又搬到市區，回到筒子樓裡租屋。再後來又覺得筒子樓不接地氣，又搬到大雜院裡去……為了租到合適的房子，這對小情侶跑遍了整個北京城，見到街邊的租屋廣告就「常常走到那些地方去參觀」，看過之後只能歎氣：好房子多的是，可咱們租不起啊！
民國十七年，丁玲和胡也頻轉戰上海，上海的發展機會比北京多得多，可是房租也比北京高得多，為了省錢，他們和好朋友沈從文在法租界善鐘路合租一間房，沈從文睡床，丁玲和胡也頻睡地板。後來丁玲在文壇一舉成名，有些髒心爛肺的傢伙揭她隱私，說她生活不檢點，既和胡也頻好，同時又和沈從文好，起因就是因為他們曾經一起合租房子。大學畢業那年，我也曾和人合租，對方與丁玲和胡也頻一樣是情侶，但是並沒有人說我們閒話，我想除了因為我不是名人，不值得讓人揭隱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合租的是公寓，我住一間房，情侶住另一間房，井水不犯河水，不像丁玲他們只能住在同一間屋裡。這樣比過之後，我又找到了優越感。
後來丁玲和胡也頻搬了出去，在上海永裕里十三號樓的三樓租屋，仍然是雅房，沒有廚房，那間房既是臥室，又當廚房。「煤油桶、米袋、打汽爐子以及大小碗盞，平時完全擱在床底下，需用時方從床底拉出，不需用時又復趕快塞進床底。」房間裡也沒有水龍頭，「為了吃飯，兩個人每天大約下樓提水六次。」甚至連一塊切菜的砧板都沒有，「用照相框的反面作為砧板。」
必須說明，丁玲年輕時的租屋生活在民國初年絕非個案，沈從文說過：「有許多年輕人是那麼過下來，且如我們自己，也還得過許多年，且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以後，仍然還得在那種極類似的情形裡過日子。」我想改一下沈從文的後半句：「且在二○一八年的今日以後，仍然還得在那種極類似的情形裡過日子。」我的意思是說，現在的年輕人和將來的年輕人在「成功」之前，照樣得經歷一段租屋生活。雖然整體經濟比當年繁榮了，生產力比當時發達了，我們租的房子比民初強些，但租房畢竟是租房。
本文節錄自：《民國房地產戰爭》一書，李開周著，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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