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執政者喜歡開會。舉例來說，根據官方網站資料，針對年金議題，總統府慎重其事的成立委員會，自2016年6月起，六個月內召開過總共20次委員會議，之後更啟動兩階段的國是會議，在兩月內相繼舉辦四場北中南東分區會議以及一場全國會議；針對文化議題，文化部在相隔15年之後，在2017年9月再一次大張旗鼓的舉辦兩天全國文化會議，並在會議之前三個月內，密集召開北中南東與離島總計18天的分區會議。
平心而論，在會議的事前準備工作上，政府部門該做的事都做了。然而，除了洋洋灑灑的會議紀錄之外，這些會議的成效到底在哪裡？上述的年金議題，至今依舊是引爆台灣社會激烈衝突的來源；文化議題更是難堪，文化部落實全國文化會議結論的方式，竟然是接著在今年5月，繼續再開一次為期五個月的全國文化資產會議。
說委員會、座談會、公聽會、以及審查會誤國，也許太過沉重。畢竟沒有出席者是為了搞砸會議而與會。可是，雖然大家都想為國家社會貢獻一己的力量，這些會議的產出多半卻是讓台灣陷入發展停頓甚至衰退的困境。我們必須正視台灣公共政策的惡化危機：既存的公部門開會方式，以及政策研擬方式，都無法應付當代人類社會所面對的「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難以界定又難以解決，是棘手問題的特徵。造成棘手問題的原因往往牽涉到錯綜複雜的社會紛爭、積習難改的個人行為、組織機構的慢性失能、超出單一組織的權責等。更糟的是它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解決方案本身會導致非預期的後果，也就是新的問題。
改革政策制定流程 才能解決棘手問題
台灣現今迫切需要處理的重大發展課題都是棘手問題，非核家園政策即是最佳的例子。政府與專家學者開會研討出來的政策作為飽受抨擊，為了實踐非核家園理想，其結果卻是造成人民身體的危害（空汙導致的肺腺癌、心肌梗塞等）、國土資源的破壞（風力與太陽能設備的濫建）、經濟發展的停滯（缺電風險影響投資意願）等。這些併發症讓政府陷入束手無策的困境。
為了提升公共政策的創新力，近年來歐盟積極推動將設計力導入公部門的運作過程中（請參考歐盟「Design for Europe」計畫，以及其與IDEO與Nesta的報告書「Designing for Public Services」）。紐約前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所成立的彭博慈善基金會特別重視公部門的創新，以2億美元挹注願意採取創新治理的城市，倡導所謂的i-teams（innovation teams的縮寫）治理模式。
民進黨全面執政已經邁向第三年。蔡英文總統一直自詡自己是改革的政府，但其改革的績效至今乏善可陳。如果政府想要洗刷文青治國的汙名，該是立刻從改革公共政策的制定方式開始。
（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