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納賽爾離開艾比爾後，我試著追蹤他和他家人的情況。一想到庫德斯坦愛國聯盟的影片，我就羞愧得無地自容，只能祈禱那不會置他們於險境。他只是個在貧窮社區長大的孩子，但赫茲尼和我都擔心他遲早會被恐怖分子纏上。多年來伊斯蘭國已在那個城市布滿眼線，以糾舉遜尼派的異議者和國家的不穩定因素。那裡的男人原本希望恐怖分子會像復興黨員，把他們的權力還給他們。就算他們已對伊斯蘭國幻想破滅，但在納賽爾從庫德斯坦回去時，男孩已變成士兵，以及更糟的──真正的信徒。米娜的兒子有辦法逃離戰場嗎？我到現在仍不得而知。
赫茲尼真的很擔心他們會出事。「他們幫助過你。」他說：「萬一他們因此受罰，我們該如何自處？」他非常嚴肅地承擔我們家長的責任。當然，從扎胡或之後的難民營，他什麼也做不成。赫茲尼跟希山姆和納賽爾通了兩次電話，然後一天下午他打去時，線上的聲音告訴他這個號碼已經斷線。在那之後，赫茲尼必須仰賴第二手資訊才能得知納賽爾一家人的情況。一天我們獲得消息，其實伊斯蘭國已查出納賽爾幫助過我，並逮捕巴夏爾和希山姆，但他們已讓好戰分子相信納賽爾是單獨行動。
那家人到二○一七年伊拉克軍隊開始解放摩蘇爾時仍在城中，而此後資訊變得更難取得。赫茲尼輾轉得知納賽爾的一個兄弟在伊斯蘭國與伊拉克軍隊爭奪摩蘇爾與瓦迪哈賈爾聯絡道路的戰役中身亡，但我們不知詳情，亦不知其真假。那家人住在東摩蘇爾，是那年該城第一個解放的地區，他們可能已經逃離，也可能在戰爭中喪命。我聽說伊斯蘭國在伊拉克軍隊反攻時拿民眾當人肉盾牌，並找平民跟他們一起待在美軍想轟炸的建築裡。逃離摩蘇爾的人形容那裡宛如地獄。我們所能做的只有祈禱他們平安。
赫茲尼從伊斯蘭國進犯辛賈爾後一直待在扎胡的姑姑家，我們在過去那裡之前，先去了達霍克的醫院，薩伊德和哈利德仍在那裡養傷。難民營還沒建好，逃到庫德斯坦的亞茲迪人睡在任何能睡的地方。市郊，亞茲迪的人家擠滿未完工的公寓大樓，在混凝土地板搭援助機構提供的帳篷。高樓的牆還沒砌好，我路過時不免擔心裡面家庭的安危，也確實發生過幾次幼童墜樓事件，但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所有辛賈爾人都擠在那些光禿禿的建物，而他們什麼家當都沒有。當援助機構帶食物來分配時，眾人衝刺和推擠，以確保能分得一袋。母親以最快的速度飛奔，只為拿到一罐牛奶。
赫茲尼、沙烏德、瓦利德和我的姑姑都在醫院等我。我們一見到彼此，全都相擁而泣，激動地問了一個又一個問題，好一會兒情緒才逐漸平息，我們才聽得到別人在說什麼。我簡短告訴他們我的遭遇，跳過強暴的事。姑姑嚎啕大哭，開始吟誦葬歌，哀悼者常一邊呼喊，一邊繞著屍體走，用力拍打胸口來表達痛苦，有時會持續好幾個小時，直到你喉嚨撕裂、兩腳和胸口麻痺。姑姑吟誦時靜立不動，但音量大到足以充塞整個房間，或許整個達霍克。
赫茲尼比較冷靜了。我那個平常感情用事的哥哥，每當有家人生病就會哭、追求吉蘭時大概可以當情詩集主角的哥哥，念念不忘本身歷劫餘生的奇遇。「我不知道神為什麼要赦免我。」他說：「但我知道我必須善加利用我的人生。」我一看到他寬大、親切、曬黑的臉龐和小鬍子，淚水就奪眶而出。「別哭。」赫茲尼說，摟著我，「這是我們的命運。」
我走到薩伊德的病床邊。他的傷口讓他受盡苦楚，但比不上屠殺的記憶，以及那麼多人喪命、自己卻大難不死的罪惡感。就連沒被伊斯蘭國殺死的人，也已經失去了生命，一整個像我哥和我這樣失落的亞茲迪世代行走世界各地，心裡除了家人的回憶什麼都沒有，腦中除了要讓伊斯蘭國受法律制裁一片空白。薩伊德已加入敢死軍的亞茲迪分隊，渴望戰鬥。
「媽在哪裡？」我哭著抱住他。「沒有人知道，娜迪雅。」他說：「我們一有機會就會把索拉夫從達伊沙手中解放出來，拯救她。」
我同父異母的兄弟哈利德雖然中槍次數較少，傷勢卻比薩伊德嚴重。兩顆子彈粉碎了他的手肘，他需要人造關節，但達霍克的醫院拿不到這種東西。直到今天，他的手臂仍僵直地懸在身上，宛如樹木的枯枝。
本文節錄自：《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一書，娜迪雅‧穆拉德（Nadia Murad）、珍娜‧克拉耶斯基（Jenna Krajeski）著，洪世民譯，時報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Nadia Murad 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