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改組，紛擾落幕，「報派」閣員，一夕數變。「著毋庸議」的人事任命，往往使適任者的專業條件，被媒體的猜謎遊戲淹沒。掌理政府發言的新聞局長，尤其波折連連。從新聞局內升(吳中立)，法務部降調(馬英九)，到外交部司長破例擢升(李大維)，再到學術界出身的陸委會副主委蘇起，全無慣例與規則可循。
在充滿淚花、憤怒、歡容、笑聲的閣員交接日，新任新聞局長蘇起接連主持了三場記者會，以政府發言人之姿，推銷新任閣員。然而為政府發言的同時，蘇起真正要迎戰的，其實是面臨巨幅調整的新聞局角色。
前新聞局長胡志強在臨去美國，接任駐美代表時，自豪地表示，在其將近五年任內，新聞局已從過去的管制時代，推進到目前的管理、輔導、服務角色。他同時也自詡政府為最大的服務公司，要以服務爭取支持。
就在這個時刻，新聞局廣電處也適時推出廣播電視「政策綱領」及「基本通則」草案，革命性地標舉未來政策方向：政府機關及政黨不得經營無線電視及直播衛星電視事業；設立「廣播電視委員會」，為全國最高之廣電媒體管理單位；無線廣播不可跨區經營、新聞事業負責人不得跨媒體經營……。
這樣的「廣電白皮書」，對照著近年廣電媒體的解禁－－一百多家民間單位申設大小功率廣播電台、兩百多家業者請領有線電視牌照、六十餘家自營衛星頻道商，新聞局似乎有意改變過去消極的態度，而在法令上，積極迎頭趕上媒體環境的巨變。
全力換裝？
新聞局果真有所體悟，在為政府化妝的同時，也全力為自己換裝？
一位任職新聞局的官員普形容，新聞局像是一手拿可蘭經，一手拿刀的回教徒，一方面要為政府說盡好話，不斷為政策粉妝畫眉，另方面，卻又要為媒體操刀，從過去箝制言論，到抄地下電台、剪有線電視，再到目前的查緝色情、分配頻道，新聞局總是集結數種角色於一身。
進入新聞局八年的副局長吳中立也坦言，白天要替政府做公關，晚上遇上有問題的節目，則必須執行相關法令，角色自然相互衝突與矛盾。
照理說，愈民主的社會，管得愈少。但是解嚴以來，開放報禁、大陸出版品解禁、兩岸記者互訪、地下電台合法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台衝撞三台……，新聞局卻從六百人擴編至上千人，管制的機制依舊存在。
新聞局在民國四十三年成立時，只是政府的發言人室，後來有了國際宣傳處，逐漸擴充四十八個駐外新聞機構；為了接待外賓，發展出聯絡室；編印宣傳刊物，有了資料編譯處；安排國內記者參觀聯繫，成立國內處；拍攝政府新聞片，成立視聽處；六０年代文化局裁撤，新聞局又接收了出版、廣電、電影業務，舉凡廣播、電視、電影、書籍、報紙、雜誌、錄影帶都受新聞局管制。至此新聞局負責的不再只是「宣傳」，而以「新聞」總攬。
而其業務之錯綜複雜，更橫跨諸多部會，例如電影、有聲出版之於文建會，駐外新聞單位之於外交部，廣電頻道分配之於交通部，對外文教之於教育部，甚至解嚴後警總裁撤，新聞局反而成了所有媒體的第一線審檢單位。至於身為正牌的政府發言人，卻因「雙首長制」，與總統府發言人雙軌併行，發言口徑難以統一(尤其李登輝、郝柏村體制發生齟齬時)。
台灣記者協會副會長、曾任職公共電視的馮賢賢就不客氣地形容，新聞局是戒嚴體制殘留的怪獸，目前所做的動作，只是為延續生命而不得不活動手腳。
破壟斷，求平衡
新媒體時代益發凸顯新聞局的困境，新任局長蘇起要面對的，其實正是本身角色的矛盾。蘇起就任以來，對政府發言人角色，曾虛心應對媒體：「擔任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梁，政府有錯，會承認；有功勞，也希望獲得掌聲。」然而非傳播專業出身的蘇起，對媒體管理者角色，則未發一語。
只不過新興媒體不斷向法令叩關，卻難使接任者噤默不語。
不少傳播學者有共識，認為新聞局應名副其實地回歸其英文名稱GIO(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單純地擔任政府資訊提供者角色，而不應再掌管媒體，與其他部會業務重疊部分，則應全數移出。台大新聞研究所所長張錦華就表示，儘管新聞局近年已頗自制，也尊重媒體自由，然而理應監督政府的媒體，卻受新聞局管轄，新聞報導很難不賣新聞局的帳。
在新聞局的角色天平中，廣電處這一端，長年以來一直是「執刀者」，從新聞局研擬的廣電通則草案看來，卻頗有「自廢武功」的態勢。例如成立「廣播電視委員會」，正意味著廣電業務將由新聞局手中挪出；而黨、政、軍不得經營無線電視台，更不得跨媒體經營，除了呼應反對黨的訴求，也似乎一反多年為三台護衛的立場，有意鬆手。
當草案曝光，立即引來三台反彈。甫卸任的廣電處長羅傳賢法學背景出身，兩年處長任內即不斷從法令著手，期待為歷史長年留下的包袱解套。他解釋，黨、政、軍等既得利益者長期占有國家資源，立法限制其跨媒體經營，意在避免產業龐大的巨人搶奪其他競爭者的先機。儘管看來違反國際化、自由化的媒體趨勢，但他認為，先打破壟斷，再求平衡，才能一舉解決歷史的包袱。
至於成立「廣播電視委員會」，一直是傳播學界的呼聲，羅傳賢樂觀表示，新聞局近年已解決多數的結構問題，例如頻道的分配權，未來管理的責任，放手予超然的公會、民代，或學者專家，是必然趨勢。
然而這些規畫，僅僅是廣電處起草小組的意見，目前為止也僅召開一次公聽會，要跨出「只聞樓梯響」的階段，其實還要漫漫長路，除了新聞局長、行政院、立法院等多重關卡，還有三台可能藉由黨政力量的反撲。而「廣播電視委員會」未來位階是轄屬新聞局或與部會平行，更牽涉行政院組織法的修法，參與起草的學者與廣電處彼此仍然意見分歧。
這期間，新聞局長正扮演要角。儘管羅傳賢表示，法案推動來自長官(胡志強)、主管機關(廣電處)，及外界壓力三方認知與態度的契合，不過他也坦承，目前為止所有法案內容都是試探外界態度的氣球，並不代表新聞局政策。而根據一位廣電處科員私下透露，羅傳賢經常過於順應外界想法，而與胡志強意見(代表更上級的壓力)有所扞格。
誠意有多少？
如今局長、處長雙雙易主，儘管蘇起未置一詞，綜理新聞局業務多年的副局長吳中立，其意見卻可窺見端倪。他認為，黨、政、軍退出電視台的說法觀念已嫌「陳舊」，只要三台股票上市，實在不必再為三台設置防堵條款；至於未來新聞局業務是否逐漸移出，他倒是與前局長胡志強持相似看法：「我們管得好好的，為什麼要拿走？」
其實種種變革，首要考驗的，仍在新聞局的「誠意」。衝撞新聞局多年的立委周荃，對新聞局是否調整自己的角色深感不以為然：「我們付出多少慘痛代價，才逼出今天一點結果，在結構未改變前，一切都是枉然，於事無補。」她認為只要當政者仍然視媒體為政權的御用工具，所有的動作都是枝節。
她舉例，電視一年一百八十億的廣告市場，三台依然占了九成，至於大功率電台，國民黨營的中廣，也擁有九成頻道，「所有開放都是假象，廣告、頻道都要重新分配，才是真正公平。」
而曾在新聞局下轄的公共電視任職的馮賢賢，則質疑新聞局的專業能力：「新聞局有化妝師的專長，卻沒有規畫秩序的能力，廣電生態已進入新的黑暗時代，徹底商業化、庸俗化，新聞局被逼著追認事實，然而步步錯亂。」
她進一步質疑，什麼是「廣播電視委員會」成員的積極條件？白皮書裡，只提無線電視，卻避開無線廣播的壟斷(國民黨黨營的中國廣播公司)；而所有的改革方法、步驟、時間表，一應闕如，「它一直是管制言論的機構，如今要放棄一切，帶領改革，可能嗎？」
不久前，台北市新聞處長羅文嘉退出有線電視審議委員，理由是新聞局為意圖翻案的和信集團護航。「由此可見新聞局沒有誠意改革，只是在社會壓力下做表面應付。」被新聞局視為下屬單位，羅文嘉卻唱反調。
顯然，長期的對立與禁錮，已使新聞局與部分媒體工作者和反對黨彼此失去信心，如何建立相互的信賴，也許才是新任局長首先要打開的結。
在馮賢賢看來，非傳播領域出身的蘇起，沒有包袱，不必為過去錯誤政策辯護，也許是除弊的積極條件。而周荃則認定傳播專業人士出掌新聞局，才能真正「自廢武功」，專心擔任政府發言人，如果依然是「yes man」(唯唯諾諾的人)，難以期待結構性的改革。
新聞局變了？若以其組織和機制為檢驗標準，解嚴將屆十年，其實一項也沒廢除。也許新聞局任何表面的變革，能稍解來自各方的壓力，然而缺乏全盤規畫，可能步步是危機。
正如馮賢賢所言：「從零走向一很容易，只怕走向負數，屆時歸零工作，卻要費加倍工夫。」
台北電台公共化
「握有媒體，就擁有政權」，這是國民黨長期執政的重要邏輯之一。對地方政府而言手中能掌控的媒體並不多，然而像台北市政府這般，本身擁有一個廣播電台－－台北電台，卻主動提案釋出，更是史無前例。
台北市政府易主以來，諸多破除舊勢力的行動中，台北電台公共化並不引人矚目，也未造成話題。但若相較新聞局總是被改革浪潮逼著追認事實，才漸漸釋出部分廣電資源，台北市政府對台北電台「自廢武功」的動作，其實是測試政策前瞻與否的指標。
在台灣，除了開播不成的公共電視，還沒有公共廣播制度，無前例可循，也注定了「台北公共電台」命運難卜。
台北市新聞處長羅文嘉上任以來，便著手規畫台北電台為公共廣播電台，除了邀請學者徐佳士、馮建三等人起草規畫，彙整各學校傳播學院意見，也辦了三場公聽會，各黨員發表看法，未來電台屬財團法人，不受台北市政府管制。然而草案於去年十月送交台北市議會，至今仍未付委。
照理說，只有民意部門要求行政部門釋放權力．如今狀況顛倒，議會始終無動於衷。羅文嘉失望之餘，把理由歸於國內資訊落伍，許多議員並不清楚什麼是公共廣播。他認為，台灣的媒體之所以能長期被壟斷，原因在一般人知識水平不足。
不過一位記者私下表示，這期間牽涉台北市府會之間的政治角力，理由是一旦台北電台公共化，市長陳水扁又多了一項政績。
事實上，公共電視或廣播制度原本就是彌補商業或公營電台的不足，以保障多元文化及弱勢族群發聲的機會。負責台北電台「節目公共化」的機要祕書馮賢賢急切地說：「政府原本就不應再經營媒體。」她表示：就像傳播史上會記載英國BBC是在何屆國會手上，確立它超然獨立的典範一樣，市議會應把眼光放遠，將來也可在歷史記上一筆，而不是為誰背書。
儘管台北電台還沒轉型成功，七月起，許多為公共電台做準備的節目已陸續上路，例如為原住民、同性戀，以及兒童製作的節目，即是為社會相對弱勢族群建立發聲管道。
也許文化法案少了政治的附加價值，優先性也不高，然而「電波資源屬於全民」的概念由首都率先落實，也許可以對現有體制發揮最大的撞擊力量。
(林志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