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分析說明了我的信念，就像我在上一章所描述中國的經濟來到了十字路口：改革陷入僵局(事實上，自從三中全會以來從未真正起飛過)，相對於過去的成長，經濟是停滯的。這讓我可以下結論，在下一個十年中國的經濟將會有四條可能的路線。
硬威權主義—有限改革，相對停滯
第一種情況也就是目前的情況，就是持續強硬的(政治)威權主義和相對的(經濟)停滯。裴敏欣巧妙的描述這種情況，叫「綁手綁腳的轉型[58] 」。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的經濟將持續以每年百分之三到五的方式成長，有些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將會執行，但是大部份的計劃都不會執行。許多的結構性不平衡和長期性的弊病，譬如債務，應該會繼續阻礙經濟發展。舊有發展模式當中的固定資產投資，會因維持成長與就業而必須持續進行。創新只會是部份的成功，因此無法讓中國從根本改變外銷組合。在政府部門中的既得利益者會重申他們的立場，而與轉型到一個比較市場導向的經濟妥協。相對的停滯將會蔓
延，經濟無法從舊有成長模式轉變到新成長模式。由於國家部門的高額投資與寬鬆的信貸政策，雖然已可能隨著成長停滯而往下調整，但成長率甚至還會保持在一定的水準之上。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將會像大部份的開發中經濟體那樣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但這並不是說，處於目前的(相對)停滯狀態就不是一種可以在未來存活的路線。事實上也有可能存活。要記得，沿襲舊有路線是最簡單的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雖然這種作法可行，但我的猜想是，停滯將會像癌細胞般擴散，造成進一步的崩壞，導致長期衰退。這種經濟無法保持在具有活力狀況下的綁手綁腳轉型，將會導致下跌與滑落。成長率可能下跌至每年百分之一到二，所有以上所描述的現存問題都將持續糾纏並進一步惡化，實質上等同於放棄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上述情節，可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日本式停滯」。有些分析家稱此為「硬著陸[59]」，我則認為是「漸進式崩壞[60]」。這種情況將嚴厲檢驗黨以政績為基石的合法存在性，若與其他弊病一起困擾黨國體制的話(詳見本書三、四章)，最終可能會摧毀中國共產黨政權。
新極權主義—回到從前，必定失敗
第二種情況，政府與黨的領導人決定，由於採取市場導向的改革無效或不符期待，所以他們選擇一種完全不同、有較大中央集權與控制的路線。這個選項的重點是，要強化政府以及所有政府部門，全面掌控日常生活的所有層面。三中全會文件中所談到的一切改革都將被擱置。這對於在以往被邊緣化的國有企業，和超過三十年來被冷落一旁、希望恢復社會主義中國的左翼領導人而言，就像是天籟之音。在政治上將更形緊繃與壓制，強硬的威權體制進一步回復到極權主義型態，重啟高壓政治與強化的控制。由一個遍佈各處的國家安全機構加強執行社會與意識形態的順服。至於經濟方面，私有化將讓路給重生的國營化，和由政府主導的集體化。國防工業集團將成為最受青睞的經濟部門；勞動力市場將受到嚴厲控制。民族主義飆升，激進狂熱的路線將可能會引發與日本或其他周邊國家的衝突。
雖然中國不無可能走回頭路，但我判斷是不可行的。因為私部門經濟已經有了巨幅的成長並取得主導地位，而且中國人民已經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再者，極權式的經濟沒有效率。雖然難以想像，但也有可能再次回到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一九八九到九二年間，稍微不那麼極權的「毛澤東式中國緊縮」情況。今天，習近平所擁有和運使的權力，是毛澤東之後還沒有任何一位獨裁領導人所擁有過的，從一些他施政的作風來看，似乎已經在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但我認為，重回過去的路線必定會失敗。
軟威權主義─部分改革，成長有限
第三種情況，中國採取另一種方式上路。中國共產黨不會採取強硬威權主義路線而導致相對停滯和漫長衰退；反而決定轉向軟性的威權模式，並執行三中全會的改革(但不是所有的改革)以成功突破現況。一個更開放的政體有助於刺激創新、改善政府治理、緩解社會的緊張情勢，以及更全面的市場化並提高經濟的競爭力。由於開放提高了生產力，能夠解決並移除來自強硬威權路線所產生的許多瓶頸；而也如同J曲線所預測的，越開放就越穩定。轉向軟性威權主義和更自由的政策，將使國家與社會更有助於經濟的正面發展。但最終若要完全脫離中等收入陷阱，變成一個完全成熟的現代化經濟體，則需要更全面的民主化。軟威權主義，就可能是第四種場景的催生者了。
半民主─改革成功，轉型升級
假如中國擁抱新加坡式的民主，那麼從舊到新的成長與發展過程，將可達成轉型所需要的「質變」。在此情況下，中國可以透過創新的方式脫離中等收入陷阱；解決懸而未決的債務問題，修補金融體系；為整體經濟注入更大的競爭與市場力量；成功推動政府的城鎮化計劃，解決戶口的兩難；擴大服務業和家庭消費；有效打擊貪腐；加強生態環境的維護；完全開發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稟賦；最終成為一個創新社會，並達成其他許多在三中全會及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的︽中國二○三○︾報告中所揭示的目標。這將遠超過軟著陸的情境，直接邁向改革成功。
展望：執政當局的迷思與迷失
如果沒有明顯的政治鬆綁與自由化，就無法達成經濟上的成功。簡單說，許多夢寐以求的改革都需要政府對社會全面鬆綁，特別是在有關創新方面，金融體系改革亦然。若沒有更大、更全面的經濟、商業與政治的透明化，所謂的「市場導向改革」就會流產，而且潛藏的因素也會繼續扭曲經濟的正常運作。
換言之，中國經濟的前途，問題在政治。執政當局必須要作出最根本的決定，移轉權力並大幅減少黨國體制在人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黨的領導人決定這麼做，採用第三或第四種路線，他們將可能改革成功，也有助於他們繼續掌握權力，並帶領中國進入下一個三十年的成長與發展的高峰。但相反的，如果他們不這麼做，經濟就會逐步停滯，社會衝突加劇，從而影響到執政當局的穩定。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是否會作出如此艱難的選擇，透過鬆綁而不是更加緊縛，來決定他們的集體生存以及國家整體的未來發展？在第四章會進一步討論這個難題，但我的直覺分析是：不會！黨的領導人對於採取必要決定而放棄相當程度的權力，深感不安；況且繼續採取控制與打壓，還可以保有權力。因此隨著時間的推進，這個黨國體制將會更形萎縮、腐敗，甚至沒落。
本文節錄自：《中國的未來》一書，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侯英豪譯，好優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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