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榮助寶肝丸的療效，斐聲國內外，但服用過的人未必知道它的藥方來歷。
三十八年政府撤退後，許榮助的父親雇用不少大陸來台的中醫師。他們白天看診，晚上為許榮助授業。許榮助潛心結合祖傳絕學與外省藥師的精華，終於研發出超越前人的濟世秘方，寶肝丸即為其中一味。
就像這些外省中醫師一樣，外省人帶給台灣最可貴的資產，或許不是大陸央行的五十萬盎斯黃金儲備，也不是故宮的中華國寶，而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和藝文工作者的進步傳統。
近幾年隨著族群磨擦升溫，外省人不可否認遭到相當程度的「集體污名化」，被貼上國民黨舊威權體制幫凶的標籤。這種新的族群偏見，雖不能說全無歷史根據，卻使本省人對外省人隱隱產生排斥與敵意，也加深外省人的危機感。
矯正被政治扭曲的骨架
外省族群唯有重新省視自己的進步傳統，從中尋找新的認同典範，訣別往昔認同的國民黨舊當權者，方能走出這種污名化的困境。
三十八年初，傅斯年出掌台大校長。來台前，有人告以台灣民情難測，二二八事件可為殷鑑。他不為所動，隨身攜帶大量安眠藥，抱著隨時自殺的準備赴任。
這位五四運動健將，為維護大學自主，不惜得罪當道，嚴拒不學無術的官僚政客忝列台大教席。他更挺身保護師生不受情治單位騷擾，把白色恐怖摒擋在校外。直到三十多年後，當台大師生發動校園自治抗爭時，仍然不忘抬出傅斯年這張「神主牌」。
日據時代，台大是日本殖民政策的工具，負有協助開發台灣及南進拓殖的政治任務，導致過度偏重應用科學，基礎研究僅僅聊備一格。傅斯年任內致力開辦他所謂「純學術」的新科系，矯正台大被政治扭曲的骨架。
光復初期，台大和其他政府單位一樣，對本省師生實施差別待遇。本省籍教職員薪俸比大陸來台者低，外省學生可領匪區救濟金，本省清寒學生卻無類似的獎助金。傅斯年一視同仁，打破這種不公平的「一校兩制」。
傅斯年格外重視本省籍青年學者的栽培。爭取辦校經費見長的他，從庚子賠款設立的「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為台大申請到數個留學獎學金名額，並且特別要求保留一半以上名額給本省人。
彭明敏正是靠這筆錢的資助，負岌加拿大深造國際航空法。他在回憶錄中提到，當傅斯年猝逝時，他有種「痛失良師益友的感覺」。
傅斯年雖然來台不到兩年便病歿，但他與雷震共同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以及他延聘到台大哲學系任教，日後成為「自由中國」健筆的殷海光，繼續把自由主義的香火傳遞到民國五十年代。
三十六年底，雷震曾率團來台考察工礦事業。他用國語和台灣人交談，問及政府施政是否得當，得到的答案總是「不知道」。曾留學日本的雷震改用日語探問，台灣人才敢吐露真心話，言及二二八的慘況。
未了的改革
當局原本利用「自由中國」雜誌，作為對外宣傳國民黨容許反對意見的樣板，未料雷震等人卻「假戲真作」，在本省人猶未走出二二八陰影的民國四十年代，挺身為民主前鋒。
四十六年八月起，「自由中國」一連十五期刊登「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要求國民黨放棄短期反攻大陸的渺茫夢想，實事求是地經營台灣，並且停止黨化教育和黨化軍隊。文章最後以成立反對黨作為解決各項問題的結論。
台灣日後反對運動，除了台獨的訴求外，並未超越這些社論的主張及認識深度。民進黨某高層黨工語帶雙關地說，「當年的「今日之問題」，幾十年後仍然是「今日之問題」。究竟是雷震太有遠見，還是國民黨太不長進？」
要成立反對黨，就要有群眾基礎。雷震透過大幅揭發國民黨在地方選舉中的舞弊，集結當時一盤散沙的本省籍反對精英。這正擊中國民黨的要害，竟發動御用文人挑撥分化，指稱本省人地域觀念太強，將其組織起來，無異在玩火。又恫嚇說本省人若抬頭，外省人將受到歧視。
民國四十九年，國民黨在地方選舉中作票依舊，適值南韓李承晚政府因選舉舞弊垮台，為雷震組黨工作注入一劑強心針。雷震結合立法院CC派大老齊世英、民青兩黨領袖，和郭雨新等本省在野政治精英，以「選舉改進座談會」為名，全省各地成立分會、吸收會員，儼然雛型政黨。
在全省巡迴座談會中，雖然成員南腔北調，溝通困難無比，但不分本省外省，大家對民主的熱忱並末稍減。就在雷震宣布組成「中國民主黨」幾天後，國民黨以知匪不報的罪名，將畢生反共的他下獄十年。
雷震被整肅，不純是為了組黨，也是威嚇外省開明人士勿與本省人合作。外省人自此失去在台灣反對運動中的主導地位；許多對民主改革感到絕望的本省人士，轉而心向台獨。
事後，東北籍立委費希平因為質詢雷震案，被國民黨停止黨權。他就此跳入黨外運動，成為重要領導人，並與隨雷震下獄的「自由中國」編輯傅正，同為民進黨建黨的核心推手，了償雷震的未竟志業。
曾經與雷震攜手組黨的本省和外省精英，許多人終生維持深厚友誼。齊世英便曾對人說，他的故鄉東北跟台灣一樣，都曾受日本統治，命運決定在別人手裡，他能感受台灣人的心境。受過日本教育的他，與同輩的本省反對人士語言相通，彼此也特別談得來。
解放思想
同樣地，郭雨新與雷震、齊世英等人的友誼，也增添他對外省人的關懷。二十多年前他便向當局直陳：眷村的破敗，已演變成「人道主義者所不能容忍的問題」，是最早為眷村改建請命的人。
「自由中國」的首席執筆者殷海光，在雷案後逐步被剝奪講演、寫作和教學的權利，遭到變相學術軟禁。他院子的圍牆被人戲稱「柏林圍牆」，外頭常有特務監視。但他仍毫不妥協地與政治迫害孤軍奮戰，成為五十年代反抗精神的象徵。
曾經受業於殷海光，後來兩度為台獨案入獄的許曹德如此形容殷氏：「他硜硜無懼的道德抵抗意志，使我首次體會大陸知識分子那種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富貴不淫的風範。這種氣質，無疑增強我的道德意識，反省台灣人的投機性格。」
受到殷海光的感染，台大哲學系成為台灣的自由思想重鎮，終於演變成十餘名教授講師被集體解聘的「哲學系事件」。
在「自由中國」瓦解後沉悶的時代氣氛中，年方二十六歲的台大歷史所研究生李敖，於民國五十年發表成名作「老年人和棒子」，掀起島內的文化革命風暴。
文章中，李敖以狂放縱恣的文字，重重敲擊拒絕交棒的老人文化，宛如平地驚雷，喚起青年反傳統、反權威的狂飆精神，與對新文他、新思潮的嚮往。
這股求新求變的渴望，使顛覆傳統的現代主義藝術(現代詩、抽象畫、實驗音樂、現代小說)蔚為風潮。它們打破反共文藝和戰鬥文藝的八股條框，為台灣帶來思想的解放。
外省青年在這場席捲文化界的現代主義運動中，無疑扮演開創風氣的主力。他們來到台灣時，大多還未成年，接不上大陸自五四以降的傳統，同台灣本土傳統又有斷層，因而與現代主義一拍即合。
他們雖然信奉「為藝術而藝術」的圭臬，對政治抱持疏離，仍不免遭到政治打壓。例如政工系統便以「畢卡索是共產黨員」為由，給抽象畫扣上紅帽子。
就連李敖本人，也躲不過傳統保守勢力的反撲，先是文星雜誌被封殺，繼則羅織台獨罪名，將他投獄。他在「老年人與棒子」中說，「我擔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來，反倒可能在青年人頭上打一棒！」不幸一語成讖。
為街頭運動埋伏筆
青年人的文化覺醒，經過保釣運動和退出聯合國的刺激，到民國六十年代，升高成為「大學雜誌」的革新保台運動，和回歸鄉土的風潮。
鄉土運動是本土認同的重要轉捩點。要是沒有外省文化工作者如高信疆的人間副刊、蔣勳的雄獅美術率先鼓吹，尉天驄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奮力辯護；若是少了席德進的水彩、楊祖珺的民歌、周憲文纂譯的臺灣史料、史惟亮和許常惠採集民間音樂時發掘的恆春老歌手陳達，鄉土運動必將大為失色。
「大學雜誌」由於勾動當局最忌諱的學運，六十二年被迫改組。以楊國樞為首的外省知識分子退出後，改以「中國論壇」雜誌做為言論基地，繼續針砭時政。
在民進黨組黨前夕，幸賴楊國樞和胡佛、陶百川等外省人出面協調朝野，緩和劍拔弩張的情勢，方使美麗島事件不致重演。
民國七十年，兩度歷經牢獄災厄，被迫封筆十餘年的李敖，重新以政論家的身分，密集為黨外雜誌撰稿。「當百花凋謝的時後，我將歸來開放！」在美麗島事件後嚴寒的政治冬天，李敖「狂叛品」的文采，帶動黨外雜誌的熱潮。
李敖除了發揮他對國民黨「底細」的捻知，還原被政治扭曲的歷史真相外，還帶領黨外新世代，猛烈批判康寧祥代表的黨外主流派，揭開黨外陣營的路線論戰。
李敖喊出「放火的，不要變成放水的」，及「戰鬥是檢驗黨外的唯一標準」，詰難康寧祥所走的體制內政革路線。這場論戰造成康系的沒落，和主張群眾路線的「新潮流」系統崛起，為後來澎湃的街頭運動埋下伏筆。
在黨外雜誌中，李敖和鄭南榕合辦的「自由時代」系列，和林正杰的「前進」系列，堪稱領導品牌。
鄭南榕和民進黨首任黨主席江鵬堅，父親都是日據末期來台的福建人，但江鵬堅被歸類為本省人，鄭南榕卻被歸類為外省人。
尷尬的省籍背景，帶給鄭南榕終生困擾。他家人在二二八事變時，多賴鄰居的保護，才躲過本省人的報復。他在追求葉菊蘭時，被仇視外省人的葉父追打出家門；踏入黨外雜誌界後，又被同志懷疑是國民黨臥底的間諜。他最後以自焚證明，外省人也可以為台獨奉獻生命。
「前進」周刊有外省籍的民間學者南方朔加入筆陣，他對黨國體制的精研，和對西方思潮的博聞，將在野陣營的政治認知水平帶入新的境界。
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最關鍵的民國七十年代，堅信民主理念的外省人除了參贊民進黨的創建，也在風起雲湧的社會連動與新文化運動中，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
例如提到工運，便不能不提汪立峽。眷村出身的他，放棄軍法官轉任律師的優渥「錢」途，寧可拿所學法律為勞工權利打拚，是勞動黨的創黨元老。而吳永毅的自主工聯，至今仍是最活躍的社運團體。
在十一位台大學運出身的中央及省市民代中，外省籍便占了五位，包括國代劉一德、周威佑、鍾佳濱、鄭麗文，和台北市議員段宜康。由這項「抽樣」數字，不難推想外省學生在學運的活躍情形。
正如立委林濁水的觀察，解嚴前後的小劇場狂飆，相當程度稱得上是外省第二代現象。這與劇場團員的學運背景難脫關係。
他們走出室內劇場，以街頭為舞台，群眾當觀眾，積極介入社運，為抗議活動注入活潑可親的節慶氣氛。現今示威場合常見的大型傀儡布偶，和街頭行動劇，正是他們所創造的文化。
同樣地，外省導演的名字，也串成台灣新電影的大半塊版圖。從第一代的侯孝賢、楊德昌、王童、萬仁，到第二代的李安、何平、賴聲川、王獻箎、徐小明，他們用鏡頭為台灣歷史造像，重現人民的集體記憶，增進族群間的了解與包容。
從過去外省人參與台灣民主歷程，引領現代文化藝術的腳步看來，外省人固然改變不了身為少數族群的事實，但只要發皇過去的進步傳統，並不是沒有機會再度領導台灣歷史發展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