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所產生的爭議，我認為是過渡時期的現象，因為開放市場與修改法令，代表不同利益的團體難免會有不同主張。
回想十年前的中美貿易談判，當時也不知有多少專家認為政府「屈從」美國開放市場的要求，將使國家利益受損。而今檢視起來，除了牽涉政治層面的農業問題之外，其他行業的開放，對台灣利遠大過於弊，不管是智慧財產權或保險。
因此，用狹隘的民族主義，或是少數群體的利益來思考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事實上是不合乎整體利益的。尤其很難得地，亞太營運中心是極少數三黨都不反對的計畫，任何延誤時機的障礙，都是在浪費國家資源。
找方法克服障礙
身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的擬定者，我觀察這一年來的推動過程，最大的感想是，計畫的教育推廣仍然不夠，而許多媒體、學者也沒有用功去瞭解計畫的內涵，以致於產生許多似是而非的看法。
例如，有不少人認為，兩岸沒有三通，亞太營運中心就不可能做到。以現實的情況來看，直接通航的確不是短期內可以達到，所以我們設境外轉運中心，但是有些人就非得把它套上直航的帽子。我想問，抱持這樣看法的人動機是什麼，難道我們不願意企業貨物運輸更加便捷？如果這樣，為什麼一定要將它說成直航？
當計畫有障礙，理所當然要找方法來克服，這才是我們的目的，而不是老是以負面的思考挑剔解決方案，除非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它做不成。
因此，我認為，台灣未來繼續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時，國人心態的調整非常重要。
很多人責怪政府做得不夠，但我想，那是因為大家還停留在「大有為政府」時代，對政府期待太高。其實現在民間的資源不亞於政府，為什麼要事事仰賴政府，抱怨政府做得不夠，而不自己做研究，再提供政府參考？
當然政府也應該放棄「大有為」的心態，要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就必須減少干預(deregulation)，以及重建遊戲規則(reregulation)。
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案例。國內一些企業要捐錢給國外的大學，讓企業能夠派遣人員到國外進修，也讓外國學者到台灣來講課，結果申請案到了教育部，官員卻質疑：「為什麼要捐錢給國外的學校？台灣很多學校也需要捐助。」
類似這種狀況，對於培養國際化人才是相當不利的。
雖然，媒體上對這個計畫的相關報導，似乎負面的消息總是多過正面，但實際上，有幾件策略聯盟已有相當不錯的成績，例如杜邦和卡本特，也帶動了本地廠商的發展。只是這些訊息都被忽略掉了。
我很喜歡「自救工程」這個說法，終究，台灣能不能繼續往前走，要往前走，當然要自己靠自己。
(林文玲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