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三種問題都同時遭遇到，分別是第一層次的國家定位、第二層次的國家體制，以及第三層次的公共政策問題。
在過去，國民黨都把所有問題歸結到第一層的國家定位上，譬如說，我們要求國會改選，屬國家體制問題，國民黨卻以「等反攻大陸」的第一層次來回答。所以當時打國家定位是最重要的事，外界才會看到我們一天到晚喊台獨。
現在國民黨開始調整，尤其是「李政權」時代，好像外來，又好像本土政權，與他們戰鬥就好像在打泥巴仗，現在面對的國民黨已經不是兩蔣時代，要怎麼對付，就不能再用過去的作法。
為什麼要大和解？在我的思考裡，有三個因素必須面對，分別是族群問題、李登輝政權及中國的影響。
這短短兩三年，台灣族群問題又蹦出檯面，不是更嚴重，是本來就很嚴重，只是沒有冒出來。我並不認為族群問題像一部分民進黨員所說，是政治人物煽動，這只是其中之一，面對這問題，就不要去規避，不要老是歸咎新黨的趙少康，或民進黨基本教義派。
今天面對這個問題，獨立不是喊「爽」的，真心要讓台灣能獨立建國，就要很嚴肅面對當中的阻礙，族群問題也許成事不足，但絕對敗事有餘。
這兩三年來，我也對外省人的問題有更多學習和瞭解，在台灣幾十年了，對外省人的心境，直到這兩三年，才有一點瞭解。
在這之前並沒有那樣的時空環境，我的思考是很唯物的，過去外省族群雖然是少數，但卻是優勢的時代，這幾年逐漸變成劣勢的轉折過程，他們的掙扎、他們的危機感就自然浮現出來，有問題，就要去看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
另外國內政局變化，「李政權」上來，這是個本土的反民主政權，他主導了台灣的政治，我們不滿意，但總是要想辦法處理，政權在轉型過程，也是最脆弱的時候，一旦讓它穩定下來，又要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要趁它還沒定型時，改變它，在這過程中，本土化是不是唯一訴求？我想不是過去一味的本土，很單純要求獨立就可解決。
還有中國的因素，這幾年，中國的影響愈來愈明顯，台灣與中國的經貿互動也慢慢占居台灣經貿發展的重要因素，加上九七也快到，要不要三通？能不能砍掉？不是罵萬惡的共匪，不斷凸顯台灣意識就可以了事。
這樣的想法，其實與新潮流並沒有衝突，外界一直有刻板印象，以為新潮流很僵硬，新潮流有自己的思考方式，我們中心的基本想法並沒有改變，例如對台灣獨立、對社會弱勢帶有中間偏左的想法，十幾年來都沒有改變，但是如何能讓目標實現？
有所轉折，有所改變
有一段時間我們介入選舉，我們長期要求國會全面改選，在沒有完全開放前參選意義不大，眼看已經全面改選了，突然釋放出來六百多個中央民意代表，我們要不要？如果還堅持原來的作法，就必須有一套說服自己的理由，除非時空轉變是沒有意義的。
要大和解，每個人都會掙扎，也都不一樣。對於一些已經固定形成的想法，當遇到愈來愈多不同的客觀環境愈難解釋時，就會有掙扎。
譬如說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他是外省人，過去也支持黨外，但他有一次表示不願在公開場合幫民進黨講話，因為一上台就要道歉，他說他並沒有殺人放火，為什麼不分青紅皂白就要道歉，我當時也火大，以民進黨一貫的標準答案說：「你在台灣幾十年還不會講台灣話。」他立刻反駁，說他並沒有那樣的環境，從小在眷村長大，進小學又是講方言就要掛狗牌的時代，上大學、出國念書，回來又在研究單位，他反問我為什麼不去學客家話？對我而言，這是很受不了的，我們就吵了一架。
在反對運動裡，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答案，不會講台灣話，就要被罵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對不起台灣人，講得理直氣壯，這時突然被打回來，然後似乎又被質疑得有點道理，這就是掙扎，這幾年類似的事，碰到尤其多，也許是我有所轉折的原因。
外界以為我變了，多少有點刻板印象，其實對新潮流或對我有些瞭解的人都知道，長期以來，我們想問題的方式就是這樣，除非台灣沒有變化，除非我稿木死灰，腦袋麻痺。
另外在作法上，我投入黨外工作也有二十年，特別是回國十幾年來，我累積了很多錯誤，過去那種咄咄逼人的作風，我有意避免，結果給人感覺我觀念好像變了，作法的改變，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剛回國時，批這個、鬥那個，常事倍功半，做事前常會讓人感到疑慮，現在想來，同樣的看法並不一定要那樣的方式表達。
(林志恆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