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夫妻分離十八年後，才有一個真正像樣的家。
她，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又被迫離開更大的家。
她，是李淑嫻，更多人知道她是方勵之的妻子。
中共內部對她的不滿，可能高過對方勵之的；他們總認為「李淑嫻才是方勵之背後的一隻黑手」。
這位生長在四川的安徽姑娘，由寡母帶大，好勝而有思想。念書時代就是「模範生」和「三好學生」；在共產黨員身分上，還曾是方勵之的「領導」。
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方勵之因鳴放時期批評了黨，被打成右派，下放贊皇勞改。李淑嫻則在這年年底被開除了黨籍。
「那時候，我們思想很單純，黨不要我們見面，我們就真的不來往，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她在台北與友人聊到此事，語帶嚴肅。
一九六一年，這對不被允許來往的情侶終於在北大建立了家。
安安穩穩的日子只有八年。第二個兒子出生的前一天，方勵之又被抓進「牛棚」。
沒有丈夫在身邊，在北大又被打成「賤民」，即將臨盆的李淑嫻，竟然沒有醫院願意收她這個「黑戶」。
婆婆帶她進了住家附近的醫院，提不出「單位」，差點被誤為「未婚媽媽」。個性耿直的她絕不受不名譽之污，「我後來還是告訴他們我是在北大教書的。」二十多年後談到這件事，李淑嫻仍然義正辭嚴。
是良伴，也是益友
同樣是北大物理系畢業，他的最愛是做研究，她的最愛則是教書。李淑嫻是方勵之的良伴，也是益友。
在他無數次被批鬥的苦難中，她始終是他心靈的守護者；在他意氣風發面對群眾時，她始終是默默的記錄者；在他研究思考的世界裡，她則是他靈感與觀念的激發者。
一九八九年初，大雪紛飛的年假日，方勵之起草了給鄧小平的一封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李淑嫻是第一個讀者，也是附署者。
在這之前兩年，方勵之第二次被開除黨籍，罷除了科大副校長職務。一九八七年的中國大陸，正吹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風；情況十分危急。
「當時一篇篇的講稿，都是我一字字聽錄音機記錄下來的；那時候是為了打官司用的。」她在台北提起了這段往事。
後來這些手稿經人轉來台北，出版為「我們正在寫歷史」一書。
不論在大陸、在國外，甚至在台北，錄音機、記事本和照相機始終是李淑嫻皮包裡的三寶。
她有記日記的習慣。也珍藏所有的照片，她說：「每次出事，最要帶走和處理的，就是這些。」即使匆匆進了美國大使館，她說：「我還是帶出了底片。」
去年四月中旬，方勵之在美國接受高希均電視訪談時，李淑嫻就靜坐一旁錄音。今年訪台時，記者常見到她拿起相機幫方勵之拍照。
她最瞭解他，她常說：「你越問他挑戰性的問題，越能激他說得好。」
她最能協助他，離台前方勵之提出了「後共產主義時代」的觀念，正是他們互相分享與討論觀察體驗的新想法。
外剛內柔
從外表看，李淑嫻是一個勇敢正直的人。她直話直說，毫不轉彎。
她不滿記者把方勵之與凌峰的合照用在刊登凌峰私人生活的文章中；她直言台灣的市容落後、胸襟不夠。
在內心裡，她是一個溫柔善良的女人。她喜歡讀世界文學名著，逛書店時，她買了「紅與黑」、「約翰克里斯多夫」、「普希金小說選」，她說：「我的這些書都留在北京家裡了。」
在花蓮，聽到證嚴法師說慈濟人在安徽全椒縣為水災民眾蓋了有浴廁的房子，淚水在眼中打轉；她輕聲向方勵之說了一句話，就從皮包拿出一個封套來，遞給證嚴法師說：「你們今天做的事，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非常謝謝你們！」封套裡是一千美元。
這位離家的女人，用她最善良的心，表達對她的家鄉－－離全椒一百里的嘉山縣－－最深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