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頭
探索蛇毒研究源頭，要回溯到日據時代的台北。
一八九五年六月，日軍自現今北門入台北城，揭開台灣殖民時代序幕。
當時，台北粗分為大稻埕、艋舺以及台北府城區，總人口僅四萬六千人。大稻埕和艋舺沿淡水河岸而建，是台北最繁華的區域，但其腹地(現今延平北路到萬華一帶)仍為一片水田；台北府城牆尚未拆除，府城內多為官方建築，只在現今衡陽路、重慶南路及館前路附近，才有較多民房。
概括說來，台北府城內的建築面積還不到四分之一，其餘皆為雜草叢生的荒地。
一八九七年，日本殖民政府選在天后宮(現今省立博物館所在地)東邊、靠近景福門西北方，清代練兵場的荒地上，興建台北醫院(台大醫院前身)。自此，總督府左側台北公園鄰近區域，便成為台灣近代官設醫學教育的起源地……。
謀殺袁世凱
台北公園口有一間不很起眼的小鋪子，招牌掛的是「東瀛商會」，專賣些文具圖書及雜貨。鋪子前是這樣，鋪子後可另有文章。一群就讀醫學校和國語學校的台灣青年利用這間小店面為障眼法，作此秘密集會，一邊學習北京語，一邊討論中國時局變化，有時還募款寄往內陸贊助中國革命。
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成功，這群青年聞訊興奮不已。誰知，不久又傳來袁世凱想稱帝的消息。眼看中國現代化的夢想又將延後，氣結之餘，有人提議不如把袁世凱「做」掉，此語一出，眾人紛紛點頭贊成；問題是，要怎麼「做」？
由於平日即很留意中國大陸的動態，他們知道大陸每年都有霍亂流行，如果能污染北京市水源地，讓袁世凱喝下含有霍亂弧菌的水，不是太妙了嗎？眾人一陣嘰聒，決定推派杜姓及翁姓兩名醫學生擔此重任－－前往北京，以霍亂弧菌污染水源地，毒殺袁世凱。
提倡謀殺袁世凱最力的，是一位蔣姓學生，但結果為何要派杜生前往？理由很簡單，因為杜生對細菌學最有興趣和心得。一九一二年暑假，杜生特別要求進到總督府中央研究所細菌研究室，學習各項操作手續。
同年七月，杜生備妥培養皿、試管以及從實驗室中盜出的霍亂弧菌，向母親稟報「要去日本旅行」後，便與翁生在眾同志的祝福下，從基隆港登上信濃丸號。
他們的行程如下：先由基隆搭船至神戶，再由神戶轉搭另一條船到大連，最後才由大連乘火車南下目的地北京。他們繞道日本的原因是為了逃避簽證，因為當時由台灣直接赴大陸需要簽證，但是從日本赴滿洲則不必。
兩名小刺客一登上日本，找了落腳處後，就買了本北京旅遊手冊，詳細研究起北京的市街圖。待詳細研讀完畢後，他倆便啟程前往大陸。
進了北京城，兩人按圖索驥，找著、水源地後，才發現情況與台北完全相反。北京的水源地不像新店水源地採開放式，而是警備森嚴。兩人盤桓數日，始終找不到投擲病菌的門路；更糟的是，他們開始覺得不對勁，身後彷彿有人跟蹤。事已至此，只好放棄原定計畫，迅速離開是非地。
自上海往基隆的回程中，又是一驚。因為從大陸到台灣需要簽證，而他倆事前並未請領護照。好在運氣不差，同船乘客中，有一位從北極探險歸來的白瀨中尉，肚子裡有一籮筐冒險故事，聽得整船乘客如癡如醉，其中也包括日本水上警察大人在內。於是，這兩名證件不齊的青年才得以乘機矇混過關。
故事中的三名主角，日後各有不同際遇：主倡者蔣姓學生，就是鼎鼎大名的抗日鬥士蔣渭水，後來帶領「台灣民眾黨」，積極進行反殖民政府運動。刺客翁姓學生，全名翁俊明(旅日名歌星翁倩玉的祖父)，醫學校畢業後，前往中國內陸行醫，並積極參與建設中國的工作；只可惜在一九四三年病逝福建，未能親眼見到台灣光復。
另一名刺客杜姓學生，全名叫做杜聰明，日後成為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台灣蛇毒研究的啟蒙大師。
那一年，杜聰明才十八歲，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二年級學生。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一八九五年，日本人興沖沖的前來接管台灣。招安後，第一個攸關生死的大問題撲面而來：台灣島衛生狀況極端惡劣，放眼望去，只見人畜雜居、污水四溢。許多日人不支病倒。「據說，」前台大醫學院院長彭明聰指出：「馬關條約後來台的日本兵，病死的人數超過戰死的。」的確，日本政府於一八九六年公布占領台灣的日軍陣亡人數共四千八百多人，其中只有一百多人戰死，其餘四千六百人大都死於傳染病。一八九八年上任的民政局長官後藤新平看到這幅景象，不禁心驚肉跳。
後藤是留德的醫學博士，決定要改善台灣的衛生狀況。他一方面從日本延請來一百多名醫生，建立相當於現今衛生所的公醫制度；另一方面，他也著手在台北和萬華間開挖了一條在當時算是頂摩登的下水道，使得污水不再四處氾濫。凡此種種，的確對環境衛生大有幫助。但是，從長遠看，單靠這一百多名日本醫生也不是辦法；若想長久治理台灣，還是應該就地建立永久的醫療人才培養體系。
一八九九年，「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前身為一八九七年成立的「土人醫師養成所」)。後藤希望它能培養出台灣自己的醫療人才，承擔本土醫療衛生工作。既然目標已擺明了是在「解決基本衛生問題」，而非提升台灣醫療水準，這所醫學校的體制也別創一格，全然以務實導向：招收公學校(相當於現在的小學)畢業生。小學畢業生讀醫學，不僅西醫發源地歐美沒有這種先例，日本國內也沒見過這種體制。然而，對於當時的台灣來說，醫學校體制雖嫌粗陋，仍不失為一條學習正統西醫的好管道。
可惜台灣人不大領情。醫學校剛開張，就面臨招收不到學生的窘境。於是，校方除了向地方士紳、中醫師遊說讓子弟入學外，還制定了一套很優厚的公費生辦法，不但學雜費全免，校方還負擔置裝費及生活費。即使條件如此優厚，招到的優秀學生仍然很有限，大多數熬不到一年就出局，例如，第一屆畢業生就只有三人。
但是，隨著畢業校友相繼返回故鄉開業，名利雙收之後，醫學校的口碑便不斷上揚，沒幾年工夫，便成為最合台灣青年嚮往的學府。到了一九０九年，也就是醫學校第十三屆招生，杜聰明來報考時，醫學校已經熱門到五、六百名考生中，僅錄取四、五十人的程度。結果，杜聰明以第一名考進醫學校。
醫學校之所以能夠鹹魚翻身，日本式的嚴格品管是關鍵因素之一。醫學校共需念五年，頭一年是預科，所學多為中學程度的一般科目，預科後則為四年醫學本科。然而無論醫預科或醫本科，師資和教材都毫不馬虎，完全未因醫學校的務實目的而將就辦理。尤其是醫本科的師資，與日本當地的醫專師資相若，多半都是曾經留學德國的專家。
杜聰明志在基礎醫學
在如此嚴格的品管之下，醫學校畢業生不只在台灣享有美譽，甚至前往大陸開業也很受好評(但是不能在日本開業)，真正是所謂「錢途」燦爛。
一九一四年四月，杜聰明以第一名的佳績自醫學校畢業，有資格進入當時醫學生最嚮往的赤十字醫院內科；此外，他也是諸多醫院爭取的對象。但是，杜聰明心裡卻另有想法。
念醫期間，杜聰明對細菌學產生出濃厚的興趣，除了假期前往實驗室學習外，他還閱讀了許多著名科學家傳記。像是法國細菌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等。畢業前夕，他打定主意：將來要從事基礎醫學研究工作。
由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體制很特別，和歐美及日本大學皆無法連貫，學生出路就只有開業一途，好學者頂多先進入大醫院研究臨床醫學，數年後再開業濟世；也有少數畢業生從事過基礎研究，但多半只是暫時性質。換句話說，並沒有一條現成的路，能讓醫學校畢業生以科學研究為終生職志。
為了這件事，杜聰明特別跑去找校長掘內次雄。崛內坦白告訴他，當時日本國內的研究仍不能獨立，想拿醫學博士，不但得具有相當的學經歷和地位，而且還得赴德國留學做論文才行。杜聰明表示，他只想做研究，並不敢妄想拿博士學位，希望崛內能讓他進入總督府中央研究所研究細菌學。雖然研究所當時不缺人手，但崛內還是以十八圓月薪聘杜聰明進入研究所工作。
經過一番折騰，杜聰明終於在一九一五年初，帶著掘內校長的介紹信，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內科，追隨崛內留德時結識的賀屋隆吉教授。雖然，杜聰明原本屬意的是細菌科，但在現實安排有困難的狀況下，還是接受了崛內的建議：「年輕人即使不走臨床，多研究一、二年的內科，將來一定會有用處的。」
在赴日留學之前，杜聰明已經知道有一位醫學校學長廖煥君，當時正在京大藥物學教室研究。抵日之後，他便前往拜訪學長，由廖煥君口中得知，當時京大藥物學教室的主持人為日本最出名的藥理學家森島庫太教授。
聽過森島教授講課後，杜聰明大為折服，決定等內科修業告一段落後，便要轉進森島先生的門下。也就因著這樣的機緣，原本志在細菌學的杜聰明，從此就一頭栽進了藥理學領域。這項轉折不僅將他自己造就成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為台灣的蛇毒研究開創出活水源頭。
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初進森島研究室時，杜聰明名列眾人之末，五年後排名已上升到第三席，僅次於森島教授和尾崎助教授了。
說起來，杜聰明的機運也相當好。在日本做研究原本是拿不到博士學位的，但是，就在他留日那段期間，好幾位著名的日本教授，包括森島在內，均主張在日本做的論文也可申請學位，以鼓勵本土學術研究風氣。因此，杜聰明的學位漸漸不再是夢想。
一九二０年，崛內校長赴京都出差，得知杜聰明研究表現出色，可望獲得博士學位，便與森島教授磋商，決定將來要聘請杜聰明回母校擔任藥理學教授，暫且先以講師任命。於是，留日最後那年，杜聰明的身分已成為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部的講師。(醫專設立於一九一八年，體制和醫學校稍有不同，最初附屬在醫學校內，招收五年制的中學畢業生。一九一九年起，醫學校全面改制為醫專。)
一九二一年十月，杜聰明榮歸故里。說榮歸故里，一點兒都不誇張。杜聰明返台時，頭銜不僅是醫專助教授(相當於現在的副教授)，同時，也被任命為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敘高等官七等，算起來是第三位被日本政府任命為高等官的台灣人。一時間，各方顯要紛紛出面致賀，台北士紳辜顯榮、林熊徵等，更是大擺宴席歡迎他。
同年十一月，杜聰明向京都大學提出論文，申請博士學位。第二年四月，杜聰明正式升任醫專藥理學教授，並於七個月後拿到博士學位。
杜聰明初到醫專任教時，藥理學教室的規模非常之小，只有一小間辦公室；員額除助教授杜聰明外，另外只有公學校畢業的「給仕」吳王黃河(後來成為技術員)一名；經費則是每年五百圓。為了要讓藥理學教室的規模逐漸增加，杜聰明把這五百圓完全用在藥理學教室裡，扣除學生講義、實驗花費後，全部用於添購圖書及設備，至於他本人的研究經費則仰賴中央研究所，完全不動用到藥理學教室的經費。
一九三三年二月，杜聰明的第一位弟子邱賢添向日本京都帝大申請博士學位獲准，消息傳開，首次打響了藥理學教室的名聲。這件事意味著「在台灣跟隨杜聰明做實驗，也有可能獲得博士學位」，一時之間，想進藥理學教室做研究的人數大增。不久，杜聰明的第二、三位大弟子高敬遠、呂阿昌也分別獲得日本岡山醫科大學以及京都帝大的醫學博士學位。如此百分之百的命中率，使得藥理學教室的招牌更加耀眼，甚至連在台灣的日本人都慕名而來。
學生人數增加固然值得欣慰，但是，這麼多學生要研究什麼題目才好呢？杜聰明仔細考量後，替藥理學教室的門生訂出三個方向：中藥、鴉片、蛇毒。
乍看之下，這三個主題都無特出驚人之處，彼此也無關連；但若仔細分析，才會發覺它們的共通點：全是深具本土色彩的研究主題，取材方便，占盡先天優勢。
先看中藥，它是漢民族的國粹，擁有五千年的歷史。杜聰明認為雖然歐美、日本也曾斷續做過不少中藥成分的分析研究，但終是未能把握住整個中醫體系的精髓，這副擔子還是應該由中國人自已來挑。
再看鴉片與蛇毒，它們都是當時台灣社會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前者，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鴉片專賣制度推波助瀾下，嚴重危害台灣人民的身心健康；後者，則是因為天然地理環境適合蛇類生長，而每每釀成毒蛇傷人的慘劇。
杜聰明為何能如此準確的切中這三項主題？台大醫學院藥理學科教授張傳炯認為：「因為它們全都明擺在眼前，根本不需費心去找。」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前台大醫學院院長彭明聰表示，早在一九三０年代，台灣本土科學一片荒蕪的情況下，杜聰明就已知道應選擇適合台灣研究條件的冷僻主題，眼光實在非常遠大，「他在研究上真正是一位先驅者，」彭明聰指出。
近幾世紀，鴉片成癮的問題由東南亞傳到福建、台灣，乃至整個中國大陸。日本剛剛占領台灣時，面對鼎盛的吸鴉片風氣，共有兩派不同主張－－漸禁論與嚴禁論。民政局長官後藤新平最終裁決採用前者，並建立對日本政府最有利的鴉片專賣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台灣本島不得種植嬰栗花，但可自國外輸入生鴉片，由專賣局(即現今菸酒公賣局同一棟建築物)負責製造鴉片菸膏，販賣給領有許可證的已上癮人士。至於原本未吸食的人，也就是未經特許者，一律嚴禁吸食。
這個制度為何對日本人有利？首先，鴉片專賣收入對總督府是一筆可觀的財源，紀錄顯示，被特許吸食鴉片的台灣人數最高曾達到二十多萬，約占總人口的六．三%；即使吸食者由於自然死亡，人數逐年遞減，專賣局也可以提高鴉片售價來平衡收入，或是將生產過剩的鴉片膏銷往中國大陸，並不吃虧。
此外，這項制度還可防止在台日人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是「既有賺頭，又不會傷害自己人」的最佳良策。
不過，話說回來，漸禁政策還是收到了一些效果。到了一九二０年代末，台灣吸食鴉片的人口只剩下約二萬五千人。
但是，這樣的成果依然不能令充滿新思想的台灣知識青年滿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家境富裕的台灣青年赴日留學，眼界大開，心中生出了民族自決的想法。他們學成歸台後，開始推行各種社會及政治運動。其中，由蔣渭水為代表的台灣民眾黨，屬於比較激進的一支。他們對於日本政府處理台灣鴉片問題的消極態度非常不滿，首數度上書總督府，要求日本政府強制治療鴉片癮者，但都被殖民政府拒絕了。
台灣民眾黨眼看請願無效，便一狀告到上海去，由「中國國民拒毒協會」轉送日內瓦國際聯盟。這時，在國際壓力下，台灣總督府才急急忙忙決定，設置台北更生院為鴉片矯治所，授命杜聰明為醫局長(院長雖由一位日本人掛名，但實際上所有的營運管理都是由杜聰明負責)。
他們會找上杜聰明來負責更生院，不是沒有來由的。
從歐美留學回台後，杜聰明就已計畫要研究鴉片與嗎啡(morphine，由鴉片中萃取得的生物鹼)上癮的問題。經由崛內校長協助，杜聰明進入鴉片專賣局擔任「囑托」(臨時編制人員，職位可高可低，彈性很大)，研究慢性嗎啡中毒治療法。
杜聰明檢驗過鴉片成分後，發現台灣專賣局所製造的鴉片菸膏中，嗎啡含量僅有五%，其中又只有十一%的量會通過鴉片菸槍。根據這些數值來估算，真正進入鴉片癮者體內的嗎啡量，其實相當低微。換句話說，斷絕鴉片癮應不是件困難的事。
首創毒癮尿液篩檢
一九二九年三月，杜聰明帶著弟子邱賢添來到著名的乞丐收容所愛愛寮，準備展開鴉片斷癮的臨床研究。愛愛寮位在現今萬華市郊的貧民窟中，是一棟紅磚築成的矮屋，裡面住滿了貧病潦倒的失意人，相當於一間私人慈善機構。徵得負責人施乾同意，杜聰明在愛愛寮設了一間醫療室，開始免費為乞食寮中染有鴉片癮的人除癮。乞丐群龍蛇雜處，加上有些癮者還染有各式併發症，治療起來，相當棘手。但是．經過半年的努力，效果非常顯著。
於是，杜聰明對於自己發明的治療方法更有信心了。同年九月，他上書總督府建議設立專門矯正治療鴉片癮者的醫院。
一九三０年一月，只有二十床的更生院匆匆成立，剛好趕在國際聯盟派人來視察前一個月。同年十月，更生院才遷進專屬的二層樓院址，成為擁有一百五十個病床的大醫院。就在建院的同時，日本殖民政府一邊進行台灣全島的鴉片吸食者大調查，除去菸癮太輕以及年齡老大或身染重病的人之外，適合矯治的鴉片癮者共有一萬七千多人。
在這段期間，杜聰明又增收了許多擁有醫學或化學背景的研究生，研究鴉片癮者的生理及行為，包括癮者的死因、死亡率、自殺率與犯罪的關連等。這些實驗結果後來由日本外務省提到國際聯盟上報告，成為鴉片癮研究方面的權威學術資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杜聰明實驗室首創藉尿液篩檢是否吸毒，這個方法直到現在還被全世界採用。
在臨床治療方面，杜聰明採用的是介於禁斷療法和漸減療法之間的方法，他在患者藥物內加入少量嗎啡，抑壓癮者迷走神經的緊張狀態，緩和患者的禁斷症狀，以減輕戒癮者的痛苦。這個方法非常管用，許多吸食鴉片多年的老菸槍只花了一個月，就斷癮出院。
到了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時，全島只剩下約五、六百名鴉片癮者。次年六月，更生院(光復後改名為台灣省立戒菸所)完成它的歷史任務，結束營業。在它存在的十七年期間，共矯正了數萬名鴉片癮，解決了一項在當時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事過境遷，連鴉片都沒見過的現代人，多半已全然遺忘杜聰明奮戰鴉片的這段光榮歷史。
另外，在鴉片癮者研究方面，杜聰明師生的成果也可以稱得上是「空前絕後」；因為從那以後，世界各地再也沒有如此密集的研究素材(即鴉片癮者)可供臨床實驗了。
毒蛇故鄉
若單以個人研究成果來論，杜聰明一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題材，應該要算是鴉片癮研究；然而，若要論對基礎科學的深遠影響，蛇毒研究的代表性又遠超過鴉片或中藥。
台灣地處亞熱帶，山林鄉間到處都有蛇類出沒。根據統計，台灣本土蛇類共有五十一種，其中十五種為有毒蛇。有毒的蛇中，又以六大毒蛇最為著名：雨傘節、眼鏡蛇(又名飯匙倩)、百步蛇、龜殼花、赤尾鮐(俗稱青竹絲)及鎖鏈蛇，毒蛇傷及人畜的消息時有所聞。
除了分類學之外，早期台灣蛇毒研究都集中在血清方面，最早的一篇報告是日本人山口謹爾於一九二一年所提出的「台灣產蛇毒之血清學比較研究」。至於血清治療法，也早有人提出；但是，對於台灣蛇毒本身的藥理及毒理作用，一九三０年代以前都沒有人研究過。
這個本土色彩濃厚且深具發展潛力的領域，很快就引起了杜聰明的注意；他為藥理學教室學生擬出四項漸進的研究目標。首先是彙整統計資料，記錄台灣毒蛇傷人的確實數據。接下來，要研究蛇毒的毒理作用以及致死原因。第三項目標是找出各種毒理作用的治療方法。最後一項目標，則為研究蛇毒在藥物方面的利用價值。
在統計數據方面，杜聰明將一九０四年到一九三八年間，台灣毒蛇傷人案例一萬二千多樁蒐集起來，整理出非常詳盡的毒蛇傷亡統計資料，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在蛇毒毒理方面，藥理學教室的第一篇報告是由邱賢添所提出來的「台灣產響誌蛇類(crotalidae)蛇毒之毒物學研究」系列三篇報告。隨後，日籍學生岩瀨祐一也提出「飯匙倩蛇毒之毒物學作用」研究報告。
從此，蛇毒研究在杜聰明所主持的藥理學教室中，便成為一項不曾中斷的傳統，從醫專時代延續到台北帝大時代，又從台北帝大時代傳到台大醫學院時代，貫穿近七十年而不輟，成為台灣土壤中第一株開花、結果的科學樹。
由歷史角度來看，蛇毒研究的關鍵人物，當首推日據時代唯一的台籍醫學教授杜聰明。當年，多虧杜聰明挑選出蛇毒這項深具本土優勢的研究素材，並帶領一群高素質門生打下扎實基礎，才使得這項研究完全沒有受到日本戰後撤退的影響，牢牢根植在台灣自己敗環境與人才之中，日後，也才有機會在一九六０、七０年代大放光彩。
(本文摘自第一章「源頭」)
書名：台灣蛇毒傳奇－－台灣科學史上輝煌的一頁
作者：楊玉齡、羅時成
出版公司：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九六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