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參加一個討論亞洲文化的國際性會議，每個見到我的亞洲電影界朋友都說：「你們台灣電影的發展，是我們的典範。」
我真是百口莫辯。在台灣，所有的人都說台灣電影是失敗的；但是，它在國際上這麼成功，台灣人卻不知珍惜。
韓國電視台曾經來台訪問許多很厲害的導演，播出之後非常成功。不過，令韓國觀眾最震驚的，是西門町幾位觀眾的訪談，他們說：「台灣電影是票房毒藥，太悶了，我們不要看。」「台灣電影那麼難看，不知道國際影展為什麼要給它獎？」
台灣人已經養成一種非常奇怪的粗俗與自大。我覺得道跟政治有關，因為從總統開始就對人不尊重，上行下效。想想看全世界影展的高水準，如果自己沒有趕上那個程度，也許可以說「我不太懂」或「可能欠學」等。
台灣人到國際影展，每個人都是昂著胸走路；威尼斯影展全世界一年只選二十部，我們每年都入圍，這表示台灣的藝術文化水準已經到了某一個地步，人家不敢忽略。但是，台灣人自己卻對電影、對藝術文化都不尊重，這是非常令人難受的地方。
我想，台灣觀眾不可能都不喜歡這些新電影。其實，大家看過這些電影的比例很高，也許不是在戲院罷了。只是，台灣肴電影的整體環境非常不好，戲院裡不但髒，還有很多觀眾吃東西、當「影評人」。電影院的放映設備也差，常常聽不清楚、或是畫面太黑，讓觀眾無法領略電影的聲光之美。
在台灣，進電影院已是折磨，而不是享受；許多看電影時應有的愉悅層次，都被客觀環境磨損掉了。所以，把台灣電影的不景氣，全誤導為所謂的「商業」與「藝術」之爭，是不大對的。這一點，媒體要負部分責任，它對新電影有時候過度支持。新電影在報紙上所占的比例，往往超過它票房和投資額所占的比例。有些媒體非常厚愛台灣新電影，但是在分析問題時，多半未能探循到根源。
期待電影新未來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台灣電影，事實上，台灣一直沒有自己的電影工業。「西施」、「貂蟬」、「梁祝」等舊電影，全都是港片；凌波、葛蘭、林翠等老明星，也都是港人，只是我們以前認識不清，把他們都當成是自己人。一直等到李翰祥等導演將商業電影拍法帶來台灣，才有國片擠進賣座排行榜；才有所謂的「台灣片」。
到了七０年代，台灣電影界自己發展出「瓊瑤式」電影，逐漸有了東南亞的市場。但是，這也只是一窩蜂的現象，沒什麼根基，終於慢慢喪失它的吸引力。電影界這時候不隨潮流去求變，卻全部怪新電影，實在是很荒謬的檢討方法。從來沒有人以歷史的角度去看新電影－－八０年代台灣新電影的興起，其實是因為當時台灣有股尋根的期望。
要知道，電影以前是被官方管制的媒體，無法自由競爭。但是，解嚴之後，台灣政治已經跟黑道、金權掛鉤，電影界的資源也在重新分配。大家產生非常強的侵略性和排他性，進行不擇手段的「奪權」，而對於部分巧取豪奪的電影界人士，政府卻未能有效控制。
而且，台灣一直沒有反托拉斯法規範跨媒體經營者，很多電影業者同時都是錄影帶店、第四台，甚至衛星的老闆，完全壟斷。這造成台灣許多新導演就算電影賣座很好，也多賺不到一毛錢，因為無論賣給哪一家片商，價錢都一樣。
不過，最近還是有些看了令人高興的電影，顯示台灣電影仍有綿延不斷的生命力。新電影這麼多年，一直只有侯孝賢、楊德昌、萬仁等幾位導演，都在談國家民族和台灣人的身分認同等問題，屬於很農村式的、很人文價值的味道。
如果觀察第一代導演的成長年代與背景，就能理解他們為什麼多扣和政治等大型議題有關的題材。例如萬仁，小時候常常和媽媽到獄中探望坐政治牢的親友最近他又拍了一部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超級大國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本來感覺台灣新電影已經走到死路上，這一、兩年，幾位「第二浪潮」新導演出現了，他們的歷史背負感，顯然沒有上一代那麼大，題材都很都會、很貼近現實。他們拍出了新一代青年自己所在乎的內在感受，例如寂寞、孤寂、毀滅、沒有出路等等。但是這些導演也很誠實的面對這種感覺，像蔡明亮的「愛情萬歲」及易智言的「寂寞芳心俱樂部」，他們的電影美學都已經改變了，讓台灣電影有一種新的魅力。
至於台灣電影界的未來，到底有沒有希望，我不敢說。除了和朋友一起籌錢，成立私人的「電影推廣文教基金會」(台灣電影中心)，幫我們想幫的好電影推向國際，其他的一切，我自己是真的有點束手無策了。
(李慧菊、馬萱人採訪，馬萱人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