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拜讀龍應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看到這一句：「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感觸特別深。
我十一、二歲時，離開家鄉平度到青島讀了一陣子書，之後從青島上船，又從海南島搭船到基隆，之後，就一直在台灣了。
真的是「上了船，就是一生」，只是上船的當下，並不知道是如此。
八、九歲時，因為家裡已經沒有家人，有幾年的時間，我就在彩虹姐跟二嫂家輪流住。
我在彩虹姐家住的某段期間，有一天，我走在街上，突然有個人跟我打招呼，那個人是我二哥以前游擊隊的部屬，姓宋。這位宋隊長跟我二哥一樣，都是滿腔熱血的青年，我二哥過世以後，就由他接任隊長，繼續抗日。
我們寒暄了幾句，他問我：「你現在住在哪裡？」我就一五一十跟他講我的近況。他聽了以後問我：「那你願不願意到我家裡去住？」他說，如果我願意去他那裡住，只要回到當初我二哥犧牲的那個地方，問人說要找「宋隊長」，人家就會帶去見他了。
畢竟我是一個沒有生產力的小孩子，長期住在二嫂和彩虹姐家，給人家裡添麻煩，我心裡也過意不去，便先口頭答應了。
回彩虹姐家後，我跟她提到此事，她本來也認識宋隊長，便說：「那你去看一下也好，如果覺得好的話再留下來，覺得不好的話，你就趕緊回來，知道嗎？」
於是，我找一天就去了。宋隊長過去與我二哥有深厚的袍澤情誼，所以很照顧我。到了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游擊隊的戰士們都各自解甲歸田，回老家去耕種田地或經營原本的事業，宋隊長問我：「你是要回自己家呢？還是要跟我回去？」我家宅子跟宋隊家距離只有一點五公里，但那裡已經沒有親人了，回去又如何？我便說：「我已經沒有家了，還是跟你住。」於是，就這樣在宋家住了幾年。
宋隊長家裡還有兩位夫人，但都沒有孩子，他大太太對我特別好，我都敬稱她為大姊。他們一家都是讀過書的人，對知識是十分看重的，雖然我只是個寄居的孩子，大姊仍費心安排我上學讀書，彼此情感甚是親厚。
從青島到海南島
但這樣的太平日子並不長久。一九四六年，國共正式開戰，到一九四八年，戰事打得白熱化。宋隊長是個很好的人，說一打仗東跑西顛，我長時間跟他住，也不是辦法，他打聽到青島有一個臨時中學，專門收容戰時流離失所的孩子去讀書，是政府支持的學校，免學費，問我願不願意過去讀書。
我心想，這也是不錯的機會，便答應了。宋隊長很周到，派人帶著我從平度到青島，找到了學校，跟校長報告了我的狀況，之後我就開始在青島住校讀書。能夠繼續學業，我當然很高興，只是日子過得真的頗清苦。當時因為內戰，烽火連天，百姓很難正常生產，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吃。我們的伙食很慘澹，每天早晨，學生就拿著碗排隊，去領一碗小米、大米之類的穀物煮成的湯粥，而且一個人只能領一碗，每天只供應兩餐，完全沒有蛋白質。對我們這些正值發育的小孩兒來說，當然不夠，每天都餓得慌。每次餓的時候，我就更發憤讀書，強迫自己把心思放在腦袋而不是肚子上。
這種在飢餓中求學的日子過了大概一年。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四九年的農曆五月五日，一大早，老師就到宿舍宣布：「現在我們要撤退到台灣去了，不想去台灣的人，就回家去吧；不想回家的人，就跟著我們去台灣吧。」
我對台灣的想像，僅限於地理課本裡的介紹，那兒有產香蕉、那兒的氣候溫暖、土壤肥沃，那兒的山嶺不像我們這裡光禿禿的，都長著高樹茂林……但不管讀了多少關於台灣的資料，對我們來說，那裡就是一座遙遠而陌生的島嶼。
很多同學不想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就選擇回老家了，但我家早已家破人亡，當然選擇跟著校方。選擇跟著學校走的這群孩子，大約都是十出頭歲的少年，只有一個最年長的是十七歲，男男女女加起來大約有兩百多人，就這樣跟著部隊，一路浩浩蕩蕩，準備從青島上船到台灣去。
負責保護我們的軍團司令，是劉安祺上將，他後來到台灣以後還當過陸軍總司令。他也是山東人，把我們這些人都當做故鄉子弟，慈愛有加。我們這些毛孩子不會拿槍也不懂打仗，對部隊來說還真是無用的累贅，但他還是派人保護我們、供我們吃住，沒事的話，甚至還讓我們讀書。
帶我們到台灣的船叫做「海張號」，我從沒看過這麼大的船，大概有七、八千噸大。那艘船非常深，船上的指揮官把我們安排在底艙，這艘船原本是運煤的，一進去，衣服全都沾得烏漆嘛黑，而且底艙的空氣相當窒濁，令人難受。
奉劉安祺將軍之命來保護我們的屬下，怕我們在船底下悶死了，把我們從底艙全都拉到甲板上來，一上來，那感受真是好比從地獄到天堂。
在碼頭上時，部隊就發給我們每人一個山東大餅充飢，知道我們在船上可能沒什麼東西可吃，又給了我們另一個帶在身邊當乾糧。船在海上走了三天三夜，第三天，大家的餅都吃完了，餓得發昏。指揮官命人在船上燒了一鍋飯給我們吃，每個人只能分到一小半碗，也沒有任何菜餚可以配，但飢腸轆轆，真的覺得這小半碗飯是天底下最好吃的東西了。
本文節錄自：《築冠以德》一書，馬玉山著，李翠卿採訪整理，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