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遲去的訪問
六年前的春天，訪問了蘇俄及其他東歐國家後，旅程中最後的一站是南斯拉夫。那時正是狄托彌留之際。在華沙的美國大使館朋友建議： 「實在不是去那邊訪問的最好時刻。」
今年春天抵達南斯拉夫時，已經是一個遲了六年的訪客。
首都貝爾格勒，意為白色的城市，卻已被一片綠色所籠罩，它雖不雄偉，但很開闊。多瑙河上的鐵橋挺立著，汽車從橋這邊來，橋那邊去，市區到處見到打扮入時的南國男女，路旁咖啡桌上坐滿了聊天的人。誰能相信這個位在巴爾幹半島的中立國家，正面臨著最嚴重的經濟風暴與政治危機？
六年之前就想去實地觀察，因為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在狄托三十多年的執政下，南國產生了遠比它國力更大與更多的影響。在國際政治上，它勇敢地脫離了蘇俄的控制與威脅，變成了不結盟國家的領袖;在經濟上，又放棄了教條式的共產主義，嘗試「勞工自治」的社會制度，倡導所謂「修正的社會主義」。
不結盟國家領袖
南斯拉夫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代間，曾獲得了相當高的經濟成長：實質國民生產毛額達六．八%、每人實質國民生產毛額為五．七%。一九八四年在塞拉雅伐城舉辦的冬季奧運，提高了南斯拉夫的國際地位，目前又在爭取做一九九二年奧運的地主國。
與其他共產國家相比，南斯拉夫還另有一大驕傲：人民可以隨時申請護照，到國外工作、旅行、讀書，出入自由，不需要出境證或入境證。政府不擔心人民會離境造成嚴重的人才外流，也不擔夠國外的人民回來會引發事端。
反對共產主義與反儭磪誑D義的人，也希望南斯拉夫的修正路線能夠在兩個極端之間，提供一個折衷的途徑。如果南斯拉夫模式曾一度引起世人對它的熱望，那麼今天的南斯拉夫正面臨著最嚴重的考驗。
二、具有東西方世界面臨的問題
南斯拉夫自一九四五年獨立以來，所面臨的問題既複雜又棘手－宗教上的、種族上的、地區上的、經濟上的、制度上的。
這個國家在體制上是由六個共和國及二個自治省所組成，彼此強烈地爭取自己權益，互不相讓。
例如在二次大戰中，南斯拉夫傷亡的人數近兩百萬，其中一半是反抗軸心國的兩個組織之間的相互殘殺。其中一個組織即由狄托領導，而後變成當權派。
南斯拉夫又走一個種族複雜的結合體，它包含了隸屬六個國籍的十八種不同的民族；信仰三種不同的宗教；使用三種官方語言及多種方言。在地區上，北方的人民所得高出南方六倍之多，一位研究所得分配的西方學者指出：「國內南北二地區的差異超過美國與南斯拉夫之間的差異。」
英國歷史學者辛格頓（Fred Singleton）在他「廿世紀的南斯拉夫」一書就強調：每一個共和國全力發展自己的「紅色小資產階級」－在當地的共產黨部中獲取政治權力，在當地的工廠及銀行中獲取經濟利益。
正因為這些歷史上、文化上、宗教上不調和的背景，地區所得的懸殊，各地區強烈的獨立性，以及鄰國與列強的虎視眈眈，南斯拉夫常被稱為是「歐洲的火藥庫」。
在灰色辦公大樓中，一位政府首長毫不忌諱地說：「外交政策上，我們不屬於兩大集團，但在近年來遭遇的困難上，我們則環抱了東西方世界常出現的問題。」這個人口二千三百萬的國家，怎會陷入這樣的困境？要討論這個問題必先要從狄托開始。
三、狄托的角色
南斯拉夫與狄托（一八九二～一九八○年）是不能分割的。在南斯拉夫各地，隨處可以見到這位被譽為「廿世紀最引人注目領袖」的照片。他生於西北部的格羅帝亞（在一九一八年前屬於奧匈帝國的版圖）。他來自一個貧窮的農家，信奉天主教，有十二位兄弟姐妹，排行第七。年輕時代做工人時就參加了工會以及社會黨，此後的一生就離不開工運與政治活動。
在狄托八十多歲的生涯中，後半生的所做所為左右了南國的命運：
四十五歲（一九三七）：變成南國共產黨領袖。
四十九歲（一九四一）：納粹攻占南國，組織游擊隊對抗。
五十三歲（一九四五）：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於十一月宣佈成立，次年當選總統。
五十六歲（一九四八）：脫離史達林的控制，對抗蘇俄的經濟封鎖，走上社會主義的獨立路線。
五十八歲（一九五○）：推動「勞工自治」的社會主義。
五十九歲（一九五一）：與美簽訂軍援協定，在一九四九～六五年中獲得軍經援助二十九億美元。
六十三歲（一九五五）：鼓吹南斯拉夫成為不結盟國家領袖。
六十八歲（一九六○）：鼓吹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
八十二歲（一九七四）：被國會選為終身總統，共產黨選為終身黨主席。
八十八歲（一九八○）：五月四曰逝世，葬於前都貝爾格勒。
最富有的共黨黨員
狄托出身貧窮，但是當權以後，過的是「世界上大富蒙」的生活，他之喜歡豪華的飛機與別墅、名貴的汽車與遊艇，不是隱藏的秘密。知識份子諷刺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共產黨員」，可是也有些勞工天真的認為：「我和他出身一樣，如果他能夠享受這些，我倒為他高興。」
狄托死後留下二十多處官邸與別墅，許多的珠寶、首飾及私人收藏。他的遺孀希望能得到大部份的遺產，南國政府則認為只有一小部份屬於狄托私有，並且已經把他的多處官邸開放展覽或變成會議場所。目前雙方正在就財產的處理對簿公庭中，這一爭執正是當前西方媒體的一個話題。
在南國人民的心目中，狄托有三項偉大的成就：二次大戰期間領導游擊隊反抗德軍占領；戰後反對史達林的控制，使南國變成了不結盟國家的領袖；又推行所謂「勞工自治」的社會主義，以別於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
誰在治理南斯拉夫
他逝世六年後的今天，大多數西方觀察家則認為：南國人民對他的尊敬正在逐漸衰退，因為人民覺察到，他在經濟政策與政治運作方面，留下了重大的後遺症。
一位經常去美國教書的政治教授說：「狄托在世時，他能使這個複雜的國家運作，而今天則陷入了癱瘓。」知識份子與一般人民都公開批評政府沒有效率，對重大的政策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目前最受批評的是狄托晚年所決定的「集體領導」制。在這個制度下，大家都在問：「誰在治理南斯拉夫？」
不論是在自由世界或在共產世界，本國的人民當然知道他們自己的領袖，外國人民也常知道。以前唯一的例外是中立的瑞士，瑞士的總統任期一年，每年輪流一次。因此，當他在蘇黎士坐電車的時候，一般乘客認不出他來。現在，則要加上南斯拉夫。
狄托所設計的集體領導制，是避免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種族，任何一個人物獨霸，因此，黨主席、總統及總理都是輪流擔任。
就黨而言，狄托在世時，就把黨分成八大區，每區有它的主席、中央委員會及工作人員。每一區在黨中央有同等代表權，狄托是黨中央主席。現在此一主席職位是由六個共和國及二個自治省輪流，任期一年。
在集體領導制下，總統也是由八個地區的代表輪流擔任，任期一年，也就是每八年再重複輪流；這八個區域代表加上黨主席，就組成中央決策委員會。
內閣的總理任期四年，也是輪流擔任，總理不是靠裁決來推行政策，而一定要靠絕大多數閣員的同意。事實上，如果有一位強烈反對，就無法達成協議。
內閣有二十九位部長，部長人選也是由八個地區分別指定，被指定的部長在內閣會議所爭者，不是全國的利益，而是代表地區的利益。
外七內八的國家
南斯拉夫的經濟體系也分成八部份：每一地區有它的中央銀行、經濟發展體系、國際收支帳、以及警察及自衛軍。因此有人很正確地形容南斯拉夫是「外七內八」的國家－外面與七個國家為鄰，裏面又有八個國家。
一位南斯拉夫的歷史學者指出：「這個「內八」是導致政策僵局的罪人。狄托生前是一位有決斷的領袖，可惜「大樹之下長不出草來」，死後遺留下的這個集體領導，已經產生了領導的真空，目前沒有人能，也沒有人敢來彌補這個權力的真空。」
南國的另一位著名小說家葛息克（Dobrica Cosic）公開地批評：「就掌握與運用權力而言，狄托是一個偉大的政治領袖，但他沒有一個清晰的策略引導我們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沒有紅星和十字架
毫無疑問，狄托對戰後南斯拉夫的建國藍圖、外交路線以及社會主義的修正有他的貢獻。可是去世六年來發生各種問題－尤其是政治運作及經濟制度上－使越來越多的南國人民認為他在生前沒有做最好的安排。
也許正如一位崇拜狄托的工人所說：「要把他死後所發生的各種問題歸在他身上是太不公平了！」
也許也正如另一位歷史學者所說：「一個真正偉大的領導者，不僅在於他生前的貢獻，也在於他死後的影響。」
也許一個客觀的評論是：沒有狄托的堅強領導，就不會有獨立的、一度受到國際尊敬的南斯拉夫;也正因為他的終身領導，帶來了今天八雄並立，群龍無首的癱瘓。
狄托是共產黨員，也是天主教徒，但在貝爾格勒的狄托靈柩上面，沒有代表共產黨的紅星，也沒有代表天主教的十字架，這是狄托生前的安排，因為他要把自己塑造成屬於全南斯拉夫，只可惜他生前的其他安排並沒有這樣順利。
四、社會主義 下的「勞工自治」
從一九五○年起，狄托就勇敢地放棄了蘇俄式的生產工具國有，與全面控制經濟的統治制度，而改為「勞工自治」的社會主義（Self management Socialism）這一制度被南斯拉夫認為是推動馬克思理想的獨特頁獻。
勞工自治的基本前提是工廠的生產工具、生產資源以及其他資產，不屬於政府任何團體或個人，而屬於整個社會。在這一前提下，每一勞工可以有機會公平地運用社會擁有的生產工具與資源，來為個人及社會謀取利益。
這一制度的運作是透過勞工互推代表所成立的「勞工委員會」。它決定生產的目標、投資的金額、產品的價格，及所得與盈虧的分配。也就是一個工廠（或一個事業）的這些重大決定，從政府的手中轉移到了勞工本身，或者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允許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廠商參與。
勞工自治首先應用到經濟部門，後來擴展到教育、科學、文化及社會服務部門。按照規定，任何超過十八歲的勞工可以選舉，也可以被選為「勞工委員會」的委員。除非觸犯法律，勞工不能任意辭僱。
可惜，這個以工人權力為中心，以廠商自決為工具的制度，經過三十多年的實驗，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已經一再發生流弊。在南斯拉夫，公開批評這個制度正如批評狄托一樣，是相當忌諱的。在私下的談話中，一位負責工廠管理的中年人，喝了幾杯啤酒以後，在餐館中坦率地指出了幾個缺點：
(1)、「勞工自治」的決定，事實上都變成了勞工以自己利益為中心的決定。如果產品有相當的市場獨占，其結果是價格高，但品質並不高。
(2)、當勞工不能爭取到更多自己的權益時，常採取二種方式反抗，一是低效率與低品質，一是集體怠工或罷工。近年來各地區的工廠常發生這類事件。
(3)、當勞工意見不一致時，常常無從立刻決定。如果有些勞工贊成以加班來增加產量，爭論不休時，常變成議而不決。
(4)、「勞工委員會」理論上是由勞工自己推選，實際上全由黨部安排。而負責人又常是黨的負責人。因此，從他們的觀點，黨對工人的有效控制，遠比生產效率更重要。這就是說：寧可在缺少效率的現況下勞工相安無事;而不要為了引進新技術，造成勞工的不安而發生爭執。
個個要當主角
其他的抱怨與引發的問題很多，如一位著名的演員說：「當勞工自治用到我們演藝人員身上時，開會時個個都要擔任主角。因此本來只要三個主角的劇情，就要改成八個主角。」
當護士討論工作分配時，誰也不願意在晚間及周末工作。
當農業推廣人員討論推廣地區時，誰也不願意去偏遠地區的鄉村。
此外，由於勞工自治委員會的規定，一輛運貨火車需要五天到六天時間才能行駛二百哩，因為火車每經過一個共和國或自治省時，就必須要換當地的火車引擎。
每一個共和國更不顧本身經濟規模，儘量設法貸款來發展工業。當八個地區都要發展煉油工業時，造成了設備過剩的重大浪費。
此外，勞工自治需要開太多的會，太多的公文來回，造成工廠中人力利用的浪費。
勞工自治的法規有七百多款，一位法律學者在他的辦公室中指看那厚厚的法令說：「有這麼多複雜的條文，那一個勞工能弄清楚？這就違反了勞工自治的精神。」
不再自誇
正因為勞工自治不走想像中那樣的順利，一位美國大使館的官員提出了他的觀察：「北平以及其他東歐國家已經很少派人到這邊來瞭解這個制度了。」
今天的南斯拉夫政府對勞工自治，已不如狄托生前那樣地向全世界標榜自誇了，而只強調這是「適合南斯拉夫國情的一種制度」。
一位西方記者不久前問前任總理，是否南國人民深信這個制度，羅必克（Mitja Ribicic）回答得很技巧：「在我們經濟健康的時候，人民比較相信它。」
正如一位經濟學者萊沙維克（G．Lazarevic）所指出：「要使「勞工自治」發揮潛力，必先要決定，在社會主義國家下到底允許多少市場自由？同時要確切分估，參與「勞工委員會」的委員到底是真正的勞工？還是行政官僚？或是黨的代表？」
很多人認為，馬克思的思想根本不能用來當做一個建國的制度，只是反叛者的抗議。如果在狄托所謂修正的社會主義之下的「勞工自治」，不要被後世譏為「抗議」，而真能變成一個切實可行的制度，那麼一定還要大量注入工資誘因、利潤誘因，以及真正的決策權。
五、實驗者還是冒險家？
當狄托在世時，他倡導的不結盟運動與勞工自治的社會主義曾受到國際輿論的稱讚。一九七三年他獲得的尼赫魯獎行走了他對增進國際瞭解的頁獻；一九七九年在古巴哈瓦那第六屆不結盟國家的大會上通過了決議，讚揚他在「建立一個更平等的、公正的、與和平的世界秩序」方面的努力。
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世事的演變常常可以使讚譽曇花一現，也可使責難變成明日黃花。如果國際舞台上沒有永久的朋友與永久的敵人，那麼國際舞台上更沒有永久的讚譽與永久的責難。
當新的嘗試有成功的跡象時，嘗試者就被稱為實驗者。
當新的嘗試有失敗的跡象時，嘗試者就被稱為冒險家。
南斯拉夫在外交與經濟上的嘗試，過去曾有過它的風采，今天則因經濟上的重重困難與集體領導的癱瘓，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
正如走在鋼索上的俠客，一出場時，曾受到熱烈的掌聲，現在則搖搖欲墜，這是一場還沒有演完的戲，依照目前所有的跡象來看，今天的南斯拉夫更像是一個冒險家！
一片藝術的天地
好幾位南斯拉夫的朋友一起推薦要我認識齊文柯。他們說，他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希望的種子－－一個發揮個人才華及私人企業成功的例子。他們也告訴我，他在年輕男女心目中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為他的國家在維也納與巴黎的國際比賽中爭到光彩，如果貝爾格勒有選舉的話，他一定會高票當選。
一位從事國際行銷的朋友約好了上午九點陪我去看他。當這位朋友要引我進人他的公司大門時，我不禁有些失望，它只是一間狹小的門面，上面簡單的寫若二行字：Zvonko（齊文柯）及營業時間。推門進去，這位令年輕人著迷的齊文柯正在工作－－為一位年輕的男士剪髮。他跟我們打了招呼後，又專心於他的顧客。他個子不高，看來不到中年，非常斯文，穿了件白色工作衣。
塑造年輕人新形象
這就是「塑造年輕人新形象」、國際聞名的髮型設計師。
他的「辦公室」不到十五坪，牆上除了一張狄托的照片及四張髮型照片外，掛滿了他參加國內髮型設計比賽的各種獎狀。兩邊的椅子坐滿了，另外還站了十多位客人，但只有四張剪髮的坐椅。看到這樣擁擠的工作環境，想到台北理髮廳的豪華，而裏面又有很多根本不會理髮的服務小姐峙，我不禁為這位南國大師叫屈。
十五分鐘後，他送走了客人，端來了小杯的濃咖啡，向我敘述他的經驗。
從小他就喜歡幻想，就喜歡設計，就喜歡藝術。但在現實生活中，他的雙親一再告訴他，還是要找一個既可以謀生，又可以吻合自己興趣的工作。
他說他更要感謝上蒼，他是少數的幸運者之一。高中畢業後在一個難得的機會中，他到倫敦去學習髮型設計。由於他領悟能力好，很快受到老師賞識，然後就半工半讀停留了四年。在遠四年之中，他肯定年經時候的幻想與設計可以表現在髮型上－－尤其是表現在歡喜追求新奇的年輕人的頭髮上。
回到貝爾格勒後，他先幫忙別人工作，學習如何適應這邊的環境，也慢慢地把西歐流行的髮型介紹到這邊來。他說：「我們是個很喜歡模仿西歐的國家，所以這邊的年輕人很快就能接受我的設計。」
八年前他決定自己開業，變成社會主義下的一個私人企業。開業後，他的顧客太多，有剪不完的髮，有洗不完的頭。以前政府規定私人企業僱用人數不能超過五位，自前年起改成了十位。日前他正在申請，想把目前的三位增加到七位。
得獎是成功的因素
他認為近十年來贏得的各種髮型設計比賽獎，是他事業成功的關鍵因素。在國內，他連續四年獲得全國髮型設計首獎。在他參加的國際比賽中，維也納得了銀牌獎，雅典得了金牌獎。南斯拉夫報紙對他得獎的報導是：「即使是髮型設計，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可以領先。」西歐報紙的稱讚是：「令人驚異的是，這位優越的設計師來自南斯拉夫。」
他的工作時間相當長，從上午八點到晚上八點，一周工作五天半。理髮收費受政府規定：剪、洗及設計一起，不得超過相當於五元美金的收費。每一位顧客平均大概要花五十分鐘。
他笑著說：「我不能太抱怨了。我一個月的收入大概是大學教授的三倍。」然後，他認真地說：「我每次去歐洲參加比賽時，都有很多人邀請我留下來工作，但我都拒絕了。在這邊，我的工作時間很長，報酬比西歐低得太多，但我是在這裏長大的，我要把我的手藝表現在南斯拉夫年輕人的頭上。」
他低下頭，想了想，又再補充：「當我每次看到一位年輕人很漂亮地走出我店門時，好像他（她）就在活生生地呈現我的作品一樣！在南斯拉夫，大家都知道這是我的作品，也許，我遠應當給顧客展覽費呢！」
我禁不住追問他：「你最大的工作樂趣在那裏？」他喝完了最後一口咖啡：「不是我的收入，不是我的金牌，而是我的顧客。他們給我機會來表達我的自由意志。在他（她）們的頭上，我有一片藝術的天地，在那裏沒有人可以阻止我的想像力，也沒有人可以干涉我的創造力。對一個藝術家來說，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嗎？」
